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二十七

钱唐，字惟明，象山人。他博学敦行。洪武元年(1368)，举明经。对策甚合圣旨，被特授予刑部尚书。二年诏令孔庙的春秋释奠，只在曲阜举行，天下就不必通祀。钱唐进宫上疏曰“：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所以，天下应该通祀孔子，根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也上疏说“：古今祀典，唯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的百姓没有社稷、三皇就没法生存，没有孔子之道则国不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圣人，然而对三纲五常之道发扬光大，记载于经典，百王效法，传至万世，使世代传递而人不堕落，这是孔子的力量。孔子因道设教，天下都祭祀他，不是祭祀他这个人，而是祭祀他的教和道。现在让天下之人，读他的书，从他的教，行他的道，但又不得举祀，这不是维系人心、扶植世教之举。”然而这些都没被太祖采纳。很久以后，还是采纳了他的建议。太祖曾阅读《孟子》，看到“草芥”、“寇仇”之说，说这都不是臣子所适宜讲的，建议免去他的配享，诏令如有进谏者以大不敬论处。钱唐抗疏进谏说：“我为孟轲而死，虽死犹荣。”当时，廷臣无不为他担心。太祖鉴于他的诚恳没有问罪。孟子的配享也得以恢复。然而终于命儒臣编修了《孟子节文》。

钱唐为人强直。曾受命宣讲《虞书》，钱唐站立着宣讲。有人说钱唐粗鲁而不知君臣之礼，钱唐正色说：“以古圣帝之道，对皇上陈奏，不跪不为犯上。”又曾上谏宫中不宜张贴武后图。违背了圣旨，在午门外罚罪。太祖怒消，赐给他食物，即命令撤下图画。不久，钱唐被贬至寿州，去世。

韩宜可，字伯时，浙江山阴人。元朝至正年间，行御史台征召其为属官，没有应征。洪武初年，举荐授予山阴教谕，转任楚府录事。不久提升为监察御史，弹劾不回避权贵。当时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正得宠于皇上，曾侍坐，从容燕语。韩宜可直往前去，出示怀中弹文，弹劾他们三人险恶又好似忠臣，奸佞又好似正直，恃功怙宠，内怀反侧，擢置台端，擅作福威，请求斩首以谢天下。太祖大怒说：“快口御史，胆敢排陷大臣啊！”命投入锦衣卫狱中，不久得以释放。

九年(1376)出任陕西按察司佥事。当时官吏犯罪的，笞刑以上都贬至凤阳屯田，数以万计。宜可上疏争辩说：“刑律禁止淫慝，一民犯罪，应视其情节轻重，犯罪是因公，还是因私，以及罪行的大小。现全部命他们谪屯，这对小人而言便宜了他们，对君子而言则害了他们，请求区别对待以平衡众心。”这一建议得到太祖的认可。不久，入朝京师，遇上皇上赏赐籍没入官的男女给各衙门官吏，唯独宜可不接受。并极力辩说“：罪人不为奴，这是古代的制度。犯罪随意株连，这是法制泛滥。何况男女，人之大伦，婚姻逾时，尚伤和气。合门连坐，怎么能与圣朝相适宜？”太祖认为这是对的。后犯罪行将受刑，太祖亲临谨身殿讯问，得以释免。又上奏二十多件事，都得以认可。不久，辞官归乡。不久，又征召他入京。命撰写祭祀钟山、大江的祭文，晓谕日本、征讨乌蛮檄文，皆称圣意，特授山西右布政使。不久因事安置于云南。惠帝即位，检讨陈性善举荐，起任为云南参政，入宫任命为左副都御史，死于官任上，当天夜晚，大星陨落了，战马惊嘶，人们说宜可魂归西天了。

萧岐，字尚仁，泰和人。五岁时就成了孤儿，事奉祖父母以孝顺闻名。有司多次举荐而不就。洪武十七年(1384)，诏令征召贤良，强制起用他。他上十便书，大意是说皇上的刑罚过重，讦告风炽，请求禁止实对以杜绝诬告，依法定刑，以忠实诏令，奏章长达万余言。皇上召见他，授予潭王府长史。极力推辞。违忤圣旨，贬为云南楚雄训导。萧岐当天即前往，皇上派快骑追回他。一年后，改授陕西平凉，一年后辞官。朝廷再次征召他，令与钱宰等人考定书传，赐给币钞，赏赐驿马归乡。他曾编辑了《五经要义》，又取《刑统八韵赋》，引用律令作解，二者合而为一集。他曾说“：天下的理本为一体，违背道的就必定走入歧途。我把二书合而为一，使读者能有所反省。”学者称他为正固先生。

当时，太祖的治理十分刚严，使中外深感凛凛，奉法救过毫不宽恕，而萧岐上书切中时弊，言语耿直，太祖并不以为忤逆。这以后因提建议而破格提拔的，还有门克新。

冯坚，不知何许人，为南丰典史。洪武二十四年(1391)，上书谈九件事。一为养圣躬。请求皇上清心省事，不干涉具体事务，给百姓造福。二为择老成。

诸王年方壮盛，左右的辅佐之臣，就要挑选老成的大臣担任王官，如有正直的建议，对治国有利。三为攘要荒。请求务农讲武，在边疆屯戍，以防备不测。四为励有司。请求任用廉正谨守之士，任以重职，甄别属吏，具实奏报而予以黜陟，这样可使官吏勇于自治。五为褒祀典。请求敕令有司收集历代忠烈诸臣，追加封谥，使浇薄之俗有所兴劝。六为省宦寺。晨夕密迩，他们的话容易听得进，养成祸患而自己却不知道。请求裁减冗员，可以杜绝异日陵替之弊。七为易边将。授予兵权，他们长久身处边疆，多有纵佚。请求随时调动，每年调防，不使他们长久身居一职。不仅仅为了保全勋臣，而实质上可以防止战将骄横、士兵懒惰，造成轻内重外的局面。八为访吏治。廉洁、干练之才，有的被上官和僚吏所忌妒，上级不加以考察，这不是激励官吏之道。请求广布耳目，访察廉贪，以明黜陟。九为增关防。诸司以帖委任胥吏，但不加以督促，动辄加以瞂击，祸害百姓。请求增设勘合以付诸司，让他们填写差遣，事情完了交报，这样所司就不敢轻易危害百姓，而庶政也不至于荒废。奏书上后，太祖嘉奖他，称赞他知时务、达事变。又对侍臣说“：冯坚所说的唯独调防边将一事，有点不妥。边将多次调换，则兵力勇怯，敌情出没，山川地形，不可能完全熟悉。倘若有赵充国、班超之类的大将，又为什么一定要经常调换呢？”于是命吏部提升冯坚为左佥都御史。在都察院颇持大体。第二年，死于任上。

茹太素，泽州人。洪武三年(1370)的乡试举人。上书合于皇上心意，被授予监察御史官职。六年，提升为四川按察使，以公平著称。七年五月应召为刑部侍郎。他向皇上写信说“：中书省里里外外共有百余个官署，都接受御史、按察使的监督，但御史台却没有定期考核，应该命令守院御史一体考核。磨勘司官员数量太少，难以胜任检查全国钱粮的任务，请求增加官员若干员，各分为不同的科目。在外省卫，凡讨论军队和老百姓的事务，大家意见有分歧，致使事情一直拖延。请求选用按察司一人负责纠正。”皇帝完全采纳了他的意见。第二年，因受到牵连，降职刑部主事，他又陈述时事，达数万言。太祖命令中书郎王敏读给他听。其中说，几年来有才能的人，一百人中难得有一、二人幸存，当今任职的官吏都是迂腐文人和无能官吏。其中有很多忤逆和触犯皇上的话语。皇帝大怒，召见茹太素当面责问，并在朝廷上杖打。第二天傍晚，皇上再次在宫中令人朗读茹太素的信，从中体悟到了四条可行的建议，于是感叹说：“当皇帝难，做臣子也不容易。我之所以要求臣子直言，是希望他们能切中事理。文辞写得太多，便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茹太素所呈意见，其实只要五百字就够了。”因而下令中书制订上奏的格式，杜绝大臣呈述奏文繁琐冗长。同时摘抄茹太素上奏中可行的有关条文下发到有关部门。皇上亲自在前面作序，颁发朝廷内外。

十年(1377)，茹太素同官曾秉正先后担任参政，茹太素前往浙江。后皇上以侍奉父母恩准他还乡。十六年，茹太素应召为刑部试郎中，一个月后，晋升为都察院佥都御史，后又降职为翰林院检讨。十八年九月，晋升为户部尚书。

茹太素刚正不阿，几次濒于治罪，皇上都宽容他。有一天，皇上在便殿设宴，恩赐茹太素喝酒，说：“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叩头称是，即而续韵对答说：“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皇上闻此十分伤感。没多久，茹太素降职为御史。后因陷害詹徽之事牵连，茹太素和同官十二人都被送进监狱治罪。后来茹太素因有罪被处死。

李仕鲁，字宗孔，濮州人。他少年聪颖、好学，足不出户达三年之久。听说鄱阳朱公迁得到宋代朱熹的传记，就前往他处，学习朱熹的学说。太祖因此得知了仕鲁的姓名。洪武年间，诏令访求精于朱氏学说的学者，有司举荐李仕鲁，李仕鲁入宫拜见皇上，太祖高兴地说：“我找你已很久了，今日得见，相见恨晚。”任命他为黄州同知，并说：“我姑且用民事来考核你，不久我会征召你的。”当年，仕鲁的政绩显著。十四年(1381)，任命他为大理寺卿。

太祖自登基后，就十分热衷于释氏之教，诏令征召东南戒德僧，多次于蒋山举行法会，应对称旨者动辄就得到金衤阑袈裟衣的赏赐，并召入禁中，赐坐并与其讲论。吴印、华克勤等人都得以提拔为大官，并把他们作为耳目。因此，他们横行霸道，谗毁大臣。全朝都没人敢说，唯独仕鲁和给事中陈汶辉相继争辩。汶辉上疏说“：古帝王以来，没有听说过缙绅缁流，杂居同事，可以相济的。现功勋元老都在考虑辞去官职，而缁流忄佥夫又乘机进谗言挑拨。如刘基、徐达受到怀疑，李善长、周德兴遭到诽谤，这和萧何、韩信遭受的猜疑又相差多远呢？希望陛下于股肱心膂，全部任用德行好、有才能的人，则天下的太平可以永保。”太祖没有采纳。诸僧怙宠，请求为释氏创立职官。于是以先所置善世院为僧录司，设立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官职，都提高其品佚。道教也同样对待。度僧尼道士超过万人。

仕鲁上疏说：“陛下刚刚创业，凡意旨所向都将成为子孙万世的法程，为什么舍弃圣学而崇尚异端呢？”奏章几十次呈上，太祖仍不采纳。

仕鲁性格刚介，缘起儒学，正想推崇朱氏学说，以排斥佛教为己任。到了他的建议不被采纳以后，就请命于太祖前说“：陛下已深溺于佛教，因而臣子的忠告听不进去了。我归还陛下的笏，请求恩准我弃职回家。”太祖大怒，命武士把他抓起来，立即处死于阶下。

叶伯巨，字居升，宁海人。以国子生的身份被授予平遥训导。洪武九年(1376)，星变，诏令希求直言，伯巨上书，大致是说：

“我观察当今之事，太过者有三：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

“先王的制度，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能强干弱枝，遏止动乱的根源而崇治本。当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坐地，大概是出于对宋、元孤立，宗室势弱的弊端的考虑。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一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近次于天子之都，拥有充足、强盛的甲兵卫士。我担心几代以后，尾大不掉，然后再削诸王的封地并收回权力，则引起众怨，更有甚者诸王可能会兵起伐主，到那时防范就晚了。或有不同意见的人会说，诸王都是天子的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又怎么会有抗衡之理呢？我认为不是这样。为何不看看汉、晋的历史呢？孝景帝是高帝的孙子，七国的封王都是景帝同祖父兄弟的子孙，然而一旦削他们的分地，则纠集军队向朝廷进攻。晋代的诸王，都是武帝的亲生子孙，易世之后，相互倾轧，于是造成了刘、石之患。由此可见，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就十分明确了。此臣所以为太过者。昔日贾谊劝说汉文帝，尽分诸国之地，空置之以待诸王子孙。假如文帝早采纳贾谊的建议，则必定无七国之祸。希望在诸王巩固统治之前，就限制其都邑的规模，减少其卫兵之数，限制他的疆界，此也可用以分封诸王之子孙。制度一制定，然后对诸王中有贤德、才华的召入任为辅相。其余的世代为藩屏，与朝廷共一体。割舍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除叛乱而安定国家，无不从此着手。

“我又观察历代开国之君，无一不以任德结民心，以任刑而失民心的。国运长短，都由此决定。古代的圣贤废除了死刑，天子撤乐减膳，确是因天生百姓，而设立官吏，本意是使百姓生存，不是想他们死。不幸有不听教化者犯罪，不得已而动用刑罚。持不同意见的人说，宋、元中叶，专事姑息，赏罚无章，以致灭亡。皇上吸取教训，所以制定了严厉的刑法，权衡神变之法，使人知道害怕而注意自己的行为。我又以为不然。开国之主垂范百世，一动一静，必使子孙有所持守。况且刑罚，关系着人民的生命，怎能不慎重呢？笞、杖、徒、流、死刑，是当今的五种刑罚。用此五刑，既无假贷，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际，大多是圣上的旨意。于是迫使掌管刑律的官吏务必趋附圣上的旨意，揣摸好的功劳就大，不合圣意的就得以犯罪，想寻求法律的公平，难道很容易吗？近者特旨，杂犯死罪免死充军，又删定旧律诸则，减宥有差。然而没听说有戒敕治狱者务从平恕之条，这是法司因循了故例。虽闻宽宥之名，未见宽宥之实。所谓实者，诚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所以必有罪疑惟轻之意，而后好生之德治于民心，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怎么明察其所以然呢？古代为士者，以登仕为荣，以罢职为辱。当今做官的，以默默无闻为福，以犯错误没受追究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当初，朝廷取天下之士，四外张罗，务求遗漏，有司敦迫他们上道，就像捕捉重囚一般。到了京师，又多以貌任官，所学非所用，所用又非所学。担任官职后，一有差错，虽幸免杀戮，则必然在屯田工役之列。习以为常，不少顾惜，这难道是陛下乐意这么做的吗？诚然，这样的做的目的是希望人们惧怕而不敢犯。我观察这几年以来，诛杀可以说是不少的，而犯者却接踵而至。原因是激劝不明，善恶无区别，议贤议能之法已废除，人不自励，而为善者则厌倦了。有人如此，廉洁得如夷、齐，智慧又如良、平，很少受到法律追究，皇上能弃短取长使用他吗？或者是舍其所长、苛求所短而置之于法呢？如果取其长而舍其短，则中庸之材争自奋于廉智。倘若苛求其短而弃其长，则为善之人都会说某某如此廉洁，某某有如此高的智慧，以此来得到朝廷的宽恕，我辈又岂有安身之地呢！致使朝不谋夕，弃其廉耻，用苛捐杂税剥削人民，以预备屯田工役的资产，大都如此。这是非用刑之烦吗？汉朝曾把大族迁徙至山陵，但没有听说把他们作为罪人。当今的凤阳，本是皇陵所在，龙兴之地，但全部住的是罪人，怨嗟愁苦之声充斥园邑，这完全不是恭承宗庙之意。

“强敌在前，则扬精鼓锐，攻之必克，擒之必获，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今敌人在山谷中流窜，用计策攻敌，或许还能消灭。但动用重兵，敌人就会惊散，进入不可寻踪之地。追捕数年，黔驴技穷，只好归咎于新附户籍的百姓，而把他们迁徙到远方，遥遥数千里，使他们不得安居，鸡犬不宁。况且新附之众，归顺时已移流他所，朝廷允许他们复业。于今已附籍了，而又要再次迁徙，这是法令失信于民。户口兴盛了，而后田地得以开垦，赋税得以增加。今责令守令每年增加户口，也正是为此目的。近者已纳税粮之家，虽承旨分释还家，但心却十分不安。已起户口，虽蒙怜恤，而犹见留开封祗候，讹言惊动，不知所出。何况太原诸郡，正是边境所在，民心如此，这绝对不是安边之计。我希望从今以后，朝廷应存大体，赦免小过，明诏天下，修举‘八议’之法，严禁深刻之吏。断案公平的应越级提拔，残酷裒敛者罢免。凤阳屯田之制，被留居屯种的，听凭他们耕种起科。已起户口的，被留在开封的，全部释放令他们复业。如此则足以升高皇上的好生之德，树国祚长久之福，而使百姓自安，天变自消。

“古代的周朝自文、武王到成、康王，教化大行，汉朝自高帝到文、景帝才称得上富庶。天下的大治，气化的转移，人心的趋向，这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今国家纪元，九年于兹，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纪纲大正，法令修明，可以说天下大治了。而陛下切切以民俗浇漓，人不知道害怕，制定了法令，邪恶也就产生了，奸诈产生了。所以，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天才提拔的，今日却被杀的有之。致使命令下达后不久又更改，已经赦免了又收回，天下臣民无处适从。我认为天下趋向大治，就如坚冰的融化。冰的融化，不是太阳照射突然致使的，而是阳气发生土脉微动，然后才使坚冰得以融化。圣人治理天下，也用同样的道理。用刑威振，用礼疏导，给百姓以仁义，而后其化熙熙。孔子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这不是一句空话。

“访求治国之道，不如先正风俗。正风俗之道，不如先于守令知所务。使守令知所务，不如先于风宪知所重。使风宪知所重，不如先于朝廷知所尚。古郡守县令，都以正派做部下的表率，以善疏导百姓，使化成俗美。征赋期会狱讼簿书，是巩固它的末。当今的守令以户口、钱粮、狱讼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被视为虚文而置之高阁，这又将如何教养百姓呢？以农桑为例，春天州县下发一白帖，里甲回报一文状，守令不曾亲自过问种艺次第、旱涝戒备之道。又如学校，廪膳诸生，国家资之用以培养人才的地方。当今四方师生，缺员很多，即使满员，守令也很少以礼让之实，做其成器者。朝廷对社学十分迫切，多次登记师生姓名和他们所学习的功课。令社镇城郭，置立门牌，僻远的山村实徒存虚名，守令不过登记在案，备照刷而已。上面的官吏分部检查，也因循过去的常规，依据纸上的照刷，未曾巡行视察。兴废之实，上下都视为虚文。百姓不知孝弟忠信是何物，而礼义廉耻就扫地了。风纪之司，是用来代朝廷宣导德化，访察善恶的。诉讼断案是它主要的一件职责。当今专门以诉讼为重。忠臣孝子义夫节妇，都被视为末节而不暇举，所谓的宣导风化又在什么地方呢？只知道铲除一赃吏，审理完一件案子为治，而不知劝民成俗，使百姓接近善而远离罪，这才是大治的根本。这是守令没有掌握轻重的过失。

“《王制》把乡秀士升于司徒的说成选士，司徒把秀士而升于太学的说成俊士，大乐正把造士之秀升之司马的说成进士，司马考察官才，考察好后再任命，任命以后再给爵位。考察如此详细。所以成周得到人才，十分强盛。当今使天下诸生考于礼部，升于太学，历练众职，任之以事，可以清洗历代举选的陋习，可以效法成周。对于升入太学的，经过几个月，就选为官，或委任到民社。我担心这样的人不熟悉时务，也不熟悉朝廷的礼法，根本不能宣导德化，对上违背国政，对下危害百姓。开国以来，选举秀才可以说为数不少，所委任的名位不为不重，而今数一数，在任的又有多少？我担心后人观察今天，就如今天观察过去一样，当年所举之人，岂不深可痛惜吗？这都是臣子所为，求治太速的过失！

“过去宋朝拥有天下三百多年。开国之初，用礼义教化百姓，当国家强盛时，闾阎里巷都有忠厚之风尚，甚至羞于谈论人的过失。到了末年，忠臣义士视死如归，妇人女子以被污辱为羞耻，这都是教化的结果。元朝的根本不立，破坏了礼义、廉耻。不过数十年，弃城降敌者不可胜数。就连老儒硕臣也甘心屈辱，这是礼义廉耻不振的弊病。遗风流俗至今仍没有革除，这也不足为怪了。我认为不如敦促仁义，崇尚廉耻，守令的职责是以农桑学校为急，风宪则责其先教化、审法律，以平狱缓刑为急。如此则德泽下流，求治之道就可以得到。郡邑诸生升于太学者，必须令在学肄业，或者三年，或者五年，要求他们精通一经，兼学一艺，然后入选为官，或者宿卫，或者办事，以此观察公卿大夫之能，而后委任政务，则其学识兼懋，就几乎不做错什么。并且使他知道禄位都是天之禄位，而且可以杜绝觊觎之心。治道得到以后，陛下就可以端拱穆清，待以数月，则阴阳调而风雨及时，诸福吉祥没有不来的，又何愁天变不消呢？”

奏章陈上，太祖大怒说：“小子离间我骨肉，赶快抓来，我要亲手杀了他。”叶伯巨被带来后，丞相乘太祖高兴时上奏，伯巨被投入刑部的监狱，最终死在狱中。

最初，伯巨准备上书时，就对他朋友说“：当今天下只有三件事令人忧患，有二件事容易见到但祸患来得迟，有一件事难以见到，但祸患来得迅速。纵无明诏，我还将上书，何况访求言论呢！”他的大意是指的分封。然而当时的诸王只建藩号，未曾裂土，不完全像伯巨所说的。到了洪武末年，燕王屡次奉命出塞，势力才开始强大。后因削夺而举兵，于是夺取天下，人们称伯巨有先见之明。

郑士利，字好义，宁海人。兄长士元，刚直有才学，由进士历官至湖广按察使佥事。荆、襄的士兵乘乱掠夺妇女，官吏不敢追问，郑士元立即言告将领，归还士兵所掠。安陆有冤案，御史台已经审判定罪，士元上奏，冤案得以平反。会考校钱谷册书，空印事件被发觉，凡主印者处以死刑，佐贰以下榜一百，戍守边疆。士元也因此入监牢。

当时太祖十分恼怒，认为这是欺罔行为，丞相御史没人敢进谏，士利叹道：“皇上不知，把空印定为大罪。诚得人言之，皇上圣明，哪有不省悟的？”遇上星变访求进言。士利说“：可以。”既而宣读诏令，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说：“我想所说的，是天子杀害无罪的人。我兄不是主印者，应当出狱。需等我兄受杖击出狱后我再说，就是杀头也不怨恨。”

士元出狱后，士利于是作书数千言，谈了好几件事，而对于空印事件谈得十分详细，他说：“陛下想重重地处罚持空印者，恐怕奸吏挟持空印纸，为文移以虞害万民。文移必须完全印好。今考较书策，较理想的是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可比。即使得到，也不能通行，更何况不能得到呢？钱谷的数量，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数难悬决，至部乃定。省府距离户部较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所以先印而后书，这是权宜之计，由来已久，又何以重罪。况且国家立法，一定得先明示天下，此后犯法的，是故意犯罪。自立国至今，未曾有空印之法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又怎么能使受诛者无词？朝廷求贤士，置庶位，得到他们十分艰难。位至郡守，都是数十年的成就。通达廉明之士，不是草菅，可以割了而后又长。陛下又为什么对不足以判罪的判罪，而折损有用之才呢？我为陛下感到惋惜。”

奏章写成，士利闭门哭泣数日。他的侄儿问他“：叔叔为什么悲痛？”士利回答说“：我有奏章将要呈上，触犯天子发怒就一定会深罹其祸。然而杀了我却能使数百人得以活命，我又有什么可以怨恨的呢？”于是上奏。太祖看了奏章，大怒，下令丞相御史讯问，追究使者。士利笑道“：看了我的奏章是否有用？我为了国家而谈事。自己感觉必死无疑，谁又为我设想了呢？”案件审理完毕，和士元一道输作江浦，而空印者大多没有得到赦免。

周敬心，山东人，是太学生。洪武二十五年(1392)诏令访求通晓历数者，敬心上疏进谏，谈及时政数事。大略为：

“我听说国祚长短，在于德的厚薄，不在于历数。三代久矣，三代而下，朝代最长的莫过是汉、唐、宋，最短的莫过是秦、隋、五代，长久是因为有道，短命是因为无道。陛下膺天眷命，救乱诛暴，然而神武威断有余，宽大忠厚则不足。陛下如果效法两汉的宽大，唐、宋的忠厚，讲三代所以有道之长，则帝王之运可以传至万世，又何必问诸小道之人呢？

“我又听说陛下连年远征，北出沙漠，为的是为国玺失传而雪耻。当年楚平王时，雕琢卞和之玉，到了秦代才命名为玺，历代相传至后唐。治乱兴废，都不在此。石敬瑭叛乱，潞王携玉玺自焚，则秦玉玺确实毁灭了。敬瑭进入洛阳，更换了玉制，晋朝灭亡，进了辽朝，辽朝灭亡把玉玺遗失于桑干河。元世祖时，札剌尔捕鱼而得到玉玺。当今元人所拿的，是石氏玉玺。当年三代不知有玺，仁为玺，所以说：‘圣人大宝曰位，怎么守位为仁。’陛下为什么忽视天下的大玺，而求汉、唐、宋的小玺呢？

“当今力役过烦，赋敛过重，教化薄而民不悦，法度严而百姓不依从。当年汲黯对武帝说：‘陛下对内多欲，对外施仁义，又怎么能效仿唐、虞之治呢？’当今希望国家富强，兵力强大，城池高深，宫室壮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于是穷兵黩武，广籍资财，征伐不休，营造无限，如此这样又怎么能大治呢？我观察到洪武四年(1371)，任用天下官吏，十三年连坐胡惟庸余党，十九年逮捕多年危害百姓的官吏，二十三年对妄言者判罪，对官民大开杀戒，不分良莠。他们当中难道没有忠臣烈士善人君子吗？由此可以看出陛下薄德而任刑。水旱连年，难道没有原因？”言辞激切。上报皇上。

王朴，同州人。洪武十八年(1385)的进士。原名权，太祖为他改的名。任命为吏科给事中，因直谏忤逆了圣旨而罢官。不久起任为御史，陈奏时事几千言。他性格耿直，多次与太祖争辩是非，不肯屈服。一天，遇事争论十分激烈。太祖大怒，命令杀他。到了刑场，又被召回，对他说：“你更改观点了吗？”王朴回答说“：陛下不认为我不肖，提拔我担任御史，又为什么把我摧辱至此呢？我没有犯罪，又怎么要杀头呢？我犯了罪，又怎么能让我活着呢？我今日宁愿去死。”太祖大怒，下令行刑。路过史馆，王朴大呼道“：学士刘三吾记载：某年月日，皇帝杀害无罪御史王朴！”终被杀害。太祖撰写《大诰》，说他诽谤，还列举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