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版《明史》列传·卷一百零八
万士和，字思节，宜兴人。父亲万吉，为桐庐训导，有学术造诣。万士和为嘉靖二十年(1541)的进士，改任庶吉士，授职为礼部主事。父丧期满，请求就便赡养母亲，改任南京兵部的职务。逐渐迁职为江西佥事，一年裁减上供瓷器上千件。调任贵州提学副使，升任湖广参政。安抚、接纳了二十八寨的叛乱苗民，因功被赏赐银币。营造三殿的工程动工，采集木料的使者交错纷繁。万士和的谋划备至，百姓赖以安宁。调任江西按察使，赴任超过日期，被弹劾而免职。
他出任山东按察使，再调任广东左布政使。政事以往专门由左职决定，万士和称“：朝廷设置左右布政，如同左右手，没有轻重高低。”于是与右使相约分日办事。皇帝召见，任命他为应天府尹，循例调任为右副都御史。督导南京的粮食储备，奏请六项便利百姓的事。隆庆初年，晋升为户部右侍郎，统管仓场。不久，改任礼部职，晋升为左侍郎。称病回乡。
神宗即位，他出任南京礼部侍郎，负责国子监的事务。万历元年(1573)，礼部尚书陆树声离职。张居正采纳了陆树声的建议，召万士和代替他。上任后逐条奏陈崇尚节俭的数件事。又因为灾异与不祥之气屡次出现，奏请关闭宠幸之门，容纳刚直，淘汰冗员、抑制分外求请，大都触犯了当时的禁忌。俺答与部属贡奉马匹，边防大臣奏请增加对他们的官方奖赏。万士和称赏赐有规定的数额，不要依从边防大臣额外的请求，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方士倚仗冯保请求封官，万士和坚决不同意。成国公朱希忠去世，张居正同意赠封为王，万士和极力争辩。给事中余懋学议论事情被治罪，万士和称正直的大臣不应当责备。因此屡次抵触张居正。给事中朱南雍乘机弹劾他，他便告病离去。张居正去世后，请他出任南京礼部尚书，他再次上奏延年不赴任。直至他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赠封为太子少保，谥号文恭。
王之诰，字告若，石首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的进士。授职为吉水知县。升任户部主事，改任兵部员外郎，出京担任河南佥事。讨伐师尚诏有功，转为参议。调迁为大同的兵备副使。因为捣毁蒙古居屋的功劳，增加一级俸禄，晋升为山西右参政。又被提拔为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他大兴屯田，每营开垦田地一百五十顷，服役的军士四百人。向皇上奏陈八项便利、适宜的事情，世宗施行了他的主张。召见他，任命为兵部右侍郎。不久，他以左侍郎的身份总督宣府、大同、山西的军务。
隆庆元年(1567)，他升任右都御史。俺答侵犯石州，王之诰命令山西总兵申维岳，参将刘宝、尤月、黑云龙四营的兵马尾随他南下，传达檄文征召大同总兵官孙吴、山西副总兵田世威等人出征天门关，遏制他们向东的归途。巡抚王继洛驻扎在代州不出征，申维岳不敢前进，于是石州陷落。俺答杀害数万人，所过之处没有孑遗，大肆掠夺了十四天后离去。事情被朝廷知道后，申维岳、田世威、刘宝被处死，王继洛戍守边关，孙吴被撤职。王之诰因为回守南山，只降了两级。
第二年诏令王之诰以左侍郎的身份巡视蓟、辽、保定、宣、大、山西，侍郎刘焘巡视陕西、延绥、宁夏、甘肃。王之诰因疾病辞官。由冀练代替。此后，又因为给事中张卤的劝谏，两人都被罢免而不作派遣。隆庆三年(1569)，出任官职督导京营。晋升右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的军务。因为延宁的将士捣毁敌人巢穴的功劳，给他的一个儿子授予官职，他升任南京兵部尚书。
神宗继位，任命他为刑部尚书。张居正专权，王之诰与他有姻亲关系，每每规劝他。万历三年(1575)，他请求护送母亲而请假回乡，逾期不返朝廷，被弹劾。遇王之诰也奏请终养天年，便答复可以。后来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丧期未满就提前入仕，在朝廷杖责议论的人。张居正回乡葬了父亲后返回朝廷，王之诰劝他召回正直的大臣，收买人心。王之诰去世后，被赠为太子太保，谥号端襄。
吴百朋，字维锡，义乌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进士。授职为永丰知县。他受征召，就任御史，历任淮、扬、湖广的按察使。晋升为大理寺丞、右少卿。
嘉靖四十二年(1563)夏天，他升任右佥都御史、郧阳巡抚。改任提督，负责军务，巡视南昌、赣州、汀州、漳州。与两广提督吴桂芳讨伐、平定河源的乱贼李亚元、程乡的乱贼叶丹楼，又会师一处，在海丰打败倭寇。
起初，广东大埔的百姓蓝松山、余大眷倡导叛乱，在漳州、延平、兴州、泉州之间流窜、抢劫。官军击败了他们，他们逃到永春，与香寮的盗贼蓝阿普、范继祖联合侵犯德化，被都指挥耿宗元打败，他们假装请求招安。吴百朋也佯装罢兵，利诱乱贼的党徒为内应，先后将他们全部抓获，只有三个叛贼巢穴没有攻下。三个巢穴是指和平的李文彪所占据的岑冈，龙南的谢允樟所占据的高沙，赖清规所占据的下历。朝廷因为倭患棘手，十年没有讨伐三股乱贼。李文彪死后，他的儿子李珍与江月照接替他，更加猖獗。嘉靖四十四年(1565)秋天，吴百朋晋升为右副都御史，依然巡防上述地区。他上奏说“：三个巢穴的乱贼冒犯尊卑之礼而称王，即刻招安即刻又叛乱。广东的和平、龙川、兴宁，江西的龙南、信丰、安远，被蚕食过半。不赶紧讨伐，祸害不可言说。三个巢穴中只有赖清规的势力跨江西、广东六县，最违逆圣命，讨伐必须从下历开始。”世宗将奏章交给部中议论，并依从了他。吴百朋便命令守备蔡汝兰在苦竹嶂讨伐并擒拿了赖清规，震慑了众贼。
隆庆初年，吏部因为吴百朋颇受兵营之苦，渐次升他任大理卿。给事中欧阳一敬等人奏请穆宗仍将吴百朋留任负责剿灭乱贼，穆宗下诏将他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依旧巡抚故地。吴百朋上奏，春天用兵妨碍农田的耕作，应该进行招安，穆宗听从了他的建议。不久，他升任南京兵部右侍郎。请求回乡终养天年，穆宗不同意。改任为刑部右侍郎。父亲去世后回乡服丧，再度出山时改任兵部职。
万历初年，奉命巡视宣州、大同、山西三镇。吴百朋以粮饷、险隘、兵马、器械、屯田、盐法、番马、逆党等八件事情考核边疆大臣，督抚王崇古、吴兑，总兵郭琥以下的官吏，分别受到升官赏赐或罢免的处理。又进呈边防图，凡是关塞险隘，番族部落，士马强弱，亭障远近，了如指掌。后由于探视母亲回乡。又出任南京右都御史，升任刑部尚书。过了一年去世。
刘应节，字子和，潍县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进士。授任户部主事。历任井陉兵备副使，兼管三关。三关从此隶属井陉道。四十三年，任山西右参政，升任右佥都御史，管理辽东。因母亲去世而回乡。
隆庆元年(1567)，出任河南地方官。俺答侵犯石州，山西骚动，皇帝下诏命令刘应节前往援救。此后，敌寇退去。遇上顺天巡抚耿随卿杀害平民冒充首功被逮捕治罪，改派刘应节代替他。他认为永平西门抵海口距离天津只五百里，可以通漕运，奏请招募熟习海运的百姓赴天津负责运输，与漕运官由海路抵达永平。部里议论由漕卒冒险不方便，发运山东、河南的十万石粟，储存在天津，命令永平的官吏和百姓自己运输。
隆庆四年(1570)秋天，升任右副都御史，负责原来的辖区，不久，晋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替谭纶统管蓟、辽、保定的军务。他上奏罢除了永平、密云、霸州的采矿活动。又因为御史傅孟春的谏言，讨论各镇的贮备，应当考虑到年成的丰歉。平常的时候可以折成银两方便军队，可以积蓄粟谷；灾荒之年就以实物救济灾荒，可以积蓄银两。第二年又建议将漕运通达密云，上奏称：“密云完全控制了潮、白两条河水，上天安排它们以便利于漕运。从前两河分流，到了牛栏山才汇合。通州的漕运船只到了牛栏山，便由陆路运至龙庆仓，车辆运输很艰苦。现在白水迁流城西，距离潮水不到二百步，况且近来又开渠筑坝，两条河流又合二为一，水流加深，漕运更方便。以往昌平的漕运额共计十八万多石，现在只有十四万石，密云仅得到十万石，只有依赖招商承运一个办法，而且土地贫瘠，百姓穷困，势必难以长期维持。听说通州仓中的粟很多霉变。如果漕运五万石到密云，而将本镇所折算的三万五千两白银留给京城的部队，则通州的仓库中不会有粟腐烂，京城的军队获得了实惠，密云免去召商之事，这是一举三得的好事啊！”皇帝答复可以。
给事中陈渠因为蓟镇有很多虚冒的兵丁，奏请核查兵卒节省粮饷。刘应节上奏称：“国家开始设立大宁府，蓟门还称为内地。不久，大宁府内迁，三卫反叛，一切防御措施，与宣州、大同方面相同，但在册的兵丁不足三万人。仓促招募外地的兵丁，又疲于奔命，半数羸弱不堪。因此提议减少外地兵，招募当地人，而吃游食的人，饥饿的时候聚集在一起吃饱了就飞扬散去。请清除逃兵，而留下的人都是非老即幼，又未必安于当兵。本镇的辖区西起镇边，东达山海关，依地势驻守兵马，没有三十万人不行。现在当地的兵丁与外地的兵丁不到十三万人。而且宣府方圆六百里，额定兵士十五万人；大同方圆一千多里，额定兵士十三万五千人；现在蓟、昌的地域就有两镇的大小，而唯独兵力不足。两相援引比较，怎么能够防守？现在最好的计策是派遣二十多万精兵，恢复大宁府，控制关外的边疆，使京都的肩背更加厚实，宣府、辽远彼此声援，国家有稳固的关防，家室中没有匪寇，这是万年的利益所在。如果不能如此就调集三十万军马，分区屯田、逐线设防，使军队首尾相呼应，这是百年的利益所在。还不能办到的话，就挑选十七万当地和外地的兵丁，使他们训练有素，不必仰仗邻镇的援助，也是目前苟且偷安的办法。现在却全然不是如此，征兵如同下棋，请求粮饷如同请求买粮，操练如同抓沙，讨论战争如同谈论老虎。边防线长，兵力孤寡，捉襟见肘。现在不得已的办法，姑且录用新兵补充当地兵丁十一万的旧额，与进入卫所的外地兵丁分批休整，使众军不觉疲劳稍稍稳定边防。”部中议论让所司清理军队，而补充兵马的意见最终没有被采纳。
万历元年(1573)，他升任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统辖原来的辖区。后来又升任南京工部尚书、戎政尚书，改任刑部的职务。锦衣冯邦宁是太监冯保的从子，与刘应节在路上相遇不做回避，刘应节叱责他退下，冯保不高兴。遇上云南的参政罗汝芳带着奏章到京都，刘应节出城郭与他谈论禅事，给事中周良寅上奏抨击他，于是与罗汝芳一同被弹劾、罢免。他去世后被赠封为太子少保。
起初，王宗沐建议实行海运，刘应节与工部侍郎徐木式奏请开通胶莱河，张居正极力支持。任用徐木式兼佥都御史前往办理，商议凿山引泉，计算须耗百万两。议论者争相驳斥。皇帝召回徐木式，罢除了此项劳役。
王遴，字继津，霸州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进士。就任绍兴推官。入朝任兵部主事，历任员外郎。耿直矜持，不轻易与人结交。同僚杨继盛弹劾严嵩和他的孙子严效忠冒领功绩，奏章被下达给部中复查。严世蕃自己撰稿，以此给武选郎中周冕。周冕揭发了他，反而被治罪。尚书聂豹恐惧，催促所司将严世蕃的文稿呈上，王遴径直上前争辩，聂豹恼怒，最终如严世蕃所言向上全报。杨继盛被判死罪，王遴替他送去稠粥，并且将女儿许配给他的儿子杨应箕。严嵩的父子大为愤恨，借口其他的事情将他投入诏狱。事情搞清楚后才恢复官职。等到杨继盛死去，他收殓、安葬了杨继盛。调任山东佥事，再调任岢岚兵备副使。他享有威名，为巡抚忌恨，受弹劾而离去。官民争相为他诉讼冤屈，皇帝下诏准许他再度起用。
嘉靖四十五年(1566)，王遴升为右佥都御史，管理延绥。敌寇大举入侵定边、固原，总兵官郭江战死。总督陈其学、陕西巡抚戴才遭罢免，王遴降俸一级。隆庆元年(1567)，敌寇六次入塞，都战败而逃。而御史温如玉不断抨击王遴，将他解除官职听候审查。后来御史杨轸核查汇报了他的功绩，于是又恢复原职，管辖宣府，总兵官马芳骁勇，敌寇不敢深入。王遴便大兴屯田，边防的储备都有赖于此。十年期满，他升任右副都御史。不久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探亲回乡，又起用他协助处理边防事务。
神宗继位，张居正执政，他与王遴同年出生，然而一向不和。遇上商议、检阅边防事务，王遴请求前往。皇帝命令他前往陕西四镇。他冷峻地拒绝馈赠。事情完成之后，就称病回乡。张居正去世后，他才出任南京工部尚书。不久，改任兵部，参与机要事务。守备太监丘得用大肆奴役营中的兵丁，王遴上奏请求禁止此事，趁机奏请施行谋略、安定留都等十二件事。皇帝召见并任命他为户部尚书。他先奉皇帝的诏令，免除一年赋税以及织造商议的提留，共计一百七十六万多两白银，此时，皇帝命令由太仓库中补充，王遴劝谏：“陛下经过十多年的积蓄仅有三百多万两白银，现在因为一年的赋税被免除，即刻在府库中进行补充。估计十多年的积蓄，不足偿还二年被提取用作补缺的资产。况且每年额定的金花银进奉额为一百万两，从万历六年(1578)之后，增加了二十万两，现在合计六年的数额，不只百万两。府库的积蓄不是源泉，每年贡俸不断，以后将拿什么维持？”于是指出京仓和通仓的粮食积蓄达八百万石，足以供给九年的需求，请酌量将一百五十万石折换成银两，三年后停止。皇帝下诏准许他施行一年。
当时尚宝丞徐贞明、御史徐待在京城东面开辟水田，王遴极力赞赏此举，提议很快被决定。以往，户部银专门供给军队和京都，不提供给其他事务。皇帝举行婚礼时，暂时提取了用于接济边关的银两九万两作为织造的费用，此时皇帝又打算这么做，王遴执意争辩。不久，皇帝下诏提取四千两黄金作为慈宁宫的开支，王遴又极力反对。皇帝都没有采纳。此后，他陈述理财的七件事情，奏请皇帝崇尚节俭、重视农业、督促拖欠的偿还、惩治贪官污吏、扩大储蓄、整治贡市。皇帝答复：“有关我自己的事我已经知道了，其余的事责成所司商议办理。”当时佛教盛行，王遴奏请将身强力壮的和尚淘汰，令他们回乡务农，聚众进行斋戒的人以邪道罪论处。礼部尚书沈鲁奏请依王遴的谏言行事。皇帝已经下诏同意，后妃和宦官大都声称不行，事情中途废止。
他改任兵部尚书。辽东总兵官李成梁的贿赂遍及皇帝身边的大臣，但不敢进入王遴的家门。王遴在户部频繁争执，已经被宦官嫉恨。遇上皇帝察看去世后享用的寝宫，宦官拿着皇帝的批示向他索要马匹。王遴认为题本应该盖章，司礼的传递应当由科发给部里，没有径直下达给部里的，他援引先例执意上奏。皇帝不高兴。大学士申时行曾经因管事指挥罗秀而嘱托王遴将他补作锦衣佥书，王遴阻止不准许。申时行便拟旨责备王遴擅自扣留皇帝的批示，对皇上缺乏尊敬。御史争相弹劾王遴，王遴请求退休而离去，张佳胤代替了他。给事中张养蒙称：“罗秀本是太监滕祥的奴仆，靠贿赂进入禁卫中。往年他图谋佥书，尚书王遴主持公正，被他们中伤而离去。不久，罗秀马上被越级录用，众议沸腾。”因此罢黜了罗秀，张佳胤也被罢免。
王遴虽然退位，声望更高，因为他年事很高而一再受到朝廷慰问。万历三十六年(1606)，王遴去世。赠封为太子太保。天启年间，追赠谥号恭肃。
毕锵，字廷鸣，石埭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的进士。授职为刑部主事。历任郎中，晋升为浙江提学副使，调任广西右参政，升任按察使再调任湖广左布政使。世宗召他担任太仆卿，没有赴任，改任应天府尹。海瑞辖治江南，发送公文到南京应天府，将应天官员视为下属，毕锵拒不接受。海瑞考核毕锵的政绩，反而与他友好。他升任南京户部右侍郎，负责粮食储备。
万历二年(1574)，他进入朝廷担任刑部右侍郎。改任户部职，统辖仓场。晋升为南京户部尚书，告病而离去。后出任南京工部尚书，改任吏部职，神宗征召他担任户部尚书。神宗因为刮风卷尘就告谕所司陈述当时的政情，毕锵上奏陈述了九件事。其中称：“锦衣旗校达一万七千四百多人，内府的各监局服役的工匠数也是如此。这是最严重的冗食者，应当清除假冒与滥用者。州县丈量田地滋生弊端，云南铸鼓不给工匠支付报酬，官员已经裁减又重新设置，田地准备垦种而又停止丈量。请考虑各地的习俗与人情，不要随意进行更改。至于袍服锦绮，每年有多余的积蓄，为何烦劳人频频织造？天灯费用开支达万两，尤其不合常规。无节制的赏赐不能不裁减，投机取巧的事不能不革除。”他所奏的事情，大多切中要害。神宗身边的宠幸之人从中阻挠，没有能全部施行。毕锵就称年纪大了请求罢免。世宗准许他乘驿车回乡。
毕锵遇事严守公正，享有众望。八十岁时，神宗派人问候他，加封他为太子少保。后来两次派人去慰问。他的孙子毕汝木便带着奏表入朝答谢，世宗下诏收他为太学生。毕锵九十三岁去世。赠封为太子太保，谥号恭介。
舒化，字汝德，临川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的进士。授职为衡州推官。改任凤阳推官候补升户科给事中。
隆庆初年，三次调任至刑科给事中。皇帝任用宦官，旨令多从宫中发出。舒化称：“法律是天下的公理，大小罪犯应该全部交付给法司。不恰当的地方，则由我们疏论、弹劾。如果全然由敕令直接执行，则或喜或怒之事未必恰当，而法司与我们都形同虚设。”皇帝下诏肯定了他的说法。冬天到郊外祭天，他听到皇帝的咳嗽声，推断阴阳相遇次数又增加了，请皇帝效法上天培养藏匿的阳气，话语很真切、耿直。有诏书称灾祸又来临了，是因为部院不处理政事，让厂卫秘密监察的缘故。舒化与同僚上奏称：“厂卫在京城巡察，希望查办犯法作乱的人、禁锢盗贼。驾驭百官是天子的权力，而纠察非法的人和事，则是御史的职责，岂能由厂卫处置？现在指令他们刺探、查访，必将打开罗织罪名的大门，大展陷害的权术，祸害善良的人们，使人人屏声静气，不敢移步，从何治理。况且厂卫又不能自己察访，必然将此事委派给卫卒，陛下不相信大臣，反而相信此类人吗？”御史刘思贤等人也极力陈述它的危害。皇帝都不听从。不久，此事最终停止。校尉背着尸体由北安门出来，兵马指挥孙承芳看见了，怀疑有奸诈，将他囚禁在监狱进行审讯，供词牵连太监李阳春。李阳春惊惧，向皇帝诉说。称校尉背的不是死人，出城后才死，孙承芳妄自滋出事端，对校尉施加刑罚。皇帝相信了他，杖责孙承芳六十下，贬为平民。舒化请求将李阳春的奏章下达给法司核查，皇帝不接受。
隆庆四年(1570)的热季审讯，他请求释放被囚禁的大臣郑履淳、李芳，等到朝廷会审，又请求释放李巳，他们都得到宽恕。当时高拱执政，路楷、杨顺因为诬陷并杀害了沈炼而判死罪。高拱想改变路楷的处境，称杨顺是祸首，杨顺处死，路楷可以不处死。舒化将狱案文件向高拱展示说：“案狱中本来没有沈炼的姓名。他的姓名被加入，从路楷开始。路楷的确是祸首。”高拱又提议宽恕方士王金等人的罪过，舒化说：“这是先帝的遗诏的指示，假如想免罪，应该怎么解释？”与高拱相抵触，被贬出京城任陕西参政。他再次上疏请求退休回家。
万历初年，晋升为太仆少卿。又因病回乡。后由南京大理卿召至京都担任刑部左侍郎。平定了云南、缅甸的乱贼，皇帝驾临于午门楼察看俘虏。舒化宣读奏词，声音洪亮，抑扬顿挫，皇帝的目光盯着他。遇上刑部尚书空缺，皇帝亲拟诏令录用舒化。舒化上奏称：“陛下的仁慈出自天性。知府钱若赓、知州方复乾因为酷刑而死于戍边。请求申命大小臣僚，让他们各自遵守律法条例，不要滥施酷刑。《大明律》一书，高皇帝在两厢房中阅览，亲手更改、审定。现在还没有经过详细审议的案子就命令从重治罪，已经审定了的案子又下诏指令加罪而后斩杀，这就是说律法不值得为根据。去年冬天不时下雨下雪，灾异频繁出现，过错就在此处。”皇帝下优诏答复他。遇上续修《会典》，于是他编辑了嘉靖三十四年(1555)以后事例与刑法名称相关的案子三百八十二条，上奏皇帝。皇帝下诏将它告示朝廷内外。
万历十四年(1586)他响应诏令上奏陈述。请求皇帝讲求诏令的信用，使狱案诉讼清廉，迅速审讯定罪，严格检验，禁止冤屈和滥施刑罚，而以恪守天条、安抚百姓、回归本源的圣心。皇帝接纳并嘉奖了他。皇帝顾虑手下的大臣进行欺骗，间或有人揭发，就派遣官吏去加以逮捕，搜取证据，文书累叠积压。舒化称：“主上治政法则贵在抓住纲要，不应当侵扰有司；徒然使人将过失归咎于皇上，而下属反而借机掩饰过失。”潞王府的小校因事被兵马司吏目鞭笞，皇帝恼怒，将吏目逮捕，投入诏狱，拷打致死，又将七名捕卒治罪。舒化为此争辩。皇帝下诏将为首的一人治罪，其余的都被宽恕。
第二年，京官考核，南京科道抨击舒化。于是他多次上疏请求回乡，皇帝不同意。遇上考察囚犯的事，他又开始办公。宦官中的贵人传达皇帝的旨意要宽恕三十多名死囚，舒化争辩主张不宽恕。诏令最后依从了他的建议。不久他称病重，于是回到家乡。去世后，赠封为太子少保，谥号庄僖。
李世达，字子成，泾阳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的进士。授职为户部主事。改任吏部职务，历任考功、文选郎中，与陆光祖一起充当尚书的得力助手。隆庆初年，遇上曾祖父的丧事回家守孝。后起用为右通政，历任南京太仆卿。
万历二年(1574)，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不久晋升为右副都御史，总管河道。还未上任就改任浙江巡抚。旋即称病回乡，后起用督察漕运兼凤阳巡抚。黄河向南侵蚀，淮安报警，李世达请求修筑石堤捍卫城邑；宝应汜光湖风涛险恶，每年都造成水灾，请求开通越河抑制水势。神宗都答复可以。他调任南京兵部右侍郎。改任户部职，又改任吏部职，升任左侍郎。提拔为南京吏部尚书，就职后又改任兵部，参与机要事务。
不久他又被命为刑部尚书。宦官张德将人殴打致死，李世达奏请将其交法司处理，刑科唐尧钦也主张如此，张德才被交给主管的官吏处治。大兴知县王阶因用鞭子抽打乐舞生被交法司处治，神宗秘密地派遣两名校尉侦察此事，审判定罪的那一天被巡风主事孙承荣拒绝。校尉返京上奏，神宗愤怒地责备李世达。李世达称侦探不合大体。孙承荣最终被剥夺了俸禄。东厂太监张鲸犯罪，言官争相弹劾，神宗曲意宽恕了他。李世达执意上奏，神宗才将张鲸排斥出京城。驸马都尉侯拱宸的奴仆打死了平民被依法惩治，李世达请求将侯拱宸一起治罪。于是革除了侯拱宸的官职，命令他去国子监学习礼仪。罪犯焦文灿依法不应判死刑，神宗恼怒地将他列入死囚之中。遇上朝廷会审，命令户部尚书宋纟熏主笔。李世达对宋纟熏说，对焦文灿从轻发落。这抵触了圣旨，神宗责问，他又据法律做回答。神宗最终没有依从。当时，皇帝闲居，很暴躁，身边的侍从屡屡无罪被处死，李世达趁着灾异上奏讽谏。浙江发生饥荒，有人请求让罪犯捐出粟以免罪。李世达称：“法律不能废弃，宁可赦免也不能出卖。赦免就体现了皇恩，法律仍然存在。赎人则力量来自下面，人们更加藐视法律。”有识之士对此称是。
他改任左都御史。兵马指挥何价虐待三人致死，御史刘思瑜庇护他。李世达上奏弹劾，皇帝降了刘思瑜的官级。他又弹劾并使御史韩介等人受到罢免。皇帝很厌恶言官，下诏申斥，指责他们挟私报复。李世达劝谏：“效忠且正直的人，话语虽然偏激，心中实在没有别的意思。即使居心叵测，而谏言不能废置，应该一并容纳。只是阿谀奉承的人，此后应加以罢黜。则正直的话每天能听到，邪说渐渐消失。”皇帝答复知道了。
万历二十一年(1593)他与吏部尚书孙钅龙共同主持京官的考核，将政府中的私人全部贬斥。考功郎中赵南星被弹劾贬官，李世达极力抗争，皇上反而将南星除名，于是他请求辞职，皇上不同意。这年秋天吏部侍郎赵用贤因为拒绝婚事遭人攻击，李世达辩白他无罪。郎中杨应宿、郑材上奏诋毁李世达，他便接连上奏请求退休。回乡七年后去世。赠封为太子太保，谥号敏肃。
曾同亨，字于野，吉水县人。父亲曾存仁，为云南布政使。曾同亨考取嘉靖三十八年(1559)的进士。授职为刑部主事。改任礼部，调任吏部文选主事。先例，丞、簿以下的官员，听任胥吏选拔，曾同亨却全都亲自挑选。他与陆光祖、李世达齐名。隆庆初年，任文选郎中，几乎将旧臣举荐任用完了。晋升为太常少卿，因急事请假离去。
万历初年，出任大理少卿。历任顺天府尹，任右副都御史管辖贵州。御史刘台触犯了张居正。曾同亨是刘台的姐夫，给事中陈三谟想将他们一起驱逐，上奏曾同亨羸弱不胜职。诏令调他到南京，于是称病回乡。万历九年(1581)，京城考核纠察官，给事中秦灿、御史钱岱等人又秉承张居正旨意，列上曾同亨的姓名。张居正勒令他休息。
张居正死后，他出任南京太常卿。皇帝召他担任大理卿，调任工部右侍郎。负责督促营建皇帝逝世后的寝宫，节省三十多万两白银。由左侍郎升为尚书。军事器械都从外地输送来，全都不合乎标准，他奏请以半价签收，又请求减少一半的织造额。皇帝都答复可以。汝安王妃请求征收桥税，曾同亨拒绝了。皇帝最终应允了王妃的请求。内府的工匠，隆庆初年人数达到一万五千八百人，不久淘汰了两千五百人，但是宦官却不断增加。曾同亨上奏请求清理、整治。已经得到圣旨，宦官又上奏压制了此事。给事中杨其休上奏争辩，皇帝不接纳。曾同亨的弟弟曾乾亨奏请裁减冗员使经费宽裕些，京城卫戍部队的诸位武臣声称减少了自己的月薪，一片哗然，窥伺着曾同亨走出朝房就围着他叫嚷。曾同亨再次请求退休，没有结果。九门的工程完工，他被加封为太子少保。极力请求离去，皇帝下诏令他乘驿车回乡。启用他任南京吏部尚书，他推辞了。此后很久，再度起用他任原职，他多次推辞之后才就职。税使在当地肆虐百姓，曾同亨极力劝谏。
万历三十三年(1605)，全面考核京官，他与考功郎徐必达正直不徇私情。当年，北都考核拂逆了当政者的意愿，宫中传旨保留给事中钱梦皋等人；南都的考核和曾同亨自己的奏疏，也很久不下发。曾同亨恰好因事进京，于是称病。诏令加封他为太子太保，而后退休。
曾同亨初次进入吏部，严嵩是他的同乡，尚书吴鹏与他父亲同年进士，曾同亨没有做私下拜访。曾在署舍住食，整月不回家。一向与罗汝芳、耿定向相好。尚书杨博痛骂伪儒，曾同亨说：“他们中间多愚昧者，不可以一概斥责。即使表面上借儒学名义，这与卖身进取，恬不知耻的人相比，谁更可恶呢？”他在七十五岁去世。被赠封为少保，谥号恭端。
辛自修，字子吉，襄城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的进士。授任海宁知县。
他升任吏科给事中。上奏称：“吏部选拔官吏，选才重要，量地选才尤为急迫。近来京府的属吏因为全面考察而离去的人有十分之五，难道唯独京城不肖之人很多吗？地方艰苦而事情繁多，请求根据地方的复杂和简易来授予官职，根据事情的繁琐、简单来做考核的依据。”吏部认为他的建议很好，奏请皇帝下令抚按大臣，像辛自修所提议的那样来举荐和弹劾有关人员。他巡视京都兵营，弹劾典营务镇远侯顾寰、协理佥都御史李燧，请求警告顾寰，罢免李燧。皇帝依从了。辛自修历任礼科都给事中。诚意伯刘世延不守法，辛自修极力抨击他的奸诈。诏令将他革职囚禁。隆庆元年(1567)，给事中胡应嘉论事被贬斥，辛自修上奏救助。不久，他疏论剥夺尚书顾可学、徐可成，侍郎朱隆禧、郭文英的封赠与谥号；因为徐可成由道士进用，郭文英由工匠进用，顾可学、朱隆禧都是凭方士的药丸得以进用。他升任太仆少卿，称病回乡。
万历六年(1578)，他出任应天府丞，再调任光禄卿。担任右佥都御史辖治保定的六府。上奏减少了六万两的里甲均徭役费，加筑了雄、任丘两县的堤防，用来防御滹沱河的水患。每年秋防期间，巡抚迁移到易州驻扎，向部属征收供给的费用，秋季防御期已经结束，征集依旧，辛自修上奏终止了此事。他入朝担任大理卿，兵部左、右侍郎，升任南京右都御史。御史沈汝梁巡视下江，以馈赠为名，搜刮完了部属的赎金，辛自修上奏弹劾了他。皇帝正想惩治贪官，下令将沈汝梁逮捕、治罪，并且召见辛自修任命他为左部御史。
万历十五年(1587)，全面考察京官，执政者想庇护私人，排斥异己。吏部尚书杨巍秉承旨意、谨小慎微，辛自修对此表示忧虑，事先上奏，请求不要以自己的爱憎为喜怒，排斥、压抑不结党派的人。神宗认为他的谏言很好，而执政者不满意。有十多个贪图钻营的人，都是执政者所看重的，辛自修想除去他们。给事中陈与郊自己估量不能幸免，于是称执宪大臣将以一次过失就废弃人，想一举使京都空虚。因此辛自修想贬斥的人都获得赦免。不久御史张鸣冈等人行纠察职责，首攻工部尚书何起鸣。何起鸣以前因为督察工程与宦官张诚相好，而且一向不喜欢辛自修，于是攻击辛自修挟私仇在背后指使。陈与郊和给事中吴之佳支持他。御史高维崧、赵卿、张鸣冈、左之宜愤恨不平，弹劾何起鸣掩饰过失，进行诡辩。皇帝先听到张诚的话，颇怀疑辛自修。见到他们的奏疏更加不高兴，说：“朝廷每次任用一个人，言官就纷纷排挤、打击。现在何起鸣离去，你们举荐堪当此任的人。”高维崧等人都上奏认罪，没有推举其他的人。神宗恼怒，将他们全部调出京城。给事中张养蒙救助，也被剥夺俸禄。刑部主事王德新又上奏争辩，话语触犯了神宗宠幸的人。神宗将他投入诏狱，施加酷刑追究主使人。他没有承认，于是削夺了他的官籍。辛自修自感不安，赶紧称病回乡。
辛自修的奏章，不合执政者的意愿，所以不被他们容纳。此后很久，才起用他任南京刑部尚书。又召他担任工部尚书。他没有上任就去世了。赠封为太子太保，谥号肃敏。
温纯，字景文，三原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进士。由寿光知县征召为户科给事中。隆庆三年(1569)，穆宗已除丧服，仍不与大臣接触。温纯请求皇帝遵循祖制，垂询群臣，亲自批阅奏章，皇帝答复知道了。
他调任兵科都给事中。倭寇攻陷了广东的广海卫，大肆屠杀、劫掠而后离去。总兵刘焘报告将敌人打退了，温纯弹劾刘焘进行欺骗。当时刚刚召刘焘督率京都的部队，就搁置不问。黔国公沐朝弼犯罪，诏令允许他的儿子继承爵位。温纯称事情还没了结，不应当匆忙继承爵位。宦官陈洪请求封赠他的父母，温纯坚决不同意。言官李巳、石星遭谴责，他上奏救助他们。起初，赵贞吉更改军营制度，三营各由一名大将统辖。由恭顺侯吴继爵主持五军事务，而都督袁正、焦泽主持神枢、神机二营。吴继爵耻于与他为同僚，坚决推辞。皇帝罢免了两人，全部换成有功勋的大臣。温纯奏请广求将才，不要拘泥于世族侯爵，皇帝没有采纳。此后，皇帝又任命三名文臣分别督率部队，当时称为“六提督”。温纯认为政出多门，极力陈述它的不利之处，于是恢复了旧制。俺答请求通贡互市，高拱决定准许他们。温纯认为边防松弛，对中原不利。被调出京城担任湖广参政后，他称病回乡。
万历初年，被举荐担任河南参议。万历十二年(1584)，他由大理卿改任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统辖浙江。担任户部左侍郎，升任右副都御史，督理仓场。母亲逝世后他离职。丧期满后担任南京吏部尚书。皇帝召见他，任命为工部尚书。父亲去世，他请求回乡养老。服丧期满，他被召封为左都御史。
矿税使四出横行，有司逮捕、囚禁的犯人极多，温纯极力疏论他们的危害，请求将他们全部放了，皇帝没有答复。此后，诸位宦官更加横暴，到处剽窃、掠夺，玷污妇女。四方的无赖奸人群起言利：有请求开挖云南塞外的宝井的人；又有人称海外的吕宋国有座机易山，一向出产金银，每年可以获得十万两黄金和三十万两白银；又有人称淮、扬地区盐利富饶，采纳他的主张，每年可以获得五十万两白银。皇帝全部欣然接受了，远近的人骇然震惊。温纯劝谏：“缅甸的人正在窥伺机会，一旦开挖宝井，必然发生兵变。余元俊是个盐贩，数千两的贮备都不能输出，而想得到五十万两，准备怎样获取？机易山在海外，必定不是遍地金银，任人前往拿取；不过是假借诏书、圣旨，使禁物擅自出入，与外番的人进行买卖，利益归众吏，祸害留给国家。请将诸位奸诈之人全部逮捕，交给我们进行法律制裁，并赶紧撤换祸害百姓的税监。”也没有答复。正值此时，朝廷内外争相请求罢除矿税，皇帝全都置之不理。温纯等人忧虑、惊惧，不知所措，就倡议诸位大臣匍伏在皇宫前涕泪请求。皇帝震怒，质问谁是倡议者。他回答：“都御史温纯。”皇帝为此敛威，派人传谕抚慰他说：“奏疏将下达。”他们才退去。然而皇帝最终没有施行。广东的李凤、陕西的梁永、云南的杨荣都因征收矿税激起民变，温纯又上奏说：“偷偷假借陛下的威福的税使以十计算，凭借税使的声势的参议随从以百计算，做参议随从的爪牙而奔走的困苦，受采办、营运、转输的困苦，既然丧失了生活的信心，又怎么能再抵御这千万个虎狼呢？希望当天就罢除矿税，将李凤等人逮捕，关押到大理寺。”皇帝又没答复。
在此之前，御史顾龙桢巡视广东，与布政使王泮言谈不合，起身殴打了他，王泮当即弃官离去。温纯弹劾并罢免了顾龙桢。御史于永清巡视陕西时贪污，害怕温纯上奏揭发，倡议同僚救助顾龙桢，明显地与温纯相背，以便牵制温纯，又与都给事中姚文尉勾结，倾轧温纯。温纯愤怒不已，上奏皇帝全部揭发了于永清进行勾结活动的罪状，并涉及姚文尉，话语颇为触犯首辅沈一贯。沈一贯等人上奏辩解。皇帝下发了于永清、姚文尉的两分奏章，而温纯弹劾的奏章留在宫中没有下发。温纯更加愤恨，三次上奏疏论此事，并极力乞求罢免自己，于是皇帝降了于永清的职。温纯就与沈一贯相抵忤了。给事中陈治则、钟兆京鸣不平，上奏斥责他们荒谬。温纯请求离去，上奏二十次闭门在家数月。皇帝一向看重温纯，传谕挽留他。温纯迫不得已，勉强就职处理公务。等到妖书的事件发生，他极力替沈鲤、郭正域辩驳诬言。楚王宗族的杀害抚臣，温纯又称他们没有造反的罪状。沈一贯对他的怨恨更深。
万历三十二年(1604)，全面考核京官、朝官。温纯与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此事，沈一贯想庇护的兆斗和钱梦皋等人都在贬谪之列。奏疏送入宫中，很久之后忽然下旨责备他，将被核查的科道官全部留任，而且考核的结果仍然不向下发。温纯更加请求离去。钱梦皋、兆斗既留任，就接连上奏攻击温纯对楚地一事的处理。称温纯曲意庇护反叛的人，并诬蔑他受贿。朝廷大臣大为惊骇，争相弹劾温纯以便取胜。皇帝将奏章都留在宫中。此后，南京给事中陈嘉训等人极力抨击钱梦皋、兆斗两人暗中有依靠，结成朋党做奸诈之事，应当尽快贬斥他们，而听任温纯回乡，以保全大臣的体统。皇帝竟然批复了陈嘉训等人的奏疏，准许温纯结束仕途，钱梦皋、兆斗也被罢免回乡。
温纯清白公正。五次主持南北的考核，澄清汰劣适当。整肃百僚，振兴风纪，为一时名臣。去世后，封赠为少保。天启初年，追赠谥号为恭毅。
赵世卿，字象贵，历城人。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授职为南京兵部主事。
张居正执政，治政严格。州县学选取士子不得超过十五人；布政使司与按察使司以下的官吏，虽然是公事也不许乘驿马；处死的刑罚，每年有定额；征赋以九分为标准，如不及格有关部门要受罚；又屡次重责议论事情的人。赵世卿上奏纠正当时的五件重要的事。请求扩大取士的名额，放宽驿车的禁例，减少处死刑罚，延缓对科税的催征，而最后极力疏论应该广开言路，称：“现在的台谏习惯阿谀奉承，以便希求一生受宠幸。有关军务国政，就舌头卷曲悄然无声。徒然拣取不紧急的事情，姑且搪塞责备的言辞。过了几年，居然高踞公卿之位，炫耀于士林。难道这些人都是没有志气节操忍心辜负陛下吗？是有所惩戒而不敢作为呀。像往年的傅应祯、艾穆、沈思孝、邹元标都因为建议言事而流放他乡，至今仍与戍卒为伍。现在的有才之士，所以自顾怜恤，宁愿自己与寒蝉比附。皇上应该特别发布圣音，将那些人放回，使天下的人知道圣明天子没有厌恶直言的意思，则士人都仰慕大义，尽献忠诚，效忠陛下。”张居正想判他重罪。吏部尚书王国光说：“惩治他正好使他成名，请用他替你树立宽恕的形象。”于是将他调出京城，担任楚府的右长吏。第二年的京官考核，又以不谨慎为名，将他撤职使他回到家乡。
张居正死后，他被起用为户部郎中，出京任陕西副使。调任户部右侍郎，督理仓场。赵世卿工于心计。凡是他所上奏的事，都斟酌了分寸，军务国政有赖于此。户部尚书陈蕖有病，侍郎张养蒙避身不负责事务，皇帝恼怒，将他们一起罢免，而提拔赵世卿任尚书。
当时矿税使为害四方，江西税监潘相竟至于擅自逮捕皇族的宗室。过去的关税收入每年四十多万两，自从被税使控制后，商贾不行，数年之间减少了三分之一，四方的杂税也是如此，每年的收入更少，国家的费用不够，边防储备匮乏，而内府的供需一天天繁多，每年增加二十万两金花银的旧额，宫廷费用一天天充盈起来。世卿请恢复到过去百万两的数额，罢除增加的数目，皇帝不允许。他乞求发放内库一百万两白银以及太仆寺的五十万两马价钱接济边防储备，又违反皇上的心意，受到批评。赵世卿又请求确定潘相的罪行，并与九卿数次陈述他的危害，皇帝都不接受。赵世卿又称百姓脂膏枯竭，乡里萧条，丧乱已可预料，百姓揭竿造反为时不远，现在不及时罢除矿税，恐怕以后来不及了。皇帝都不作理会。
万历三十二年(1604)，苏、淞地区的税监刘成因为水灾请求暂时停征米税。皇帝认为每年六万两的税额，米税占一半，不应该全部停征，限令定额四万两。赵世卿上奏称：“过去已经免除了米税，即刻又再征收，已经失信于天下。现在刘成想免去一半的税额，而陛下完全不依从，难道小宦官尚且存在的恻隐之心，而陛下反而漠然不动心吗？”皇帝没有答复。
当年夏天，雷火烧毁了祖陵的明楼，怪虫侵害树木，大雨又毁坏了神道桥梁。皇帝下诏咨询实际的政务。赵世卿上奏称：
“今天的实际政务，没有比罢除矿税更急切的了。古代的明君不看重奇异的东西，现在却聚积不该收刮的钱财，聚敛百姓的怨恨，何谓节俭？这是为君王的圣德考虑，不能不罢除的第一条原因。过多刮取必然招来罪过，保管疏忽必将招致盗贼。鹿台、巨桥足以导致人们举矛相向的祸害。这是为宗庙社稷考虑，不能不罢除的第二条原因。古代，国家没有危难的事就考虑耕织的事情，有了危急的事就讨论使国家防务巩固的策略。哪有开凿四海诸山，专榷三家市利的，操弓挟矢，杀害善良的百姓，毁室坏垣，祸害波及鸡犬，历经十多年不止。这是为国家本体考虑，不能不罢除的第三条原因。宦官渔猎，帮凶咆哮。毁掘坟墓使枯骨遭殃，奸淫虐待子女使善良人家饮恨。人人生怨，喧哗之声不绝于耳，如此不止，以后将达到何种境地？这是为百姓的困苦考虑，不能不罢除的第四条原因。国家的财富不在民间就在官府，现在全部被搜括到了奸人的家室。所以督促缴纳欠租而欠租不足数，稽查关税而关税亏损，征收盐税而盐税微薄，征收赎金而赎金无存。外府一空，司农如同被清扫般干净。这是为国家的赋税考虑，不能不罢除的第五条原因。天子的命令，如同一年四季一样确定不移。皇上在三年前曾说：‘我的心是仁爱的，自然有停止的时候。’现在年复一年，等到哪天才能停止？天子话如玩笑，那么大王的命令就弃之在草莽之中。这是为诏令考虑，不能不罢除的第六条原因。
“陛下不妨考虑服装膳食、宫阙居室，以及营造征讨，皇上的什么事情不是取之于民？百姓的什么事情不是为皇上服务的？如此赤诚之子，不曾辜负国家，百姓正高兴地满足天子的欲望，而陛下却不稍减您的欲望。百姓正为了供奉天子而奔走、困苦，而陛下也不稍稍慰问他们的辛劳。百姓竭诚解救天子的危难，而陛下不稍稍抚恤他们的艰难。反求于心，必然会自感不安。陛下不要认为愚昧的小百姓可以由您驾驭、生杀予夺，而不值得介意。百姓的心就是老天的心，现在上天频繁谴责，雷电与怪虫、暴雨接踵而来，变乱不会凭空产生，它的应验为时不远了。所以现在要挽回天意就在于体恤民心，要想体恤民心就在于罢除矿税，不需要再考虑以做决定。”
皇帝好言回答，却不施行他的建议。
到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三月，皇帝才下诏罢除了矿税使，税也稍稍减少了。然而辽东、云南、四川的税使依然如故，官吏百姓深受其苦。于是云南发生变乱，杨荣被杀。而且西北地区也时时报告水旱灾情，赵世卿屡次请求减少租税进行赈济，国家的费用更加不够支付。过了一个月他又奏请从内府费用中提取一百万两资助军费开支，皇帝不听从。赵世卿就接连上奏请求离去，上奏达到十五次，皇帝最终不同意。
在此之前，福王准备完婚，提取户部的二十七万两白银，皇帝仍认为少了，多次派宦官催促，宦官口出粗语，并且弹劾赵世卿违抗命令。赵世卿认为这有辱国家。万历三十六年(1608)，七公主出嫁，索要费用达到数十万两。赵世卿引用先例极力争辩，皇帝下诏减去了三分之一。赵世卿又劝谏：“陛下举行大婚之礼也只用了七万两白银，长公主出嫁只用了十二万两白银，请陛下再做裁减，一样仿效长公主的例子。”皇帝不得已依从了他。福王新造了府第，开设崇文税店，争夺百姓的利益，赵世卿也上书劝阻。
赵世卿素来讲求节操，为官尽职。皇帝一向看重他。吏部尚书空缺，曾派他兼任，他推举官吏没有私心。只是楚王府宗族的人与楚王相互攻击，赵世卿极力称楚王不是伪王，与沈一贯的观点相一致。李廷机辅佐朝政，赵世卿极力推举他。于是朝廷大臣怀疑赵世卿结成党派。因此给事中杜士全、邓云霄、何士晋、胡忻，御史苏为霖、马孟祯等人先后弹劾他，赵世卿便闭门在家请求去职。他上书十多次，皇帝没有答复。万历三十八年(1610)秋天，赵世卿就上疏出城等候命令。第二年十月他乘坐简陋的车子径直离去，朝廷大臣报告皇帝，皇帝也没有怪罪于他。他在家居住七年后去世，朝廷赠他为太子少保。
李汝华，字茂夫，睢州人。万历八年(1580)的进士。授职为兖州推官。被征召为工科给事中，曾经弹劾负责军务的尚书郑洛不称职。等到他出京到甘肃巡视边防事务，郑洛正巧负责西部边疆的事务，主张和议兵事。李汝华上奏称郑洛畏惧敌人、遗留祸患，并且弹劾诸位将领、官吏侵吞军饷，又奏请将甘肃的闲田全部开垦出来。回到朝廷，他担任了吏科都给事中，在朝多所纠察、揭发。
不久，他调任太常少卿，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南昌、赣州地区。当时税使四出，朝议征收关隘、渡口的税银输往内府。李汝华认为此税本为军饷，极力争辩，要求停止此项动议。不久，诏令各地的税务全部由有司负责，将其中的一半交给税监，送入内府，另一半交给户部。唯独江西的潘相勒令有司将税收全部交给自己。李汝华极力抨击潘相违抗圣旨，皇帝最后同意了潘相的提议，并且向各地推广。
李汝华在赣任职十四年，很有威望，升任兵部右侍郎，皇帝召见并任命他为户部左侍郎。尚书赵世卿离职，他就掌握了户部。福王要求四万顷的庄田，皇帝下诏屡屡催促，不能达到定额。李汝华多次联合朝廷大臣进行争辩，皇帝仅仅减少了四分之一。等福王到达封地，皇帝下诏允许他自己派使者督促收租，当地的驿站骚动。太监阎时到汝州，将两人杖死。李汝华请求遵循祖制辖治有司，将使者全部撤回，皇帝不接受。京郊、山东发生饥荒，于是李汝华建议拿出太仓的粮来平抑粮价，并发放银两赈济。李汝华还上奏陈述进行救荒的几个办法，两地赖以为生。先前，山东发生饥荒，减少了七十万两赋税，此年减免全部的赋税一百七十多万两。李汝华认为边防的粮饷不够，奏请将全国没有送入内库的税收暂时留下一年的以补充粮饷的欠缺，辅佐大臣也帮助说话。他三次上奏，没有答复。此后，他升任尚书。
万历四十六年(1618)，郑继之离去，他兼管吏部。京郊、陕西发生大饥荒，李汝华奏请赈济都没有答复。辽东爆发战争，粮饷骤然增加三百万两。李汝华屡次请求调拨内府的银两，没有得到，他就借用南京户部的钱财，搜集全国库藏的多余的积蓄，征收多年的拖欠赋税，裁减工匠的口粮，开创了新事例。辽东巡抚周永春请求增加兵马、赋税，李汝华提议：全国的田赋，除贵州之外，每亩增加白银三厘五毫，可以得到二百万两军饷。第二年又提议照前例增加兵马、赋税。第三年四月，兵部因为要招兵买马，工部因为要制作军械，再次商讨增加赋税。因此每亩增加银两厘，收到二十万两白银。先后三次增加赋税，共达五百二十多万两白银，于是成为每年的数额。当时，内府的钱币堆积如山，朝廷大臣请求发放，皇帝全都不答应。理财大臣没有别的办法，一切权作苟且之计，苛敛百姓。而枢密大臣征兵，远及南蛮之地，导致奢崇明、安邦彦相继造反，朝廷连年征讨。又扣下四川、云南、广西、湖广、广东地区增加的赋税充当征讨部队的粮饷，而辽东的军饷仍然不充足，国家已经不能再支付了。
李汝华干练、通达、勤快、机敏，在朝廷不结党派。在户部任职很久，对国家的盛衰，边防储备的虚实，以及盐纲、漕运、屯田、放牧等要政，都殚精竭力加以裁决、调济。每年相比都没有增加，他常常主张宽缓、体恤，唯独增加赋税的提议不能极力坚持免征，导致全国空虚，朝廷内外一片争吵混乱。天启元年(1621)，他患病请求退休，被加封为太子太保退休。去世后，谥号恭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