这篇颂诗，宛如一曲华美的乐章，在《大雅》的篇章中独领风骚，它深情地歌唱着周王朝的缔造者——文王姬昌。朱熹曾在《诗集传》中，借助《吕氏春秋·古乐》的篇章，为我们揭示了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和深层含义。他指出，这首诗是周人为追思文王的德行而创作，它阐明了周朝之所以受命于天而取代殷商的原因，更以此告诫后来的成王。这样的解读，使得我们对这首诗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当我们深入品读这首诗时，不难感受到那种恳切叮咛、谆谆告戒的情感。余培林在《诗经正诂》中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首诗的主旨，即“敬天法祖”。这四个字，简洁而深刻地揭示了诗歌的核心思想。

在《诗经》的众多篇章中，歌颂文王的诗篇屡见不鲜，而此篇之所以被置于首位，不仅因为它的作者是备受尊崇的周公，更因为诗中所表达的那种重大的政治主题和对西周统治阶级的深远影响。文王姬昌，这位周人的崇敬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和周王朝的奠基者，他的一生都在为着一个目标而奋斗：那就是使一个偏居西北的农业小国逐渐崛起，最终与殷商王朝分庭抗礼。他的智慧和勇气使得周国在他的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成为新兴强国，为后来的周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王不仅是周国的领袖，更是各民族反抗殷商暴政的政治联盟的核心。他以代天行道、实行仁德为旗帜，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抗殷商的暴虐统治。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领袖和这样的旗帜，周国才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并最终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因此，文王被尊为周王朝的国父是当之无愧的。

这首诗与其他歌颂文王的诗篇有着相似之处但也有其独特之处。作者在歌颂文王的同时也不忘以深邃的政治眼光向当时的统治者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诫。这种告诫既体现了作者的远见卓识也表达了他对周王朝长治久安的深切期望。

全诗共分为七章每章八句结构严谨韵律和谐。从第一章开始作者就阐明了文王得天命兴国的历史必然性；接着在第二章中进一步阐述了文王兴国福泽子孙的恩德；第三章则强调了王朝人才的重要性；第四章以殷商的灭亡为例说明了天命所归的道理；第五章则通过对比殷商贵族的今昔境遇来告诫人们天命无常的道理；第六章则明确提出了以殷为鉴、敬天修德的主张；最后一章则以文王的德行和勤勉为榜样鼓励人们效法文王以求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并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这种思想认为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他们必须奉行天的旨意来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然而周王朝在推翻殷商统治的过程中也吸取了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天命无常”、“唯德是从”的新理念。这种理念认为上天只会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如果统治者失德就会被革去天命而由有德者来代替。因此文王的子孙必须以殷为鉴敬畏上帝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

在表达这一中心思想时作者并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具体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例如作者通过歌颂文王福泽百世来启发人们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又通过殷商亡国的历史教训来引起人们的警戒；再通过殷贵族沦为周朝服役者这一事实来强调天命无常的道理。全诗语言恳切叮咛谆谆教导充满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和殷切期望。

在艺术表现上这首诗也堪称佳作。它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使得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的结构不仅使得诗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而且还起到了换韵的作用。此外这首诗还采用了四言为主、五言为辅的句式结构使得全诗节奏鲜明、韵律和谐。这些都体现了作者高超的艺术匠心使得这首诗在文王颂歌中独树一帜成为思想深刻、艺术成功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