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版《明史》志·卷六十九

自汉朝以来，刑法沿革不一。

隋朝变更了五刑的条例，设置三奏的法令。

唐朝编写律令，宪全以礼为标准而增损。

宋采用唐律，然而更重敕令，法律没有记载的，便听从敕令。

因而法令时轻时重，没有二个正确的标准。

元朝制度，取所行一时的办案事例作为条规而已。

明朝初年，丞相李善长等说：“历代的法律，都以汉《九章》为标准，到唐代纔集其大成。

现在的制度应该遵从唐时旧制。”太祖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开初，太祖以元朝刑律任意而松懈为戒，判案使用重法。

不过这祇是权宜之计，并非以此为法则。

后来多次下诏整饬纠正，到洪武三十年纔倡明统一的制度，斟酌损益的条款，极其细致完备，让子孙遵守。

群臣稍有更改的意见，就以变乱祖制治罪。

而后来又生出弊端，是由于人们不懂法律，胡乱理解律令纲要，不能依真伪变化而按寅情处理。

于是根据律令而建立案例，又根据案例推衍案例，案例越多而积弊越多，以致无穷。

起初皇帝下诏朝廷内外御史官，以讲读一条律令来考核有关官吏。

那些不能讲清楚的官吏按情况给予不同的处罚，希望人人都懂得律令的意思。

可是沿袭久了，就被当作一种空泛的形式。

由此奸吏枉法，任意减轻加重。

至于法律条文的设立，有的取自皇上裁决、临时处治，有的因罪在八议之内不能擅自提审、有的因一切疑案罪名难定、以及法律没有正式条文适用者，并不是说朝延可以任意决定人的生死。

而英宗、宪宗以后，上面的慎重怜恤之心衰微，密探之风炽盛。

巨奸大恶，案如山积，祇要圣旨从宫中下达，就放纵不追问；有的人本来没有该死的罪，只要一张纸条便会被关进钦犯监狱，祸害特别惨烈。

因此综观明代刑法概况，而以厂、卫终结。

东厂特务的姓名，列传部分记载不全，列在此处，以备考查。

明太祖平定武昌之后，就与臣下商议律令。

昊元年冬十月，太祖任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球，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为议律官，告谕他们：“法律贵在简洁恰当，使人容易明白。

若是条目头绪繁多，或者同一罪有两种判法，可轻可重，司法官吏就会借机谋私作弊，这不符合法律的意旨。

鱼网太密，则水中无大鱼；法网太密，则国内无没有受刑的臣民。

诸位悉心比较研究，每天写出些刑名条目奏上来，我亲自斟酌裁择。”太祖每次驾临西楼，都召见诸臣，赐坐，与他们随便讲论律文要义。

十二月，律书写成，共有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

太祖又怕小民不能都知道法律，命令大理卿周桢等取出所定律令，除了礼乐、制度、钱粮和选法之外，凡是与民间事携有关的条文，分类编辑成册，解释其意义，颁发给郡县，称之为《律令直解》。

太祖翻阅此书，兴地说：“我的臣民可以少犯过错了。”洪武元年太祖又命令儒臣四人同执法官讲习《唐律》，每天上奏二十条。

五年，制定宦官禁令及亲属们互相隐瞒的法律，六年夏，刊印《律令宪纲》，颁发给各部门。

当年冬天，太祖下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细制定《大明律》。

每上奏一篇，皇帝就叫张贴于两边廊庶下，亲自加以裁夺。

等律书修成，翰林学士宋濂写表进奏道：“臣于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诏，次年二月律书修成。

篇目完全以《唐律》为准，称作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和名例。

采用旧律二百八十八条，续作律文一百二十八条，将旧有法令改为律三十六条，根据需要制定律文三十一条，采撷《唐律》作为补遗一百二十三条，总共六百零六条，分为三十卷。

有的增补，有的删削，有的沿袭旧制，务求轻重合宜。”九年，太祖发现律条还有不恰当的，命令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详细讨论，改正了十三条。

十六年，又命令尚书开济定下诈伪罪的律绦。

二十二年，刑部官员说：“近年来条例增损不一，以致断案失当。

请求将律绦按类编印颁行，使朝廷内外都知道应遵守的规则。”于是太祖命令翰林院会同刑部官员，取近几年增加的条文按类附入《大明律》，改《名例律》，放在篇首。

总共三十卷，四百六十绦。

《名例》一卷，四十七条。

《吏律》二卷，职制十五条，公式十八条。

《户律》七卷，户役十五条，田宅十一条，婚姻十八条，仓库二十四条，课程十九条，钱债三条，市廛五条。

《礼律》二卷，祭祀六条，仪制二十条。

《兵律》五卷，宫卫十九条，军政二十条，关津七条，厩牧十一条，邮驿十八条。

《刑律》十一卷，盗贼二十八条，人命二十条，斗殴二十二条，骂詈八条，诉讼十二条，受脏十一条，诈伪十二条，犯奸十条，杂犯十一条，捕亡八条，断狱二十九条。

《工律》二卷，营造九条，河防四条。

绘制五刑之图两类。

第一类五种：笞，杖，徒，流，死。

笞刑五等，笞打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