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版《明史》列传·卷八十四
张璁，字秉用，永嘉人。早年被乡里举送参加考试，七次都不得第。将到吏部去等候选派，御史萧鸣凤善于占星术，告诉他说“：从此以后三年你就可以中进士，再有三年该会飞黄腾达的。”张璁于是还乡。正德十六年(1521)登黄榜，已经四十七岁了。
世宗刚刚登基时，讨论追崇亲生父亲兴献王。廷臣不同意，决议三次上报，三次被否决。张璁当时在礼部见习政事，于这年七月初一上书说：“孝子的极致，没有比尊崇双亲更重要的。尊崇双亲的极致，没有比用整个天下供奉更为上策的了。陛下继位做了皇帝，就商量着尊崇已故的生身父而且确立他的名号，迎接亲生母亲加以赡养，实在是很孝顺的。大臣的决议引用汉朝定陶王、宋朝濮王的故事，说在入继大统以后就是人家的儿子，不能够再顾及亲生父母。难道天下有没有父母的皇帝？《记》说：‘礼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地下冒出来的，是根据人的真实感情制定的。’汉哀帝、宋英宗原本是定陶王、濮王的儿子，然而汉成帝、宋仁宗都在生前领养他们做后裔，把他们养在皇宫中，他们作为别人家后裔的道理很明白，所以师丹、司马光的主张在他们的那个时代实行是可以的。现在我们武宗没有后代，大臣们按照祖宗的教导，在武宗身后，因为陛下的辈份和排行应当立为皇帝所以才做了皇帝。武宗的遗诏直接讲‘兴献王的大儿子’，并没有表示让您过继的意思。那么陛下登基实际上是为了继承祖宗的王统，与被立为他人后裔养在深宫中的定陶王、濮王的儿子比较是很不一样的。议论的大臣说孝庙的恩惠体现在人间，不可让他绝后。但是假使陛下亲生父还在世，现在继位做皇帝，恐怕没有弟弟变作哥哥的后裔的道理。况且迎接亲生母亲来赡养，正因为是亲生母亲，称为皇叔母，就应当按君臣的礼节见面，恐怕没有儿子让母亲称臣的道理吧。《礼》说‘：长子不能给别人做后裔。’兴献王只您这么一个儿子，为了有利于天下而做别人的后裔，恐怕您自己也不该自绝于父母吧。所以对于陛下，说是继承祖宗的王业，因而也不能废弃尊崇亲生父母，这种提法是可以的；说是做了别人的后裔而且要和自己父母割断亲情，那是不行的。王统与后裔不同，不一定非父死子立不可。如果必须割断这边父子间的亲情，确立那边父子的名称，然后才说是继承王统，那么古代有过称先皇帝为高伯祖、皇伯考的皇帝，他们都不能称为正统吗？我认为今天的礼数，应该是在北京另立陛下生父的庙宇，使陛下能够光大尊崇双亲的孝道，并且使生母因为儿子显贵，尊号和生父一致，那么谢世的生父不失为父亲，生身母亲也还是陛下的母亲。”
世宗正为大臣们的决议所阻挠，得到张璁的奏章大为高兴，说：“这种观点摆出来，我们父子之名可得以保全了。”立即下发给大臣们讨论。大臣们对此大为诧异，相互起来攻击他，礼官毛澄等仍坚持原来的意见。恰好献王的妃子来到通州，听说献王的封号还没定下来，就止步不肯进京。世宗听说，流下了眼泪，想退位回藩王府去。张璁于是写《大礼或问》进呈，世宗于是连续批驳礼官的上书。大臣们迫不得已，共同决定尊称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本生父兴献帝”，张璁也被任命为南京刑部主事，离开北京，追封兴献王的大争论暂且停顿了。
到嘉靖三年(1524)正月，世宗收到桂萼的上书又动了心，又把奏章下发给大臣讨论。王浚当时代毛澄做了礼部首长，坚持原来的决议，张璁于是又上书说“：陛下遵照兄长去世弟弟即位的道理，按照辈份和排行该当上皇帝，礼官不思量陛下实为入继王统的皇帝，而强行视作给别人过继为后裔的例子，割断献帝生育陛下的大恩，错误理解武宗传下来的王统，使得陛下一家人父子、伯侄、兄弟之间名实都乱了套。宁可对不住皇上，不敢违背权臣的意志，这安得哪门心思？我看到诏书里说‘：兴献王只生了我一个人，既不能生前即位做皇帝，身后又得不到皇帝的名号，我怎么报答父王对我无上的恩德呢？’执政大臣揣测陛下的心思，有见于追崇生父的重要性，所以今天争一个帝字，明天争一个皇字，而陛下的心也因为生父不得为帝不得为皇感到惭愧。既而兴献王加封号为帝，礼官以为陛下的心已有所欣慰了，所以留下一个皇字以试探陛下将来还不满足的心愿，于是才敢称呼孝宗为皇考，称呼兴献帝为本生父。父子的名称都给改了，尊崇兴献帝的道理体现在什么地方？当时礼官趁陛下还没觉察，马上就用诏书布告天下，陷陛下于不孝之中。《礼》说：‘有德行的人不争夺别人的亲情，也不能被别人剥夺亲情。’陛下尊贵地做了皇帝，父子之间的亲情却给人剥夺了，您难道能容忍别人夺走它吗？所以现在要争的不是皇与不皇的问题，而只在于考与不考之间。如果只争一个皇字，那么执政大臣肯定会同意，用以阻止现在的论争，陛下也会姑且满足一下眼前的愿望，但是我恐怕天下真正懂礼数的人，将因此非议、笑话个没完没了。”这个奏章和桂萼的第二篇上书一起进呈，世宗大为高兴，立即召唤他们进京。命令还没传到，张璁、桂萼两人就又和黄宗明、黄绾一起又递上一篇奏章与礼官争论。
等献帝称号改为本生皇考，内阁大臣用称号已经议定的理由，请中止对他们的召见，世宗迫不得已，听从了。他们两个已经在路上了，接到停召的命令又派人骑马上书说：“礼官怕我们当面质问，所以先玩弄这种伎俩，用以得逞他们的心愿。如果不立即去掉本生的字样，天下人、后世人还是要把陛下看作孝宗的儿子，这样还是落在礼官的蒙骗中。”世宗越发动心，催他们进京。五月，二人到北京，又上书列举七条意见，大臣们气愤至极，想把他们俩逮住杀了。桂萼害怕了，不敢出门。张璁过了几天才上朝。给事御史张罛、郑本公等接连上书猛烈抨击他们，世宗越发不高兴了，就特别任命他们两个为翰林学士，他们两个人竭力辞让，并且要求当面驳斥大臣们的错误。给事御史李学曾、吉棠等说：“张璁、桂萼歪曲儒学迎合世俗，圣王之世必杀他们无疑。倒因为以经传奉迎做了学士，真是害皇上德行不浅。”御史段续、陈相又特地上书议论，并连及席书。世宗批评了学曾的书面汇报，把段续、陈相关进监狱。刑部尚书赵鉴，请把张璁、桂萼也交给大理寺，对别人说：“得到皇上诏书，就用棍子把他们打死。”世宗批评他勾结为奸，并要张璁、桂萼上书述说此事。张璁、桂萼于是又上书列举别人十三条欺骗皇帝的罪证，竭力要压服大臣。等大臣们到宫门前号哭争辩时，世宗便把他们一齐关进监狱，打了一顿大棒，死于棒下的有十多人，贬官放逐的一个接一个，由此张璁等人的势力大为扩大。那年九月最终用他们的意见确定了献王的尊号。世宗越发宠信张璁、桂萼，他们也越发恃宠仇视朝廷里的大臣，朝廷里的士大夫们对他们几个人都切齿痛恨。
四年(1525)冬天，《大礼集议》成书，张璁升官詹事兼翰林学士。后来商议祖宗庙宇的神道碑、庙乐、武舞及太后到庙里祭奠等事，世宗大多根据张璁的话来做出裁决。张璁根据经文牵强附会，曲解文意迎合世宗，世宗更器重他了。
张璁迫不及待想掌权，被大学士费宏压制，于是和桂萼一次次上书攻击费宏，世宗也知道两人的用心，仍旧留用费宏，不马上放他出去。五年(1526)七月，张璁因回家扫墓请还乡。已经离开朝廷，世宗又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仍兼旧职。给事中杜桐、杨言、赵廷瑞上书竭力诋毁他，并弹劾吏部尚书廖纪提拔坏人，世宗不高兴了，严厉批评了他们。两京给事御史解一贯、张录、方纪达、戴纪先等又不断上书议论他，他们的意见都没被听取。不久，升张璁为左侍郎。他又和桂萼一起攻击费宏。第二年二月，他们制造了王邦奇一案，陷害杨廷和等人，费宏和石王缶等一天内都被罢官。
吏部郎中彭泽因浮躁被斥逐，张璁对世宗说“：过去讨论‘大礼’时，彭泽劝我进呈《大礼或问》，以至于招得众人的忌恨。现在那帮大臣驱逐他，是为了渐次排挤我们。”彭泽于是得以留用。过了三天，又说：“我与满朝大臣对抗了四五年，他们攻击我的奏章有百十篇。现在修撰《大礼全书》，那议礼的大坏蛋感到寒心，那帮奸人侧目畏惧。所以书的大纲正将递呈，对我的谗言就大肆煽动。假使《全书》宣告完成，恐怕会更加厉害地诬陷我呢。”因此称病求退，用以向皇帝求取好处，世宗温和地颁布诏书挽留他。吏部缺尚书，大家推选前任尚书乔宇、杨旦；礼部尚书也缺空，大家推举侍郎刘龙、温仁和。仁和为了俸禄也积极争取。张璁说乔宇、杨旦是杨廷和的党羽，而且仁和也不应该自我推荐。世宗命令说“：凡被罢官、退休的大臣，没有接到诏书，他人不得推举。”乔宇等就被废弃不用。
张璁积怨于人，大臣们天天在策划报复他。恰好山西巡抚按察使马禄办理造反的乱贼李福达一案，供词中牵连到武定侯郭勋，法司按马禄拟写的原样定了罪。张璁对世宗谄言说大臣们是因议定大礼一事所以陷害郭勋。世宗果然怀疑大臣们拉帮结派，于是任命张璁署理都察院、桂萼署理刑部、方献夫署理大理寺，重新议罪，全部把案翻了过来，并倾轧那些异己分子。大臣颜颐寿、聂贤以下都被加以刑讯，马禄等因罪贬往边远地带。世宗更认为他能干，在便殿奖励、慰劳他，赐他二品官服，祖宗三代都加封诰。京城的按察使和谏官互相检举，已罢黜了十三个御史，张璁掌管纪纲，又请考察并罢斥了十二人。后来经奏准推行七条纪纲，管束巡按御史。那年冬天，张璁便官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赞机密大事。这时他做官总共才六年。
杨一清为首辅，翟銮也在内阁，世宗待他们不如张璁好。世宗曾经对张璁说“：我有密令给你请不要泄漏，我给你的信帖都是亲自书写的。”张璁借机说出仁宗曾赐予杨士奇等银章的事，世宗便赐予他两枚银章，一个上面刻着“忠良贞一”，另一个是“绳愆弼违”四字，并因此连带一清等人，都赐以银章。
张璁最初拜为学士时，其他翰林把他看作耻辱，不肯和他并排，张璁深为恼恨。等到侍读汪佃讲解《洪范》不能使世宗满意，被外放补地方官缺时，张璁借机请求把侍讲、侍读以下的翰林分别量才录用，到地方上任职，总计被改任和罢官的共二十二人，庶吉士们都被任用为部属小官和知县，由此翰林院为之一空。七年(1528)正月，世宗登堂视朝，看见张璁、桂萼班位在兵部尚书李承勋下边，对此感到不满意。一清因此请给他们在本官以外另加官号，于是以手令加封张璁、桂萼为太子太保。张璁推辞说太子宫殿没有建立，不应当设官，于是更加封为少保兼太子太保。《明伦大典》撰就，又晋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
一清再次入为首辅，很得力于张璁、桂萼的帮忙，所以对他们尽力谦让。而张璁最终因为在一清位置之下，不能事事如意，因而两人渐渐不和。指挥聂能迁弹劾张璁，张璁想置他于死地。一清拟定圣旨对聂能迁处理稍轻了点，张璁更恨了，斥责一清是奸人、鄙夫。一清两次上书请求退位，并且直指张璁不可告人的心思。世宗手写诏书安慰并挽留他，借此严肃地指出张璁自我夸大，恃宠不让，实在令人叹息。张璁见皇上忽然公开指责他的短处，很是惭愧、沮丧。八年(1529)秋，给事中孙应奎弹劾一清、桂萼并连及张璁，他的同事王准又弹劾张璁偏私参将陈..，应予撤职。张璁两次请准他退休，文辞之间多暗中诋毁一清，世宗竟然夸奖了他。而给事中陆粲又弹劾张璁作威作福，打击报复。世宗大为觉醒，立刻罢了张璁的官。不久，张璁的党羽霍韬尽力攻击一清，不公开地为张璁辩护。张璁返乡走到天津时，世宗派行人送手令召他回来。一清就此罢去，由张璁出任首辅。
世宗自从力排众议敲定“大礼”以后，就以制礼作乐作为自己的责任。而夏言开始掌权就建议皇后应亲自养蚕，建议以勾龙、弃配社稷，建议分别祭祀天地，建议罢去太宗配祀，建议为朝日、夜月分建东、西二郊祭坛，建议祭祀媒神，建议文庙中设神主以外更从祀别的名儒，建议把德祖的神主迁入太祖庙，位于太祖的正南方，建议祈祷谷神，建议祭祖，建议帝社帝稷，等等，他的奏章都被发给张璁评议。不过世宗实行独裁，张璁的话也不能都被采纳。他谏阻罢太祖配天一事，往返三四回，最后还是不能加以制止。
十年(1531)二月，张璁因为名字犯世宗的名讳，请求改名，世宗就赐他名孚敬，字茂恭，御书四个大字给他。
夏言依仗着世宗的宠信，几次因事攻击孚敬。孚敬怀恨在心，却没找到借口发泄怒气。后来听从彭泽的话陷害行人司正薛侃，借着薛侃进而陷害夏言。朝廷审问时事情败露，世宗下诏指责他嫉妒忠良、欺骗君王。御史谭缵、端廷赦、唐愈贤递上奏章弹劾他，世宗告诉法司让他退休，孚敬于是特别惭愧地走开了。没多久，世宗又派行人送手令去召他回朝。第二年三月回到朝廷时，夏言已升为礼部尚书，更有实权了。李时、翟銮在内阁中，方献夫后来也进了内阁，孚敬不能像过去那样独断专行了。
八月，彗星出现在井宿，世宗心下怀疑大臣独断专行，孚敬因此请求罢官。都给事中魏良弼谤毁孚敬奸邪，孚敬说：“良弼因滥举京营官被罚俸，是我起草的诏书，他是挟私仇报复我。”给事中秦鳌弹劾他强行狡辩，文过饰非，谏官检举他，他就转弯抹角给人加罪，起草圣旨不秘密进行，以此炫耀，明示天下，好像天子的权力在他手中掌握一样。世宗肯定了秦鳌的意见，让孚敬自己陈述事实，同意他退休。李时请颁发俸禄、仆役给他，世宗亲自批示说不行。又请求，才允许他乘官方车马还乡。十二年(1533)正月，世宗又想起他来，派鸿胪寺官员送手令召他来。四月他回到朝廷。六月，彗星又出现在毕宿昴宿中间，他自请退休，这次世宗没批准。第二年又提升他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
最初，潞州陈卿作乱，孚敬主张用兵弹压，反贼最后败灭。大同又发生暴乱，又主张弹压，推荐刘源清为总督，出兵很长时间没有效果。以后，暴乱被平定，代王请大臣安抚。夏言于是极力诋毁用兵的错误，请按代王的意见办，话语中很把孚敬批评了一番。孚敬恼了，扣下代王的奏章不往上送。世宗告诫他与夏言言归于好，而派黄绾到大同，见机行事。孚敬因为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用，自称身体有病请求退休，三次递申请。不久儿子死了，更坚决请求。世宗回答说：“爱卿并无疾病，想迷惑我罢了。”孚敬又递上奏章，不认错不说，还一一诋毁过去共同议论“大礼”的桂萼、献夫、霍韬、黄绾等。世宗把他严厉批评了一通，他才出来办事。世宗在文华殿后面建造九五斋、恭默斋作为斋戒时的住所，命左右大臣赋诗。孚敬和李时各做了四首递上。过后，他几次被召见于便殿，世宗从容地和他议论政事。十四年(1535)春天他得了病，世宗派宦官赐他酒肉，可是跟李时谈话时，很说了他的执拗，而且不爱惜人才，积怨成山。后来又派宦官送他药物，手写便条说“：古时候有皇帝剪下胡须为大臣治疗疾病的，我现在则把我所吃的药送给你。”孚敬幸好得到这温和的谕旨，就一次次上书请求退休。世宗派行人、御医护送他还乡，官府按规定供给他俸禄、仆从。第二年五月，世宗又派遣锦衣官送他手诏并问候疾病，催他还朝。路上走到金华，病发作得厉害，于是又返回去了。十八年(1539)二月去世。世宗在承天，听说这个消息，伤心不已。
孚敬刚强、明智，为人果敢，不避嫌怨。得到世宗信任后，也时常能进直言。世宗曾想因为张延龄的造反之罪杀他全家。孚敬争辩说“：延龄这个人是个守财奴，能反得起来吗？”世宗几次询问，他还是那样回答。等秋后该问斩时，孚敬上书说“：昭圣皇太后年纪大了，突然听到延龄死的消息，万一不吃不喝，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告慰敬皇帝的在天之灵呢？”世宗有意用语气很重的话喝斥他，而孚敬的意见仍不停地提。所以昭圣皇太后在世的时候，延龄得以长期关押而不死。其他如清理功臣亲戚的庄田，前前后后罢免天下镇守军队的宦官，几乎无有剩余，这些都是他出的力。他做官自持特别廉洁，痛恨贪赃枉法的官吏，一时间以财物行贿的事没有了。但他生性狠毒，刚愎自用，打击报复，不护善人。本想用力消除大臣中的小帮派，而自己先做了小集团的首领。“大礼”的建议，大案的制造，直到他死后仍招众人的怨恨。但是世宗始终宠用他，他受到的礼遇，朝廷大臣中最终无人可比，世宗常称他为少师罗山而不叫他的名字。他死后礼官请给他取谥号，世宗采用不顾危难、忘己事君的意思，特谥文忠，追赠他为太师。
桂萼，字子实，江西安仁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初任丹徒知县，性格刚强，好耍脾气，屡次触犯上司。朝廷调他到青田去，他不去上任。后来因为别人推荐出任武康知县，又触犯上司被逮入狱。
嘉靖初年，他由成安知县升任南京刑部主事。世宗想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朝中大臣强烈反对，已称兴献王为帝，妃为兴国太后，颁布诏书通告全国两年了，桂萼当时和张璁同事，就在二年十一月上书说“：据考订宋朝范纯仁曾对英宗皇帝说‘陛下过去接受仁宗皇帝的诏书，亲自承认过您是他的儿子，至于给您的封爵，用的也全是皇子的惯例，与从他途入继皇位的天子不一样’，这样说来宋朝大臣当时的议论和今天的情形自然不同。现今陛下遵循祖宗的教导入继皇位，又不曾接受孝宗皇帝的诏书收您做儿子，这样说来陛下不是给人做后裔，而是入继皇位的天子，这是很明显的。以兴献帝为父考，以兴国太后为母亲，又有什么可迟疑的？古人常说非天子不谈论礼制，天下有道，礼乐制度应由天子制定出来。我很早就想这样奏请了，而今又看到席书、方献夫的两篇奏疏。我恳请陛下果断地裁决，把我和他们俩的奏疏一起发给礼官，让我们当面和他争论看！”世宗大为高兴，第二年正月就亲自批示予以讨论、实施。
三月，桂萼又上书说：“自古帝王相传承，王位为重，后裔为轻。所以我们高皇帝取法前代圣王，制定了兄终弟及的规章。陛下继承祖宗传下的天子之位，正是遵循了高皇帝定下的规章。执政大臣竟然毫无根据地固执己见，违背祖训，这样的大逆不道，还能怎么讲呢？我听到路上闲人们都在说，执政大臣是窥测到陛下对兴献王的极端孝心无法压制，才加了一个‘皇’字在他身上。但是陛下孝敬自己的父亲，关键还不在于皇不皇，而只在于考不考。假使以献帝作为父考的愿望可以放弃，那么即使加千百个字的徽号，对孝德又有什么帮助呢？陛下也就只好终身做一个没有父亲的人了。那些人违背人伦、不懂道理到了这个程度，还可以让他们参加这场讨论吗？”他的奏疏和张璁的一起递交上去。世宗更加高兴了，就征召他们到京城去。当初，讨论“大礼”的大臣们还没有极力攻击执政大臣的，到了桂萼这时就把他们指斥为大逆不道，并且想不让他们参加讨论，他的话讲得肆无忌惮，大臣们尤其痛恨他。征召他们俩的命令传下来，大家大为吃惊，接着又群起排挤他们，世宗却不为此动摇。桂萼又和张璁不停地上书陈述，于是都被召为翰林学士，最后采用了他们的意见。桂萼从此便特别地受到世宗的信任。
四年春天，给事中柯维熊上书说：“陛下亲近君子，可是君子没能被容纳下来，如林俊、孙交、彭泽的离开就是例子。疏远小人可是小人还在朝廷里，如张璁、桂萼受到的任用就是例子。现在到宫门前哭谏的大臣很多人或死或贬了，御史王懋、郭楠又被贬出去了，我个人认为对他们的惩罚太重了。”桂萼、张璁因此就请求离职，世宗客气地颁诏安慰、挽留他们。不久桂萼被提升为詹事兼翰林学士。后来讨论世庙前墓道的修筑及太后拜访太庙的礼仪，他们又力排众议，迎合了世宗的心意，世宗更认为他们两个贤能，他们两人也更加盛气凌人。但是内阁大臣压抑他们，不让他俩和其他翰林平等共事。他们两个于是接连上书攻击费宏和石王缶，把他们排挤出去了。
给事中陈..被重刑处死，桂萼和尚书赵鉴捋起胳膊争执，被南京给事中弹劾，世宗也不加过问。桂萼曾经上书评论时政，请求预先免除六年田租，改革登基初年还存在的旧的弊端，放宽登闻鼓禁约，恢复边塞上领取中盐的制度，惩办破坏养济院的歹徒，听任穷苦百姓耕种城墙跟前的闲地，停止地方官来吏部进行满任考评，增加皇帝应养成的尊敬，加强皇帝应具备的孝行，共几件事，大多经讨论得到实行。
六年三月桂萼升任礼部右侍郎，同时仍兼原任。当时正赶上京官考评，南京的言官纠察政事涉及到桂萼。桂萼就上书说“：前任首辅杨廷和广植私党，把陛下蒙蔽了六年之久，现在虽然这些人逐渐被驱逐，还是有遗留下的死党在谏院里。宪宗初年曾经命令科道官在考察政事过失后互相检举揭发，谏院里的奸人方被肃清。请按旧制举行！”他的奏章下到吏部后，侍郎孟春等上书说：“宪宗没有这个诏书。桂萼被人检举想进行报复，无法令人心服。”桂萼说：“诏书出自宪宗的文集。孟春想讨好言官，应该一起被问罪。”奏章再下发吏部讨论后，孟春等人说成化年间科道官有破格升任巡抚而不称职的，宪宗让他们互相揭发，然后免除了七个人，这和常规的考察纠正过失不能相比。世宗最后还是认为桂萼说得对，催促吏部迅速进行，给事中御史劝阻的都被罚了俸禄。孟春等于是就把储良才等四个人报了上去，世宗只罢了良才的官，同时又特别颁发诏书免了给事中郑自壁、孟奇。并且传令吏部、按察院继续清查，又罢了给事中余经等四个人和南京给事中顾氵秦等几个人，这才算完。
当年九月桂萼改任吏部左侍郎，同一个月里又做了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按惯例，尚书没有兼翰林学士的，这还是从桂萼始开的头。刚过一个月，又升任吏部尚书。世宗赐给他两枚银章，上面分别刻了“忠诚静慎”、“绳愆匡违”四个字，让他和辅臣一样密封上书评论政事。七年正月，世宗传下手令给桂萼加官为太子太保。《明伦大典》成书后，他又加官做了少傅兼太子太傅。
桂萼得志以后，一天到晚以报复怨家为事。陈九畴、李福达、陈..三案，先后株连到彭泽、马录、叶应骢等很多人，有的直至被坑害到发配充军。朝廷中的大臣无不畏惧他的凶残毒辣。只是他也曾上书推荐过因论事被办罪的邓继曾、季本等人，还有因事被贬官的黄国用、刘秉鉴等，这些人都酌情得到就近安置，当时人们也因此稍稍认为他有点好处。但是王守仁得到起用，实际上是他推荐的，过后他恨守仁不依附自己，就极力排挤守仁。守仁死后，他极力加以丑化、诋毁，剥夺了守仁的世袭封爵，各种抚恤恩典都没有给。
八年二月世宗让桂萼以原职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要事宜。当初，桂萼、张璁应召赴京，朝中大臣想仿效前朝马顺的故事在左顺门捶死他们，他们跑到武定侯郭勋家里才躲过来。郭勋于是和他们结交很深，也受到世宗喜欢，让他掌管禁军。时间长了，郭勋干的坏事明显暴露出来，张璁、霍韬仍极力庇护郭勋，桂萼知道世宗已讨厌他了，就独自上书揭发他几件贪污、违法的事情，郭勋于是被办了罪。杨一清作为首辅办事沉稳、慎重，桂萼、张璁喜欢改这改那，并且讨厌一清压抑自己，所以双方不能相容。给事中孙应奎请世宗鉴别他们三个人谁贤谁不贤，对桂萼攻击得厉害。世宗本来就怀疑桂萼，这下就传令要他改正过去的错误，以成全君臣之间有始有终的道理。桂萼这才大为害怕，赶忙上书辩解，并且称病求退。世宗回答说：“你办事一定要尽可能地听取公众的意见，以期不违背自己当初的忠心。”桂萼更加惧怕了。给事中王准于是弹劾桂萼举荐自己的亲信李梦鹤当了御医。世宗传令让吏部核实，吏部说梦鹤是经过考选的，没有舞弊营私。世宗还是疑心，就让太医院再次对梦鹤进行考试。言官知道世宗对桂萼已经改变看法，给事中陆粲就上书极力讲桂萼的罪证，并且讲到梦鹤与桂萼的家人吴从周、序班官桂林三个人从中行贿的事情。奏章递上后，世宗一下子省悟过来，立即罢了桂萼的官，让他以尚书的名义退休。张璁也被免了职。世宗又发布诏书向大臣们宣布了他们两人的罪行，大概是说：“他们自以为是，肆无忌惮，对不住君上也对不起国家。他们所制造的事端大家都明白看到了，桂萼尤其恶劣。依法本当判处重刑，现在特别宽恕他们一回。”然后把梦鹤等交给法司审讯，都一一认了罪。
没过多久，霍韬两次上书诉说桂萼受了冤屈，说是一清和法司勾结故意捏造了桂萼的赃罪。一清于是离任而去，刑部尚书周伦被调往南京，郎中、员外全被罢了官，然后世宗让法司会同锦衣、镇抚官再审理此案。结论说是梦鹤等人假托桂萼的名义舞弊营私，事实上与桂萼没有牵扯。世宗传令削了梦鹤、桂林的官籍，重新判罪，桂萼恢复散官职。当时张璁又被召回朝中，史馆一个儒生叫蔡圻的猜测世宗一定会让桂萼复职的，就上书称赞桂萼的功劳，请召他还朝。世宗于是传令让桂萼家乡的抚按官催促桂萼上路回朝。桂萼人还没到，国子监的学生钱潮等人又上书请催促桂萼还朝。世宗恼怒地说：“大臣的任免，你们这些人也敢说话？”就把他们连同蔡圻一起打入监牢。第二年四月桂萼回到朝中，恢复了被免除的全部官职，仍旧参与机要事宜。桂萼当初锐意功名，敢于办事，不顾忌周围的舆论，现在突然间受到打击以后，胆量因此惊吓了，不敢再放肆了。在位仅仅几个月，就一再称病求退，世宗总是用和缓的口气表示慰问、挽留。十年(1531)正月，桂萼得到批准，告老还乡，然后死在家中了。朝廷追赠他为太傅，谥文襄。
桂萼所著并进呈的《帝王心学论》、《皇极论》、《易·复卦》、《礼·月令》及《禹贡图》、《奥地图说》，对君主的德行、当时的政治都有裨益。但他疑心重，又狠毒，喜欢排挤异己，所以当时不能被社会舆论所认同。当初他和张璁在一起好得不得了，后来等两个人都进入内阁，就不那么和谐了。
方献夫，字叔贤，广东南海人。他一生下就死了父亲，刚刚加冠成人就考中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改选为庶吉士。他正要告假回家侍养母亲，母亲也过世了，他于是住家守丧。正德年间，出任礼部主事，后调到吏部，升为员外郎。他同主事王守仁谈论学问，喜欢上了守仁的学术，就请求王守仁将自己收为学生。不久后告病回乡，在西樵山读了十年书。
嘉靖改元的那个夏天他回朝去，路上得知“大礼”的讨论还没定案，他起草一篇奏疏说：
“前代的圣主制定礼制，本来是根据人情来的。君子论事，应当考虑名称和事实的一致性。我看前些时候礼官所提出的主张，就有不合乎人情，名实不相符的地方，一方面死守《礼经》中的话，另一方面遵循宋儒的说教。我却认为那样不对。按《礼经？丧服传》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别人的继承人呢？是支派子孙也就可以了。”又说：“大宗，是指尊贵者的统绪。”“尊贵者的统绪不能终断，所以族人就让支派的子孙继为大宗。但是过继的假子不能继为大宗。”这样看来，制定礼制的人们是认为只要是支派的子孙就可以做继承人了，没有非绝了别人家的后裔给这边当继承人的道理。现在兴献帝只生陛下一个儿子，此外连个庶子也没有，却要让他绝后而让您做孝宗的儿子，这合乎人情吗？况且过继给别人做儿子，也该经过父亲同意收他为儿子，儿子曾经把父亲当父亲侍奉过，所以父亲死后儿子为他穿孝服。现今孝宗曾经有武宗这个儿子，不曾收养陛下做自己的儿子。陛下对孝宗也不曾穿过三年的丧服，实际上也没有给他当过儿子，却有人要您强称孝宗为父亲，名实相一致没有？提出这种意见来，看不出它和《礼经》中的话相符。
“又按程颐《濮议》说“英宗既然拿仁宗做了父亲，就不该再称濮王做父亲”。这倒不是宋儒的说法不对，而是现在的事实不一样。仁宗曾经把英宗养在宫廷中，事实上成为父子。孝宗不曾把陛下收养在宫廷中，这是第一点不同；孝宗有过武宗这么个儿子，仁宗不曾有过儿子，这是第二点不同；濮王当年还有别的儿子不会绝后，我们兴献帝就没有别的儿子了，这是第三点不同。哪里能拿濮王的事和今天的事相比拟呢？提出这种意见来，看不出这些人会正确评述宋儒的学说。
“今天这个事，我曾经做过这么一种理解：陛下继承孝宗、武宗，应该是继承皇位而不是过继做后裔。兴献和宗庙中的父祖之间的不同，在于他可称为帝但不可以称为宗。帝王家的事情和士人、百姓家不一样。继承帝位，是天下的公事，是三王制定的道理，过继给人做儿子，是个人的私事，是后代才有的事。兴献可以称帝，因为陛下是天子；不能称为宗，是因为他事实上未曾坐过皇帝位。我恳求陛下指示大臣，还是称孝宗为皇伯，兴献帝为皇考，在太庙之外另建一座庙祭祀他。这样做了之后合乎人情，名实相符，不仅体现了前代圣王制定礼制的精神，而且也满足了陛下您纯真的孝心。”
奏疏写成后，看到朝中大臣们在排斥不同意见，就不敢递交上去。后来被桂萼看到，他就写了一份报告连献夫、席书的奏疏一起呈交上去了。世宗看后很高兴，立刻发给大臣们讨论。这下大臣们就把献夫也看作奸邪，甚至不跟他往来了。献夫于是想请假呆在家里，未获批准，就递交《大礼》上下两篇论文，更详尽地讲了他的意见。当时世宗已经从南京召来张璁、桂萼，他们来后就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献夫被任命为侍讲学士。反对的人蜂拥而起，献夫自己也极力推辞，世宗最终用他们几个的意见确定了“大礼”，献夫因此跟张璁、桂萼一样受到世宗的喜爱。四年(1525)冬季升为少詹事。但献夫终究感到有所不安，后来还是请病假回家乡去了。
嘉靖六年，献夫应召入朝编撰《明伦大典》。他跟霍韬是同乡，因为讨论“大礼”而相互友好，又一起应召入朝，就联合上书说“：自古以来极力主张入继王位者应过继给先帝当儿子的，宋朝没有比司马光还坚决的了，汉朝没有比王莽更坚决的了。主张《濮议》的人，以司马光为首，吕诲、范纯仁、吕大防附和他，而司马光的说法最能迷惑人。主持哀帝时‘大礼’讨论的人，以王莽为首，师丹、甄邯、刘歆附和他，而王莽的说法流毒最深。宋儒实际上是陈述了王莽的说法，迷惑后人，耽误后代的学者，我们认真查对《汉书》、《魏志》、《宋史》，粗略地收集了王莽、师丹、甄邯的奏议和当时事情的经过，以及魏明帝的诏书，关于濮园的议论文字，并把我们的论证附在后边。请把这些交给纂修官，交相考订，使天下的大臣们、儿子们都知道皇帝过继给人做儿子的主张实际上是由王莽提出来的，这样做往下可以扫除下边群众的疑惑，往上可以显示陛下的孝心。”世宗诏令把这本书交给了史馆。他们回朝不久，世宗就让他总领大理寺的事务，和张璁、桂萼一起复审李福达一案。桂萼等人主张判马录腰斩，献夫极力相争才使马录减免死刑。当年九月，献夫担任了礼部右侍郎，仍兼学士，到经筵前担任日讲。不久又接桂萼当了吏部左侍郎，后来又接他当了礼部尚书。
献夫比张璁、桂萼为人要宽厚、平和一些，遇事有时也跟他们争论，坚持己见，不完全附和他们。桂萼为陈..翻案，奏请把原来的问讯官叶应骢等全逮起来，因为献夫的话世宗才少逮了很多人。思恩、田州连年叛乱，献夫奏请专责任用王守仁，罢免那里的镇守宦官郑润、总兵官朱骐，世宗就把郑润、朱骐召了回来。思恩、田州平定以后，守仁主张修建、设置新城镇，桂萼大肆攻击他。献夫一一列举守仁的功劳，修建新城镇的事才没有中止。张璁、桂萼跟杨一清闹矛盾，献夫借发生灾异的机会上书主张大家应同心同德，并且请求把贬官削籍或充军的大臣余宽、马明衡等人召回，成倍录取进士。世宗颁诏称赞，但余宽等人最终还是未予任用。献夫认为尼姑、道姑的存在伤风害俗，请勒令她们还俗嫁人，世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又根据霍韬的建议，把没有印牒的僧、道全部予以裁汰，拆毁私立的寺院和道观。世宗想减轻陈皇后的丧葬仪式，献夫据理力争。不久以后，他又接替桂萼担任吏部尚书。桂萼、张璁被罢官后，世宗诏令吏部清查他们两个的党羽分子。献夫上书说“：陆粲等所弹劾的百十个人，弄错的不少。过去攻击张璁、桂萼的人被看作私党给拿掉了，现在追随张璁、桂萼的人再被看作私党给拿掉，那么朝廷中官员们的灾难什么时候才能算完呢？”于是奏请留用黄绾等二十三个人，贬斥储良才等十二个人。良才这个人当初当过御史，在考察中被罢了官。他就上书攻击杨廷和，指责吏部侍郎孟春等人是奸党，桂萼因此奏请恢复了他的官职。到这时又被清算出去，当时舆论对此引以为快。安昌伯钱维圻死后，他的庶系哥哥维垣请求继承他的爵位。献夫上书讲外戚的封爵不应当世袭，又列举了汉、唐、宋朝的事例当作证据。世宗认为他说得对，把他的奏章交给大臣们讨论，从此外戚就永远断除了世袭的封爵。
张璁、桂萼被召回后，羽林指挥刘永昌弹劾都督桂勇，言辞之间连及桂萼及兵部尚书李承勋。又弹劾御史廖自显，使他因此被逮入狱。过后，又上书攻击兵部郎中卢襄等。献夫奏请把永昌治罪，不要让奸人根据流言蜚语来打击好人，世宗不听，献夫就自请离职，世宗也不答应。给事中孙应奎弹劾献夫偏向自己的亲友大理少卿洗光、太常卿彭泽，世宗不听。都给事中夏言也弹劾献夫打破选用官员的常规，把张璁厌恶的浙江参政黄卿调到陕西去了，让张璁所喜欢的党以平取代了他的职务；邪恶的彭泽破例升任太常；还有其他得到提拔的亲信，都有迹可察；献夫涉嫌收受贿赂，交通关节。这个奏疏递上去以后，世宗传令让黄卿等各回原任。献夫和张璁都上书作了辩解，并且请求离职。世宗偏不听从他俩的意见，再次传令让黄卿等按照原先的决定各回原任。
不久，给事中薛甲上书说：“刘永昌以武夫的身份弹劾六部长官，张澜是军队中冗员也敢批评勋臣，这样以下犯上，谁知道发展下去会弄成什么样子？我希望陛下维护廉洁者不争，朝堂之臣不得随便批评的道理，使地位卑微的官吏不敢放肆地乱加攻击。”他的奏章下发吏部后，献夫奏请采纳他的建议，由世宗指示都察院禁止吏民百姓上书，不许他们虚诳放肆，危害朝政，并告诫两京给事御史及普天下抚按官员，凡上书论事，以大体为先，不要抓别人的小过失不放。当时，世宗正想扩大自己的耳目，全面掌握百官的情况，所以接到献夫的奏议很不高兴，宣布不加采纳。于是给事中饶秀弹劾薛甲阿谀奉承，说：“自刘永昌以后，言官没听说过评议大臣的，只有夏言、孙应奎、赵汉谈到过张璁、献夫两人，赵汉已被批评，夏言、应奎所奏上的都是用人、行政上的过失，薛甲却指责为抓住细枝末节不放，自己却在起劲歌颂某些大臣。贪婪、放肆到郭勋那样，也不想让人说，难道一定要让大臣横行霸道，让一般官吏闭上嘴巴才成？万一大臣中间藏了一个谋逆之人该怎么办？”他的奏章递上后，世宗认为他说得好，就交给吏部再行讨论。薛甲这时上书作自我解释，世宗厌弃他不等吏部奏议就私自辩护，传令贬官两级，把他调出去了。吏部认为薛甲已受了处分，就不再讨论他们的奏章了。世宗却责令要作出回答，并因此扣发献夫一个月的俸禄，吏部的郎官扣发两个月。献夫很不自在，两次上书称病求退，世宗表示同意后，仍然空着这个位置等他病好。
嘉靖十年(1531)秋天，朝廷传发诏书召他回朝。献夫上书辞谢，举荐梁材、汪钅宏或王廷相代替自己。世宗亲自写诏书称赞他，并派遣行人蔡云爰前往催促他。蔡云爰到他家门口，献夫却偷偷跑进西樵山了，然后又称病辞谢。不久使者又来了，并说要让献夫改任别的官，献夫方勉强上路。第二年五月到达京城，世宗让他以原来吏部尚书的名义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内阁辅佐朝政。当初，世宗就曾赐给献夫一枚银章，上刻“忠诚直谅”，让他有事情时密封上奏。献夫回乡时交还朝廷，到这时还像原来那样又赐给他了。吏部尚书王琼死后，世宗就让献夫掌管吏部的事。献夫住在家里时，洁身自好，当地监司前往拜见，他总是称病谢绝。他家的一个姻亲在郡中为非作歹，当地人屡次上诉，佥事龚大稔受理此案。献夫还朝后，私下里吩咐过大稔。恰好这时大稔因故被罢官，他怀疑是献夫干的，就上书列举几件献夫干的违法的事，言辞之间又牵连霍韬。献夫上书为自己作辩解，世宗又正喜欢献夫，所以大稔就被逮捕，剥夺了官籍。这年十月有彗星出现在东井座，御史冯恩上书攻击献夫阴险毒辣，巧辩饰奸，玩弄权术，将危害国家，所以他一掌管吏部就出现了彗星。世宗恼了，把冯恩打入监牢。献夫也称病请求退休，世宗传诏以和缓的口气表示不允许。
献夫为人恬静自守，不争名夺利，接连受人弹劾后，就有些惭愧、畏缩。虽然掌握大权，还是气息奄奄，精神不振。只有世宗想杀张延龄一事，他曾极力劝阻。当时桂萼已经死了，张璁最受宠信，也几次被罢相了。霍韬、黄宗明议论政事只要不合世宗心意，世宗就把他们打入监狱。献夫看到世宗恩威不测，在职两年，就三次上书称病告老。世宗最后以奖赏的口吻颁发诏书同意他退休，让他乘坐官方车马回乡，并发给他路费。他回乡以后在家里住了十年才死去。生前他已被加封为柱国、少保，所以朝廷就在他死后追赠他为太保，谥文襄。
献夫是因为讨论“大礼”一下子显贵的。他与张璁、桂萼多年共事，只是由于他对人对事看法比较平正、宽容，所以人们不怎么厌恶他。
夏言，字公谨，贵溪人。他的父亲夏鼎，曾任临清知州。夏言本人考取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被任命为行人，继而升任兵科给事中。他生性机警灵敏，善于写文章。等他做到谏官，便以直言为己任。世宗继位后，他上书说：“正德以来，上下消息不通已达极点。现在陛下刚开始办理各项政务，请于每日早朝以后，亲自到文华殿批阅奏章，召内阁大臣当面商量决定，如有关重大利害的事情，则下达给全体大臣集中商议。不应和身边猥亵的宦官商量后就直接从宫中发出圣旨。即使陛下所做出的取舍，也一定要下到内阁，经讨论然后实施，以杜绝为人蒙骗或弄虚作假的弊病。”世宗赞赏并采纳了这个意见。后来，他领命和御史郑本公、主事汪文盛一起考核皇上身边的侍卫及京城卫队的冗员，裁汰了三千二百人，又上书讲了九条意见。这下，京城治安秩序稳定多了。
嘉靖初，他和御史樊继祖等外出清理庄田，把被侵吞的民产如数夺出来归还百姓。为弹劾宦官赵靈、建昌侯张延龄，他前后上书七次。又请把后宫负郭庄田改为亲蚕厂、公桑园，禁止一切亲戚、乡人的请托及河南、山东一些坏人把民田献给王府的行为。他曾解救过被逮捕的永平知府郭九皋。庄奉夫人的弟弟刑福海，肃奉夫人的弟弟顾福，皇帝发布命令授予世袭千户锦衣的封赏，夏言力争，以为不行。这些奏章大多梗直，被世人传诵。经几次晋升，做了兵科都给事中。评定青羊山镇压叛乱的功罪，他的议论和奏章都很恰当。副使牛鸾缴获了乱军中的通讯名单，为了安抚人心，夏言请求烧毁了它。孝宗一朝曾经命令吏部和兵部每个季度把两京大臣及在外文武两方面官员的履历表造好进呈皇帝，正德以后渐渐不执行了，因为夏言的建议恢复了这一制度。嘉靖七年(1528)，调入吏科。
这个时候，世宗正锐意于修饰礼文的工作，以为天地合在一起祭祀不合礼制，想分别建立两个郊祀台，加上日月，共四个祭坛。大学士张孚敬不敢决定，世宗以占卜问于太祖也不吉利，议论正要作废，恰好夏言上书，请世宗亲耕于京城南郊，皇后亲蚕于京城北郊，为天下人示范。世宗因为这南北郊的说法与分别建立两个郊祀台的说法一致，所以命令孚敬以诏书询问，夏言于是便请分别祭祀天和地。朝廷里大臣认为不行，孚敬也责问他，詹事霍韬攻击得尤其厉害。世宗非常恼火，把霍韬下到监狱里，颁发加盖玉玺的诏书奖励夏言，赐给他四品官官服和俸禄，最后听从了他的意见。他赞成分两郊祭祀天地的议论，详见于《礼志》中话语。夏言从此以后很受世宗的宠爱。开始修造京城祭祀的工程就让夏言负责监督。延绥发生饥荒，夏言推荐佥都御史李如圭做了巡抚。吏部推荐替代如圭的人，世宗不愿任用，再推荐，轮到了夏言。御史熊爵认为夏言推荐如圭就是为了让他给自己让出位置，直至把他比作张彩。世宗严厉批评了熊爵，命令夏言不要辩解，可是夏言心中不平，攻击熊爵并且推辞这一任命，世宗就此罢休了。
孚敬傲慢地指挥臣僚，没人敢与他违抗。夏言自以为皇上了解自己，所以独立一面不肯居其下风。孚敬就从中破坏世宗对夏言的宠信，夏言也抱怨孚敬破例任用彭泽为太常卿而不抬举自己，两人就这样有了嫌隙。夏言大胆地上书弹劾孚敬及吏部尚书方献夫。孚敬、献夫都上书辩说并自求解职。世宗对他们几个都很看重，所以为他们两头解劝。夏言官位已很显贵，因与孚敬、献夫、霍韬相互敌对，所以更加要以强直的性格来自我保护。世宗想把郊祭之礼编成一书，提拔夏言为侍读学士，担任纂修官，叫他每天到经筵前讲论，同时仍旧兼任吏科都给事中。夏言又帮助世宗重新制定了文庙的祭祀典礼和祖先的祭祀礼制，世宗更加高兴了。十年(1531)三月，他被提升为少詹事，兼翰林学士，掌管院事，并和以前一样任直讲。夏言眉目清朗，胡须也长得好看，口齿宏亮，不说家乡话。每次到经筵讲论，世宗都盯住他瞧，心里想要重用他。孚敬忌恨得更加厉害，于是就和彭泽一起制造薛侃一案，把夏言交司法部门处理。不久，世宗发觉是孚敬曲意害人，就罢免了孚敬的官，释放了夏言。八月，四郊祭坛竣工，提升夏言为礼部左侍郎，仍旧掌管翰林院的事。过一个月，接替李时为礼部尚书。从谏官下来不满一年做到六卿之一的尚书，这还是以前没有过的事呢。
当时士大夫们还在恨孚敬，凭借夏言来与之抗衡。夏言既因为聪明颖悟得到皇帝信任，又能降低身份，屈己下人。御史喻希礼、石金请宽解因“大礼”一事而定下的案犯，得罪了在位的大臣，世宗非常恼火，让夏言揭发他们的罪状。夏言说希礼、石金并无坏心思，请世宗饶了他们。世宗责怪他所作的回答，把希礼、石金关进京城的监狱，然后把他们赶到边远的地方去了。夏言作了自我批评才算罢休。因为这件事，夏言很得公卿们的赞誉。世宗制作礼乐，大多是夏言做礼部尚书时议定的，内阁大臣李时、翟銮只是空占官位罢了。世宗每每写了诗，就赐给夏言，夏言予以唱和，并刻石记录，然后进呈，世宗更加高兴了。夏言撰写奏章或是应诏写诗填词，只片刻就能完成。几次得到召见，谈到政治事务，很会揣摩世宗的心意，不免有牵强附会的时候。世宗赐给他一枚银章，让他密封上书，评论政事，诏书说他“学问博大，才识优裕”。又前前后后不隔月地赏赐他绣蟒飞鱼麒麟服、玉带、精金、贵重的酒杯、美味佳肴、流行物品等。
孚敬、献夫也曾相继入内阁为首辅大臣，知道世宗很宠爱夏言，也不敢和他对着来。不久他们都辞去官职。过去议论礼制的人只有霍韬还在位，继续仇视夏言。嘉靖十五年(1536)因为应天府尹刘淑相的事，霍韬、夏言相互攻击。最后霍韬输了，这事详见《霍韬传》中。夏言由此气势更加傲慢。郎中张元孝、李遂稍稍违了他的心愿，他就奏请贬了他们的官。皇子出生时，世宗赏给夏言很多东西。先是晋升为太子太保，又提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闰十二月份就兼任武英殿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随世宗拜谒墓陵，归回途中至沙河，夏言的厨中起火，烧到了郭勋、李时的帐篷，世宗交给夏言的六篇奏章也给烧了。夏言本当一个人请罪，却与郭勋等共同赔罪，被世宗责怪了一番。当时，李时为首辅大臣，政令却多出自夏言。顾鼎臣入内阁后，仗着自己入官在前并且年龄较大，很想对政事表示些意见。夏言心中不愉快，鼎臣也就不敢跟他争论了。那年冬天，李时死去，夏言当上了首辅大臣。十八年，因敬献祭祀皇天上帝的诏书表，晋升品位为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明代大臣没有晋升上柱国的，这名号是夏言自己想出来的。
武定侯郭勋得到皇帝欢心，就破坏世宗对夏言的宠信。而礼部尚书严嵩心里也忌妒夏言。夏言与严嵩随从皇帝到承天，世宗拜访显陵以后，严嵩两次请准许大臣上表称贺，夏言请等到回京以后。世宗批示作罢，但心里很不愉快。严嵩探知世宗的心思，坚持请求，世宗就说道“：礼乐之事，当然可以出自天子。”因而命令大臣上表祝贺，从此世宗渐渐不喜欢夏言。世宗巡幸大峪山，夏言前往侍候来得稍迟一些。世宗批评了他，夏言害怕得赶紧认罪。世宗大为恼火地说“：夏言本是一个卑微的小官，因为孚敬倡议郊礼一事得到提升，竟敢怠慢无礼，上机密奏章不使用我赐给他的银章，现在命令他归还前前后后我发给他的亲笔敕令。”夏言这下更害怕了，上书认罪，请不要追索银章和亲笔敕令，让他作为子子孙孙百代光荣，话说得很令人伤心。世宗怒气未消，怀疑他把亲笔敕令毁坏了，命令礼部催讨，并剥夺他少师的勋位，让他以少保、尚书、大学士退休。夏言于是把四百多幅亲笔敕令并银章一枚缴上。过了几天，世宗怒气消了，让人制止他还乡。又以少傅、太子太傅入内阁值勤，夏言上书表示感谢，世宗高兴了，指示他砥砺初忠，秉公办事，正道做人，以消除众人的怨气。夏言心里知道所谓众人的怨气，是指郭勋等人。再次上书道谢，说自己不敢自处于别人的后边，一心一意，孤立无援，所以被众人怨恨。世宗又不高兴了，责问他，他惶恐认罪，才算罢休。没过多久，雷电震坏了奉天殿，世宗召见夏言及鼎臣，夏言没按时来到。世宗又一次训斥了他，并让礼部揭发他的罪状，夏言等主动认错，世宗又批评他傲慢，并批评了鼎臣。过后，才算归还了以前追讨出来的银章和墨宝。陕西传来捷报，恢复了他少师、太子太师的勋位，升为吏部尚书，值勤于华盖殿。江、淮一带叛乱得到平定后，皇上用盖了玉玺的诏书奖励他，赐他金币，让他兼领大学士俸禄。
鼎臣死后，翟銮又一次入内阁，对夏言慎重得像所属小吏一样，言语中不敢有一点矛盾。而霍韬任詹事府主管，几次制造矛盾。因为郭勋与夏言感情上有裂痕，就结交他，让他帮助自己，三个人开始不停地钩心斗角。后来，霍韬死了，夏言、郭勋依然在相互争斗。皇帝祭祀祖宗的庙宇发生火灾，夏言当时因病在假，请求罢官，未得到批准。昭圣太后逝世，世宗用诏书询问太子丧服的礼数，夏言的书面回答有错别字。世宗严厉批评了他，他在认错的同时又请求回家乡治病。世宗更为恼火，就命令他以少保、尚书、大学士的待遇退休。夏言听说皇上对自己恼火，就进呈了十四篇有关边境防御的策论，希望因此得到谅解。世宗说“：夏言既然对国事有忠诚的谋划，为什么那样坚决地自我爱惜，辜负我对他的信赖呢？姑且不治他的罪吧。”当初，夏言撰写宫体诗词，最能满足世宗的心意。夏言罢官后，只有翟銮在职，并不是世宗急着要用的人。夏言即将离开京城时前往西苑的斋宫磕头谢恩，世宗听说，很怜惜他，特地赐他酒食，让他回私人住宅治病，等待以后的任命。恰好郭勋因为谏官很厉害地弹劾他，他也称病在假。京山侯崔元新近得到皇上宠信，在西苑值勤，他忌恨郭勋。世宗闲谈中问崔元说“：夏言、郭勋是我的左右臂，他们相互忌妒是什么原因？”崔元不说。世宗问夏言什么时候回家乡去，崔元说：“等皇上生日过后他才敢请放行。”又问郭勋得了什么病，崔元说：“郭勋本没病，夏言一回家他就会出来了。”世宗深深点了个头。谏官知道世宗宠信夏言而厌恶郭勋，就一起揭发郭勋的罪证，郭勋的辩护词狂悖错乱，世宗发火了，剥夺了郭勋同事王廷相的官籍。给事中高时，是夏言深厚交结的知己，这时揭发了郭勋十几件贪污、放纵、不守法度的事情。世宗因此把郭勋关进了监狱，恢复了夏言少傅、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官职，等病好入内值勤。夏言虽然在病假中，内阁的事务多由他裁定。办理郭勋的案件，都是按他的授意进行的。二十一年(1542)春，他做一品官满了九年，世宗派宦官颁赐银币、宝钞、羊酒和宫廷食品，全部恢复了他的官级，用加盖玉玺的诏书奖励、赞美他，在礼部为他举办宴会，由尚书、侍郎、都御史作陪。这个时候，世宗虽然优待、礼遇夏言，不过对他的宠信已不如当初了。
慈庆、慈宁两宫夫人去世后，郭勋曾经请把其中一个改由太子居住。夏言以为不合适，符合了世宗的意思。到这个时候世宗突然又问起太子应当住哪里，夏言忘记了自己先前的话，因想到再造宫殿费事烦人，就做出了和郭勋一样意思的回答。世宗心里不高兴，又怀疑谏官弹劾郭勋是出于夏言的指使。等建造大享殿时，世宗命令宦官监视，夏言却不替皇上写敕令文稿进呈。到西苑值勤的几个大臣，世宗都命令他们骑马，又赐给他们束发用的香叶巾，让他们用皮绵做鞋子。夏言以为这不是礼制规定的大臣服装，不肯接受，并且只有他乘坐手挽的齐腰小轿。世宗积累了这几桩不满，想要罢他的官，因而严嵩得到了排挤他的机会。
严嵩与夏言是同乡，称夏言为前辈，对夏言很谨慎。夏言入内阁时推荐严嵩接替他原来的官职，把他当作门客收笼，严嵩心里很是恨他。夏言失去世宗信任后，严嵩因为善于谄言媚语，得到皇帝欢心。夏言担心被罢官，唤严嵩过去商量，严嵩却已经偷偷到陶文忠家里计划怎么咬他坏话以便取而代之。夏言得知非常恼恨，便示意谏官一次次弹劾严嵩。世宗正在宠爱着他，哪里肯听，而他们俩从此就大为不和了。六月，严嵩得到宴请和召见时，磕头下跪，诉说夏言怎么欺辱他，泪如雨下。世宗让他把夏言的罪状全说出来，严嵩这下得以大揭其短。世宗大为恼火，写诏书给礼部，一一数说夏言的罪过，并且说：“郭勋已关入监狱，他还千方百计罗织罪名。谏官本是朝廷的耳目，却专听他夏言指使。我不早朝，他夏言就不入阁办事。军国大事，能在他家里裁决；天子说的机密话，他也敢把做儿戏玩。谏官对此不发一言，就这样欺骗我皇帝老子，使得鬼神怨怒，下大雨伤害了庄稼。”夏言很害怕，赶紧上书认错。过了十多天，献帝周年时，他还被召进去拜见，到西苑侍候皇帝。夏言借机谢皇上恩典，并请求准他老病还乡，话说得很哀伤。奏章在皇帝那里放了八天，正好七月初一日食，过后，世宗亲写诏令下来说“：老天日食超过常分，正犯着下级欺慢上级的过错，现在我命令剥夺夏言的官职，让他回家闲住。”世宗又承认自己的三种过失，布告天下。御史乔佑、给事中沈良才等都上书评论夏言的事，并各自请问己罪。世宗大为恼火，贬斥了十三个人，其中高时因曾弹劾郭勋，单单被重贬到遥远的边地。于是严嵩取代夏言步入内阁。
夏言多年执政做官，家境殷富，服饰、日用豪华、奢侈，也常和别人通讯问好并馈赠钱物。罢官时间长了，不见召用，监司府县的官吏也稍稍待他冷淡了，夏言心里闷闷不乐。每遇元旦、皇帝生日他必定上表称贺，自称为“草土臣”。世宗也渐渐怜悯他，就恢复了他尚书、大学士的官衔。到二十四年(1545)，世宗微微觉察到严嵩的贪婪和放纵，又想到了夏言，派官员送亲笔诏书召他回朝，恢复了他的少师等全部官职，也加封严嵩为少师，像是与夏言并重的样子。夏言来以后，一直气愤严嵩凌驾在自己头上，凡有所批示，概不征求严嵩的意见，严嵩闭上嘴巴不敢说一句话。严嵩私自所提拔使用的人，夏言大加罢斥、放逐，严嵩也不敢帮忙，但对他恨入骨髓。当时全国的士大夫正恨严嵩贪婪、嫉妒，认为夏言能压服严嵩，制其死命，莫不深感痛快。而夏言因为罢官时间长了，现在一心要扩大权势。文选郎高简充军边远，唐龙、许成名、崔桐、王用宾、黄佐被罢官，王杲、王日韦、孙继鲁吃官司，都出于夏言的指使。贵州巡抚王学益、山东巡抚何鳌被谏官弹劾，夏言马上就草拟命令加以逮捕、审讯。唐龙过去与严嵩相好，王日韦的事又牵连着世蕃，还有其他被他贬斥的也不全恰当，因而朝廷中士大夫对他开始畏惧了。最后御史陈其学因盐法的事情弹劾崔元及锦衣都督陆炳，夏言草拟命令要他们自己写供词说明，两人都到夏言跟前认死罪，陆炳乃至跪下双膝请求才得到谅解。后来他俩与严嵩开始勾结准备陷害夏言，而夏言却没有发觉。世宗几次派遣小宦官到夏言的住处，夏言气势凌人，把他们看作奴才。严嵩则肯定请他们坐下，并亲自把些金钱塞进他们的袖管中。因此这些宦官天天说严嵩的好，卖夏言的赖。夏言所献上的宫体诗往往不合世宗的心意，严嵩得知了，越发认真地撰写进呈的宫体诗词。
不多久，收复河套的议论为人提起。夏言原本是慷慨其辞，自以为有经世济用的才能的，想建立百代功勋。因为陕西总督曾铣请收复河套，就赞成、决定了这事。严嵩与崔元、陆炳在中间捣鬼，最后夏言因此弄得身败名裂。原来江都人苏纲，是夏言后妻的父亲，与曾铣关系很好。曾铣请求收复河套时，苏纲极力对夏言称赞他。夏言以为倚靠曾铣此事能成，就秘密上书推荐他，说大臣中间没有比曾铣更忠诚的了。世宗让夏言拟定旨意，再三夸奖曾铣，曾铣心里高兴，更加坚决地出兵作战。世宗忽然又下诏书责备，语气很严厉。严嵩揣测到世宗的真心，就尽力说河套不可能收复，言词中间连及夏言。夏言方才大惧而称罪认错，又说严嵩未曾有过不同意见，现在竟一切推在我身上。世宗批评他为难君上，威逼众人。严嵩又上书折腾，攻击他。夏言也极力辩解。然而世宗已被严嵩的诬告蒙住，怒气难能消除。二十七年(1548)正月剥夺了夏言的全部官衔，让他以尚书的名义退休，但仍没有杀害他的意思。碰巧有流言蜚语传入宫中，说夏言临走时埋怨、诬蔑皇上。严嵩又代仇鸾起草上书，攻击夏言收了曾铣的贿赂，插手关市，谋取暴利，事情牵连到苏纲，于是把曾铣、苏纲关进了京城的大牢里。严嵩和崔元、陆炳暗里商量，就用勾结皇帝身边侍卫人员罪名将曾铣斩首，苏纲到边远地区充军，并派官兵逮捕夏言。夏言抵达通州，听说曾铣的罪名，大惊失色，歪倒在车中，说“：唉！我恐怕非死不可了。”又上书诉说自己的冤屈，说：“仇鸾正要被捕，皇上下的圣旨不到两天，他怎么知道皇上说的话，又怎么知道严嵩的奏章而且这样附会它？大概是严嵩与崔元等伪造罪证，想迫害我就是了。严嵩这个人，言是行非，像共工；谦恭下人，像王莽；奸巧弄权父子专政，像司马懿。在京城的大臣受他的笼络，只知道有严嵩不知道有陛下；在地方上的大臣受他的钳制，也只知道有严嵩不知道有陛下。我的命操在严嵩手中，我只有把我的命交给皇上您，希望能设法加以保全！”世宗并不明白他的话。案件已定，刑部尚书喻茂坚、左都御史屠侨等当他将被处死时，援引大臣、能吏量刑时可以减免的条款上书请予减免死刑，世宗不愿听，严厉批评了喻茂坚等人，扣发了他们的薪俸，并且又提到了夏言以前不戴香叶巾帽的事情。那年十月终于将夏言斩首街头。他的妻子苏氏流放广西，侄儿夏克承主事，侄孙夏朝庆尚宝丞，都被削职为民。夏言死的时候是六十七岁。
夏言为人豪迈，才能过人，纵横议论，没人可以屈服他。受到皇帝宠信以后，他揣摸世宗的心思，不想让大臣拉帮结派，因而他长期与议定“大礼”的达官们意见不一。世宗以为他不搞小集团，对他更加厚待，然而最终还是被严嵩迫害至死了。夏言死后，严嵩祸国殃民，时间长了，天下有很多人开始惋惜夏言之死。而夏言曾经推荐、提携的徐阶，后来终究铲除严嵩，为一代名臣。隆庆初，他的家人上书诉说他冤枉，穆宗下诏恢复了他的官号，诏令祭祀、安葬，谥文愍。夏言开始没儿子，姨太太怀了胎，他的妻子出于嫉妒把她嫁给别人去了，生了一个男孩。夏言死后，他的妻子把男孩迎接回家，相貌很像夏言。到马上就能当官的时候他却忽然病死了，夏言终于还是没有后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