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代的庙制中，太祖居中，左昭右穆，文王被尊为穆，武王则为昭，因此被称为“昭考”。而“载见辟王”中的辟王，指的就是成王。这里的“载”字，可解释为开始，意味着助祭诸侯的朝见发生在成王刚刚即位的时候。在这个时期，成王虽为君主，但实权却掌握在周公之手，周公是实际的摄政者。那些隆重的助祭仪式，很可能是周公亲自策划和安排的。其目的，无疑是想让成王深深记住先王的遗训，继承并发扬光大先王的事业。

周公在摄政期间，极其尽职尽责，时刻不忘对成王的规劝和教导。《尚书》中的《无逸》一篇，就是周公对成王的谆谆教诲。在诗中，诸侯“曰求厥章”，面对如此重要的场合，年幼的成王显然无法独自应对，只能依赖周公的权威来作出回应。据旧说，《周礼》为周公所作，他对法度典章了如指掌，这从他对祭祀仪式的娴熟处理中也可看出。

《周颂·载见》与《周颂·雝》虽同为祭祀诗，但在祭祀对象和背景上却有着显著的不同。《诗经传说汇纂》中提到，“一以显耆定之大烈弥光，一以彰万国之欢心如一”，这正揭示了成王新即位时的时局特点和紧迫任务。

与《周颂·雝》所展现的“肃肃”“穆穆”的神态不同，《周颂·载见》更注重描绘助祭诸侯来朝时的盛况。朱熹评价这首诗时用了“赋”的字眼，确实，诗中“龙旂阳阳”四句，展现了赋的铺叙手法：鲜明的旗帜飘扬、铃声连绵不断、马匹金碧辉煌，整个场景热烈而隆重，气氛浩大磅礴。这种八方汇集的场面，无疑表达了对周王室权威的臣服和敬意。

在周颂的众多祭祀诗中，很多都只是简单地陈述祭祀目的，使用套语，而不考虑文学性。但《周颂·载见》却是个例外，它安排了生动的铺叙，让人在通常枯燥乏味的颂诗中看到了新的亮点。这也说明，在实现政治目的的同时，统治者不仅不排斥文学手段，反而会充分调动这些手段来为其服务。

诗的后半部分主要是奉献祭品、祈求福佑的内容，这是祭祀诗的常见套路。但其中的“烈文辟公”一句却值得特别注意。在诗的结尾处提到诸侯，这与成王新即位、且年幼有关。在古代人治社会中，臣子对先王的忠诚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无条件地服从新主。同时，新主也可能会希望有自己的一套班子。因此，在最高统治者更换之时，臣下的疑虑和不安往往是同时存在的，这也可能成为政局动荡的因素。诗中赞扬诸侯、委以重任、寄予厚望的做法，显然是为了打消诸侯的疑虑、防止其离心离德，从而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由此可见，《周颂·载见》以诸侯开始、以诸侯结束的结构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