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十一 元祐五年（庚午，1090）

起哲宗元祐五年四月盡其月

　　夏四月丁酉，詔龍圖閣直學士鄧溫伯兼侍讀、提舉醴泉觀，其新除翰林學士承旨告繳納。溫伯告命既出，言者論駮不已，故有是詔。王巖叟又封還詞頭，奏曰：「臣昨封還溫伯除翰林承旨詞頭，伏奉指揮，令以次舍人撰詞。臣以所言無取，兩乞罷職，未蒙俞允。今日別承溫伯改除侍讀詞頭，臣不敢輒行。緣臣本論人才之邪正，不爭名職之高下。伏以陛下富於春秋，方以進學為急，正當選擇正人，日侍經帷，以輔養聖德之時，而進佞邪以置左右，正人懼焉。書曰：『昔在文、武，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荀卿曰：『君子居必擇鄉，遊必擇士，蓋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夫僕御之官，微賤者也，朝夕左右，給役事而已，恐其一言或邪，遂誤君德，猶必用正人，況勸講之臣乎？庶士猶知近中正而防邪僻，況萬乘之主乎？溫伯姦邪，事跡猥多，不能徧舉，舉一事陛下親所見者，以為明驗。垂簾之初，陛下下詔求直言，欲以知天下之事，而溫伯草詔，陰合姦臣之意，陽承陛下之旨，名為求言之詔，實乃禁言之書，使天下無一人敢應詔者。逮司馬光具以此意陳於陛下，別作詔文，於是天下之情始得以上達。姦邪如此，豈可令侍言帝幄，豫親近之列乎？臣粗知愛君，何敢奉詔？伏望收還新命，俾易善藩，庶不累日新之德，獲允至公之論。」貼黃稱：「元豐八年五月五日，下詔求直言，乃是兩宮盛德之舉，惟溫伯與蔡確協謀蔽塞，顛倒其說，將求言之詔，陰藏六事，為距言之文。若非司馬光極口論列，乞行別草詔書【一】，陛下何由得知欺罔？天下之人何由曉達聖意？姦臣為害如此，已見明跡，今若置之經筵，日承顧問，深恐佞邪惑亂聰明，上累君德。臣輒節錄溫伯元行詔本，及司馬光論列乞別草詔書奏狀，望賜省覽，庶見姦臣邪心未易防察，不可一日令在左右。」詔以溫伯知南京。既而復從初命。（鄭雍新、舊傳并云：雍封鄧溫伯侍讀除命，復除承旨，雍乃草制。按：丁酉詔云「其新除承旨告繳納」，則承旨告已嘗行出矣。當是時，在西掖者三人：鄭雍、顏復、王巖叟也。初繳還承旨詞頭，必送以次舍人，不知復及雍孰為之。今令繳納者，即此告也。雍若先曾草制，則後必不更草，豈今所繳納者，或顏復所為？辛丑再除，雍實為之，然顏復時已病，不當直。按：辛丑詔云依三月十四日除命，復為承旨，自不須別出告，既不別出告，而傳稱雍遂命詞頭，所不可曉。蓋巖叟繳還詞頭，即送雍，雍命詞訖，更除侍讀，雍已論列，因用雍前所撰告命給付，而傳誤云爾也。巖叟繫年錄記此事頗詳，今從之。雍四月十日遷中大夫，舊錄有之，新錄削去，不知雍以何事遷也。當顏復五月六日自西掖改章制、侍講、祭酒，翼日遂卒，或除溫伯時，復已病，不必當制也。據王巖叟五月十八日自西掖改龍制、都丞，蘇轍云：「言溫伯者皆美遷。」按巖叟嘗以章制為都丞矣，豈以遷龍制為美乎？當考。）

　　三省言：自春以來，時雨未足，民間諸般欠負，恐未能償。詔：「府界、諸路監司，應雨澤未足處人戶合催理繫官欠負【二】，權住理納，候豐熟日依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