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九　慶曆四年（甲申，1044）

起仁宗慶曆四年五月盡其月

　　五月壬戌朔，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上四策曰：

　　昨元昊叛命，王師數出不利，而北敵舉數十萬眾，謂元昊是舅甥之邦，中國不當稱兵。國家以生民之故，稍增金繒，以續盟好。今元昊雖暫求通順，後如物力稍寬【一】，則又有長驅深入、并吞關輔之心。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彼作偽詔，誘脅邊人，欲定關中。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必以劉元海、苻堅、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如其意。乃知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為賊謀也。朝廷若從其和，則北敵要功，下視中國；若拒絕之，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北敵尋亦遣使，問所以拒絕元昊之故，或便稱兵塞外，張勢黢我。國家必於陝西選將調兵，移於河北，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必得志於關輔。此二敵交結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和與不和，俱為大患。然則為今之謀者，莫若擇帥練兵，日計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而盟約可固；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未必能為中國之害。試畫一言之。

　　其一曰：臣等觀西戎畜禍，積有歲年。元昊外倚北敵，屢乘戰勝，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之權略，猶屈於突厥，當始畢之卒，為之舉哀廢朝，遣百僚詣館弔其來使。又太宗馳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德，後患必深，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旦李靖擒之，威振四極，此盛主之謀也。陛下當如唐高祖、太宗，隆禮敦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為實務。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有宜，此和策之得也。

　　其二曰：元昊未叛時，受朝廷恩信甚厚，尚或時擾邊境，今累次大舉，曾無沮敗，乃遽請和，實畜陰計，非屈伏之志也。今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以謂緣邊城寨，須日加繕完，使戎狄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則莫如畜土兵，蓋其眾諳山川而多習戰鬥，比之東兵，其功相倍。然沿邊、次邊土兵數少，而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益招置之。若有近裏土兵願益隸邊寨者，即遷其家而團集之。向慶州創大順城【二】，欲置振武、保捷兩指揮，乃於永興華州、耀州土兵中召願守寨者，而應募甚眾，何則？關內諸土兵多在邊上，或代歸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但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嫠婦頗多犯法，人情久則怨起，如得并遷其家於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其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此可恃之兵也。或謂土兵攜家寨下，則請給之費尤多，臣等曰不然，土兵月給差少，又素號精強，使之戍邊，比之東兵，數復可減。然於逐路漸為增損，一二年間方能整集，固非一朝可驟改也。又陝西新刺保捷，其中有孱弱不堪戰者，宜少汰之，使歸於田畝，既省軍費，復增農力。然後三分東兵，以一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以一徙次邊，或屯關輔，以息饋餉之勞；以一歸京師，以嚴禁衛之勢。彼如納欵未變，則東兵更可減三分之一。又沿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三】，必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一堡，以完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