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五 元祐二年（丁卯，1087）

起哲宗元祐二年二月盡其月

　　二月丙戌，詔：「內外官司承傳宣、內降，或奏請得旨，並即隨事申尚書、中書省、樞密院覆奏。若事小，或已得旨，不候覆奏，及須索限即日供奉，許官司施行訖，申尚書省或樞密院，月終類聚，詣實照據。」（新錄無此，今從舊錄。紹聖元年閏四月十八日戊子并六月八日丁丑可考。）

　　丁亥，禮部尚書韓忠彥為樞密直學士、知定州。（據劉摯奏議，論韓琦定策功有兩篇，第一奏無月日，第二奏稱「去月十六日」，不知去月指何月也。張舜民志王巖叟墓云：「九月除侍御史，論韓琦定策功，條上十一事。」第一奏凡九事，或墓志以九作十一。又摯奏稱「臣等」，則此二奏必與巖叟同上。今以墓誌為據，繫此奏於九月。摯十一月即執政，不在九月則在十月耳。據王巖叟朝論，則實在十月。）

　　先是，御史中丞劉摯、侍御史王巖叟言：

　　臣等聞有功而不見知，則無以勸天下之忠；有德而不及報，則無以勸天下之義。忠義息心，誰與為國？此自古明王賢主所以不敢一日忘此，雖微必錄，雖久必伸，以為天下萬世忠義之勸也。

　　伏見故贈尚書令、忠獻公韓琦，當仁祖春秋高，儲嗣未立，琦位輔相，自任憂責，遺身忘家，觸嫌疑而犯忌諱，請建大本，累年之間，其言不可勝紀。又嘗挾孔光傳進呈，面指漢成帝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事，卒能感動仁祖，天心開悟，英宗遂自宗藩立為皇子，曾未踰年，纂紹大統。使琦猶豫畏縮如眾人，以全軀保妻子末計，遲回數月之間，安危大策，蓋未可知。此琦之功，萬世之功也。

　　恭惟英宗皇帝出潛膺籙，乃天之所命，以開祐無疆，顧人臣何功之有哉？而聖人以謂天命必假人以發之，故推功臣下。然則固當考是非，較難易，以覈其實，乃可以示天下，信後世也。琦與同時在位者歿既久矣，乃有貪功徼幸之人，出而攘之。元豐三年，故參政王堯臣子同老【一】，上書言其父至和中與三四執政請立皇嗣，大議已嘗定矣，願發明先臣忠烈。書既入，朝廷疑之，有所詢考，卒無明證確論有以信天下者。朝廷於是行疑賞於倉猝，詔下之日，公卿士大夫知當時事者，莫不謂朝廷過舉。於時史官阿意迎合，又請其事書之，公論為之憤鬱。今者，伏遇編修先帝一朝大典，及纂述故事以立傳，臣等以謂不可不明辨直書，傳信後世，謹疏列九事，以考是非。

　　按：同老繳進家傳之文，謂是堯臣議建儲日預撰詔草，嘗懷之而進，意俟仁祖開允，即宣之以定其事。今詔草非得於禁省，而出於同老，則其有無真偽猶未可知，借令有之，緣堯臣復懷之而退，乃是未嘗得請，議已格矣。詔草雖在，何功之有？果有已定之旨，則此詔用之矣，不應懷而歸也。然則至和之間，大議未定，此可明言者一也。

　　按元豐詔書褒諸臣之功，曰：「中外縉紳、近臣莫有知者。」臣等竊觀英祖即位踰年，范鎮作富弼遷官制詞云：「往在至和之中，嘗司冢宰之任，屢陳計策，請建國儲，逮茲纘承，乃出緒論。」則是當時縉紳、近臣非不知弼等有建儲之請，而近朝亦非不報其德矣，但不聞大本已有所屬也。故弼自為辭官表云：「臣嘉祐中，雖曾泛論建儲之事，仁宗尚祕其請，其於陛下如在茫昧杳冥之中，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等後來功效之深切著明也。」弼自言止曾泛議，則明是當時所請別無主名，又云「尚祕其請」，則是仁祖未有允意。至和之間，大議未定，此可明言者二也。

　　今攘功者之言曰：「至和三年四月，已有議定。」臣等按：諫官范鎮其言五月初乞預建儲副，以安國本，比至十月，凡十九疏，言皆感切，不見聽用，於是待罪乞郡，又兩移書執政，責其不恤國計。若四月已有議定，則何至使鎮半年間懇懇如此？安得不略形已定之意，止鎮再三之凟？至和之間，大議未定，此可明言者三也。

　　御史中丞包拯言：「方今大務，唯根本一事，而猶豫不決。惟祈聖心開悟，斷而行之。」按拯此疏在嘉祐二年閏十二月，則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四也。仁祖末年，一日降出諫官司馬光及知江州呂誨請建儲章疏，琦屢以光奏進說，懇請甚力，遂定大計。故參知政事歐陽修論光云：「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為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