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造谣的有效性，其原因主要源于谣言犹如一件华美的服饰，富有吸引力。就像英国哲学家培根在他的著作中所说：“诗人们把谣言这一怪兽描绘得娇俏又神秘，丰富多彩又深沉无比。他们对其的渲染，让谣言似乎拥有无数的观察眼，灵动的羽毛，多媒体的声音，以及无尽的耳朵。”古代的人们，将编造谣言诬陷他人的行为形象比作“罗织罪名”。诗中的“萋兮斐兮，成是贝锦”便是“罗织”的生动表现。谣言的妙处在于它富含花言巧语，如同斑斓的锦帛，能轻易地迷惑人们的心智，那些微脑不健全的统治者尤其容易受其所诱。

更令人警惕的是，造谣的行为通常是背后捅刀，暗箭使人备受伤害。受害者在果阿逆妨案发生后无法及时了解当前情况，更别提逐一反驳了。等他们察觉时，各种恶劣的影响已然发生。诗的第二、三、四章中，诗人生动且极其真实地揭露了造谣者的婆娑舞势和矫揉造作的伪善，以及他们怎样四处散播谣言，煽动人心。对于这种行为，诗人表达出强烈的愤慨，告诫这些谣言制造者：“你们小心你们的言辞，我不会相信你们的谎言！”“你们以为自己可以逍遥法外，但你们的行为必将遭到报应！”

造谣行为的可憎，就在于它以言语为武器，用极致的恶意毁掉别人的一生，却逍遥法外。对此，诗人对那些极尽恶毒的人发出深深的诅咒，期望天理可以对他们进行公正的惩罚。诗人对于他们不仅充满了恨意，更是骨子里的厌恶：“取他们这些造谣的人，交给凶猛的野兽！若野兽不愿意吞食，那就请将他们抛给冰冷的北方！若北方也不愿接受他们，那就请将他们抛给天空的上帝！”此情此景，正如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逃亡者》一诗中所描述的那样：“野兽不肯咀嚼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涤他的创伤。”

在整首诗的最后，诗人用自己的名字作为署名，使得这首诗成为《诗经》中一部分署名的作品。这种方式表明，此诗其实含有深深的痛感，是诗人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创作的。按照旧式的方式，它应该有一段详细的序文描述作者的遭遇，然后用诗的形式来释放愤怒。“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应是更好的表达方式。或许是后来选诗的人删除或丢失了序文，所以我们只能参阅诗的部分。

诗的作者孟子或许与罗马史学家司马迁有共同的境遇。班固在《司马迁传赞》中提到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而孟子也会共鸣司马迁的感受：“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因此，诗中对诬陷者的痛恨和无奈，如此真实而哀愤，也因此此诗能激起世世代代蒙受冤屈者的深深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