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版《明史》志·卷七十一

有的刑法是明代新创的，不合古制，廷杖、束厂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就是。

这几种刑法杀人极惨，而不依据法律。

继位君主都跟着实行，到明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历有朝野政令，完全操纵在武夫或宦官手中，确实可叹。

太祖曾经和侍臣讨论君主对待大臣的礼节。

太史令刘基说：“古代公卿犯了罪，准备一盘水，将剑放在盘上，到悔过之室去自刎，不曾轻易折辱他们，故大臣的体面得以保存。”侍读学士詹同于是取《大戴礼》和贾谊疏文进献给皇帝，并且说：“古代施刑不加在大夫身上，是为了激励廉耻之心。

一定按这样办，君恩臣礼纔都能尽到。”皇帝认为很对。

洪武六年，工部尚书王肃犯法应受笞刑，太祖说：“六卿身份贵重，不宜因琐事折辱。”命令他用俸禄赎罪。

后来群臣因过失或牵连受到处分，允许用俸禄赎罪，起始于此。

可是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两人都被鞭笞致死，工部尚书薛祥死于杖下，所以上书者说大臣有罪应行诛杀，不宜加以侮辱。

廷杖的刑罚，亦从太祖开始。

宣德三年，皇帝因御史严皑、方鼎、何杰等沉湎于酒色，许久不来朝见参拜而发怒，下令将他们戴上枷锁示众。

从那以后，谏官就有了戴刑具的。

到了正统年间，王振专权，尚书刘中敷，侍郎昊玺、陈瑺，祭酒李时勉都受遇这种折辱，而在殿外石阶上施行杖刑已习以为常。

成化十五年，汪直诬陷侍郎马文升、都御史牟俸等人，皇帝下诏责备给事御史李俊、王浚等五十六人包庇汪直，每人廷杖二十下。

正德十四年，因为群臣进谏阻止皇帝南巡，廷杖舒芬、黄巩等一百四十六人，十一人被打死。

嘉靖三年，群臣向皇帝争大礼，皇帝下令廷杖丰熙等一百三十四人，十六人被打死。

嘉靖中期刑法愈加严峻，就是朝廷大臣也免不了笞辱。

宣府大同总督翟鹏、蓟州巡抚朱方因为撤除防卫过早，宣府大同总督郭宗皋、大同巡抚陈耀因为敌寇侵入了大旦，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因为拖延议定丁汝夔的案子，戎政侍郎蒋应奎、左通政唐国相因子侄辈虚报军功，都被逮捕而受了杖刑。

朱方和陈耀被当场打死，而彭黯、屠侨、沈良才等人杖刑受毕，立即催促办理公事。

对公卿的侮辱，前所未有。

又在正月初一朝贺时，因对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发怒，一律穿着朝服实行杖责，天下人无不惊骇。

四十多年之中，嘉靖帝用杖刑打死的朝士，比前代多几倍。

万历五年，因为对张居正守丧未满期而出仕不同意，杖责昊中行等五人。

此后卢洪春、孟养浩、王德完等人都被杖责，杖数多的达一百下。

后宋皇帝越发厌恶进言者，臣下的奏疏往往留在宫中不理睬，廷杖也搁置起来不用了。

天启时，太监王体干奉敕命大审，重重地笞打外戚李承恩，以取悦于魏忠贤。

于是万燥、昊裕中都死在杖下，政府的中央机构为之竭力谏诤，也不能保。

内阁大臣叶向高说：“数十年没有施行的弊政，十天以内出现了三次，万万不可再施行了。”魏忠贤这纔放弃了廷杖，而将自己想杀的人一律下交镇抚司，士大夫更是没有生路了。

南京施行廷杖，开始于成化十八年。

南御史李珊等因收成不好请求赈济。

皇帝摘出其奏疏中的错字，命令锦衣卫带着他们到南京午门前，每人杖责二十下，让守备太监监刑。

到正德年问，南御史李熙检举贪官污吏触怒了刘瑾，刘瑾假传圣旨杖责他三十下。

当时南京禁卫军长时间没有用刑了，刘瑾命选取兵卒练习了几天，纔施杖刑，差点把李熙打死。

东厂是成祖时创设的。

锦衣卫的监狱，太祖曾经使用遇，后来禁止使用，其重新启用亦从永乐时开始。

厂与卫相辅相成，故说起它们来并称厂卫。

当初，成祖兴起于北平，刺探官中的事，多以建文帝左右近臣为耳目。

因此即位后专门倚重宦官，在柬安门北面设立了束厂，叫自己宠爱的心腹在那里当提督，搜寻有阴谋反叛、妖言惑众与有大奸大恶行为的人等。

东厂与锦衣卫权势平齐，大概是迁都以后的事了。

不过锦衣卫指挥纪纲、门逵等大受宠幸，相继执掌权柄，厂权比不上它。

到宪宗时，尚铭掌管柬厂，又另设西厂刺探诸事，让汪直督领，所掌管的武装骑吏数量比束厂多一倍。

这些人从京城到全国各地，往来交错侦探诸事，连诸侯王的府第也不能幸免。

汪直曾被废黜而又复用，先后管事共六年，冤死其手下者累累相连，他的权势速远大于锦衣卫。

遇到汪直几次出外到边防监军，大学士万安纔进言说：“太宗建置北京，命令锦衣卫官员搜访，还担心外地官吏徇情作弊，又设置束厂，命内臣掌管。

此制实行五六十年了，办事有固定规程。

过去妖怪狐精夜里出来，人心惊惶，劳烦圣土思虑，故添设西厂，特任命汪直督查，以戒备不能预测的事件。

这是权宜之计，用来安抚人心的。

前段时间国内的纷扰，臣不赘述了。

现在汪直镇抚大同，京城人众口一辞，都认为撤销西厂最便利。

伏望圣恩特别降旨撤销它，官员们都回到原来的卫所，这将是宗庙国家的大幸事。”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尚铭专权，不久也被革职。

弘治元年，员外郎张伦请求废除束厂，皇帝不答复。

不过孝宗仁厚，厂、卫都不敢凶横，管理二厂的官员罗祥和杨鹏，奉行职责而已。

玺德元年杀柬厂太监王岳，命令丘聚替代他，又设西厂以任命谷大用，他们都是刘瑾集团里的人。

雨厂争夺掌权，派遣巡逻兵四出侦探。

南康昊登颢等人举办龙舟竞渡游戏，结果自己被处死，家产被籍没，亲人沦为官奴。

偏远的州县里，人们一见到穿着华丽服装骑着高头大马操北京口音的人，就奔走相告，纷纷逃避躲藏。

官吏们听到风声，悄悄送上贿赂。

于是无赖之徒乘机作奸邪之事，天下人都畏惧得叠足而立。

而卫使石文义也是刘瑾的私党，厂卫的势力合二为一了。

刘瑾又将惜薪司的外薪厂改焉办事厂，荣府旧仓地为内办事厂，自己主管。

京城人叫它做内行厂，就是东西厂也在他们的监视之中，其酷烈更为厉害。

内行厂并且创造新例，对囚犯不论轻重一律先施杖刑，然后判子子孙孙永远戍边。

有的人还用大枷枷着颈项发遣，枷的重量有达一百五十斤的，犯人戴不了几天就丧命。

尚宝卿颅璇、副使姚祥、工部郎张璋、御史王时中等人都没有幸免，被折磨得濒临死亡然后纔贬谪戍边。

御史柴文显、汪澄甚至因为轻微的罪过而被凌迟处死。

官吏、军士和平民被非法折磨死的有数千人。

刘瑾被诛杀以后，西厂和内行厂都撤销了，惟有束厂依然如故。

张锐主管束厂，与锦衣卫卫使钱宁都藉着搜访之事恣意罗织罪名陷害人。

厂卫之称因此大噪。

嘉靖二年，束厂芮景贤任用千户陶淳，干了许多诬陷人的事。

给事中刘最持章上奏反对，被判贬官到广德州。

御史黄德用叫他乘驿车去广德，适逢有个叫颜如环的人与他同行，用黄包袱裹了行装。

芮景贤立刻上奏，二人被捕下狱，按不同情况编伍充军戍边。

给事中刘济进言：“刘最所犯的罪过不至于发配戍边。

而且，他是由宦官逮捕酌，罪名是武夫罗织的，裁决是通过内部下旨进行的，怎么好昭示天下？”皇帝不予响应。

当时，各地的镇守太监都已撤除，而大臣们习惯于老办法，说束厂是祖宗设置的，不可废除，不知道东厂并不是太祖的制度。

然而世宗对宦官管制严格，不敢放任，束厂的权威已远不如卫使陆炳大。

万历初年，冯保以司礼太监身份兼管厂事，在束上北门之北建立新厂，叫内厂，而将先建的那个厂叫外厂。

冯保与张居正搞出个王大臣案件，企图族诛高拱，卫使朱希孝极力为高拱辩护，高拱得以无罪，可见当时锦衣卫还不大趋附于厂。

万历中期，矿税使多次出行为害，而束厂张诚、孙暹、陈矩都安然寂静。

陈矩审理妖书一案，没有株连无辜和滥判，当时的人颇称道他。

恰逢皇帝也无意于峻刻勘查，刑罚用得稀少，厂卫的监狱里甚至生了青草。

到天启时，魏忠贤以秉笔太监身份总领厂内事务，任用卫使田尔耕、镇抚许显纯之徒，专门从事用酷虐手段钳制朝廷内外人士，厂卫之毒达到极点。

凡是掌管司礼监印信的宦官，僚属称其为宗主，而总领东厂的叫督主。

束厂的属官没有专职官，掌刑由一个千户担任，理刑由一个百户担任，理刑也叫贴刑，都是锦衣卫的官员。

他们的差役都由锦衣卫提供，卫里最狡黠乖巧的士卒就调拨给他们充任。

差役长叫档头，其帽子的顶端尖锐，衣服是青白色的被褶褂，上面系着小布丝，脚穿白皮靴，专管侦伺。

其手下有番子数人为之办事。

京城的亡命之徒，骗财或挟仇的，枧办事者为窟穴。

他们打探到人家一件隐私，就通过番子密告给档头，档头根据事情大小先付给金钱。

事情叫起敷，钱叫买起敷。

既已得知阴事，档头率领番子去到犯禁的人家，门外左右坐人，叫做打椿。

其它番子就闯入室内，抓住其人审讯，没有左证或符牒，主人按要求给足贿赂，也就径直离开。

稍不如意，就严刑拷打，刑名叫干醉酒，又叫搬罾儿，其痛楚比官家规定的刑蜀厉害十倍。

还授意挨整者牵连有财力的人，有财力的贿赂他们足够多的金钱，就没有事。

如果惜钱不给，或所给不足，立即报告皇帝，将其下交镇抚司监狱，犯人立时就要丧命。

每月初一，几百个厂役在庭院中抽签，然后分别监视官府。

其中监视内府诸处会审大案和北镇抚司审讯重罪犯的叫听记，到其它官府和各个城门搜访的叫坐记。

某官做了某事，某城门发现某奸事，胥吏一条绦告诉坐记，坐记转告厂，叫打事件。

即使是深夜到束华门，从缝隙中进去了，也有人悄悄报告给皇帝。

因此事情无论大小，天子都能知道。

家人柴米油盐琐事，有的竟在宫中传为笑料。

上下惴惴不安，无不惧怕打事件的。

锦衣卫的办法也跟厂一样，但是必须写出疏条上奏，纔能让天子知道，所以它的势力远不如厂。

一天晚上，有四个人在密室裹喝酒，其中一个喝得痛快了，馒骂魏忠贤，另外三人噤口不敢出声。

还没骂完，番子就进来抓住四人，将他们送到魏忠贤那里，魏忠贤立即肢解了骂他的人，而拿钱慰劳其它三人。

三人魂飞魄丧，动也不敢动。

庄烈帝即位，魏忠贤伏法被诛。

而后王体干、王永祚、郑之惠、李承芳、曹化淳、王德化、王之心、王化民、齐本正等相继统领厂内事务，告密之风不曾平息。

为奖励王之心、曹化淳缉奸的功劳，封荫弟侄辈入锦衣卫充任百户。

而王德化及东厂理刑昊道正等侦伺到合臣薛国观隐私，薛国观因此被整死。

当时卫使已长期慑服于厂威，大抵俯首受之驱使。

崇桢十五年，御史杨仁愿说：“高皇帝设官，没有所谓的侦缉衙门。

臣下有不法行为，谏官直接纠察，没有揭发隐私的。

后来因为肃清皇帝身边的奸恶，纔建置束厂。

臣在南城供职，所审阅的讼词，多是因为假番子侵害而诉冤。

假称东厂造成的危害尚且如此，何况真的呢？这是由于长期累积起来的威势造成的。

所谓累积的威势是指，柬厂考核提拔的办法，是比较上报案件的多少，番役每每出高价来购买事件，出卖者甚至诱人为奸盗而卖事件，番役不问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卖者已经分利走了。

心怀怨忿告发人，诬陷别人使之受严刑峻法的制裁，怀恨者无不心满意足。

希望皇上放宽封束厂事件的责求，而后东厂侦伺事件纔可以宽缓一些，束厂刺探事件可以宽缓些，番役买事件和卖事件的事就可以平息，累积的威势恐怕就能逐渐减轻。”后来杨仁愿又严肃陈述不应派遣锦衣校尉。

崇祯帝因此告谕柬厂，言其应缉查的祇是阴谋叛逆和败坏伦常者，那些为非作歹、触犯律条的，自有主管机构处理，不宜侦察缉捕，并对凶横贪财的锦衣校尉进行训诫。

可是皇帝还是越来越依赖厂卫，直到明朝覆亡纔停止。

锦衣卫监狱，世称诏狱。

古代诉讼只由司寇掌管。

汉武帝创设了诏狱二十六所，历代或沿袭或更改没有定规。

五代唐明宗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这是天子自己统领之名占到汉代有侍卫司狱，凡大案件都在那里决断。

明代的锦衣卫狱近似侍卫司狱，而其拘系残酷，为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太祖时，解押到北京的天下重罪犯，都收系在锦衣卫狱中。

几次更换大监房，多派人审理，诛杀的人很多。

后来将卫里刑具全部焚烧，把囚徒送到刑部审理。

二十六年，申明禁令，韶书规定京城内外案件不得上送锦衣卫，大小都经由司法机关处理。

成祖宠幸纪纲，叫他训练锦衣亲兵，又口U他掌管诏狱。

纪纲趁机任用自己的党羽庄敬、袁江、王谦、李春等，找借口作不法之事敷千百椿。

久后，族诛纪纲，而锦衣卫仍旧掌管诏狱，洪武帝的诏令被废除不用。

英宗初年，主管锦衣卫的刘勉、徐恭都是谨慎之人。

而王振任用指挥马顺，流毒天下，枷李时勉，杀刘球，都是马顺所为。

景帝初年，有人指出武官缉查诸事的弊端，皇帝狠狠责备了其长官，下令所缉拿的人都送到法司去，诬陷人的从重治罪。

英宗恢复君位，召来李贤，命左右侍臣离开，问他时政得失。

李贤于是竭力论列锦衣卫官校提人审讯的危害。

皇帝认为他说得对，背地里察验都是实情，因而召见它的长官，申诫了一番。

已搜捕的弋阳王败坏伦常的罪名经查核属虚假的，皇帝又警戒他。

而这时指挥门达、镇抚逯呆恃宠横行，李贤也几次被他们罗织过罪名。

门达四处派遣旗军校官，逯杲又定下程限督促，拿获多的就做头目。

干户黄麟到广西，把御史昊祯抓到卫裹，要了两百多副刑具去，天下来京朝觐的官员许多都被宣布有罪。

逯呆死后，门达兼管镇抚司，罗织指挥使袁彬的罪状，抓来审讯，刑罚五毒交下，仅免一死。

朝廷官员杨璀、李蕃、韩祺、李观、包瑛、张祚、程万锺等人银铛被逮捕，道路上哭诉喊冤的人不计其数。

大约在纪纲被诛杀以后，他的徒众纔稍稍收敛。

到正统时这类人重新张狂起来，天顺末年祸害更烈，朝野人士面面相觑，不能自保。

李贤虽然极言其弊端，也不能挽救了。

镇抚司的职责是审理诉讼案件，最初只设立了一个司，与外卫相等。

洪武十五年，增设北司，而以军匠和诸执掌划归南镇抚司，于是北司专门审理钦犯。

而大案的犯人经过审讯后，就送往法司拟定罪名，不曾备办审判文书。

成化元年纔下令复奏案件时用参酌附言，法司更能牵制判案。

十四年，增铸北司的大印，皇帝命令一切案件不要报告给原卫，就是卫里下达的案件，也径直请示皇上可否，卫使不得参与。

所以镇抚职务虽低，其权力却日渐重大。

起初，锦衣卫监狱由卫管辖，到门达掌管刑讯时，又在城西设置狱舍，拘押犯人，混乱不堪。

门达倒台后，皇帝听取了御史吕洪的意见，拆毁了这些狱舍。

成化十年，都御史李宾说：“锦衣镇抚司多次查获妖书图本，都是些荒诞不经之言。

小民无知，总是被它们迷惑。

请求将其书名全都记录下来，用布告昭示天下，使小民知道害怕和躲避，免得陷入法网，遭受刑罚。”皇帝回复同意。

而侦查事件者的诬告还是不停息。

十三年，逮捕了宁晋人王凤等，诬陷他们同瞎子一起接受妖书，充任伪职，并且诬陷其乡官知县薛方和通判曹鼎与他们合谋，发兵包围了两家，抓住二人严刑拷打，二人被迫自诬服罪。

后来薛方、曹鼎两家多次声明冤情，状子下交法司，经查核弄清了事实，镇抚司官员犯妄报妖言罪，判处斩刑。

皇帝只是告诚不得伤害无辜而已，而不能治他们的罪。

这年，命令锦衣卫副千户昊绶参与镇抚司的刑事审理。

昊绶性格狡猾阴险，依附汪直爬上去。

后来知道官场舆论不容汪直，所以对无罪下狱的文官不再加以拷打，触怒了汪直，被解职。

这时只有卫使朱骥掌握法律平正，处理妖人案件没有冤枉无辜。

皇帝要办罪的犯人下交主管部尸弓，独用小杖拷问，皇帝曾派内使责问，但朱骥不改。

世人因此称道他。

弘治十三年，皇帝诏令法司：“凡是厂卫所送来的囚犯，依公正原则审察，有冤枉的即予以考辨重判，不要拘泥于既成判决。”正德时，卫使石文义与张彩一里一外，作威作福，当时人们称之为刘瑾的左右羽翼。

不过石文义常常陪侍在刘瑾身边，不处理实际事务，办事的是高得林。

刘谨伏法被诛以后，石文义也被诛杀，高得林罢官。

此后是钱宁管事，重新大肆张狂，因叛逆罪被诛杀。

世宗即位后，革去了十六个锦衣传奉官的职务，淘汰了十五个旗军校官，又告谕缉查事件的武官，只探察图谋不轨、妖言、人命和强盗这类重要事件，其它诉讼和京城以外的州县的事，不得参与。

不久，事情多交给镇抚司处理，镇抚舆内侍勾结在一起，心计巧妙符合皇帝心意。

遇上太监崔文不法获利的事情败露，皇帝将此案下达刑部审理，不久又下内旨送到镇抚司。

尚书林俊说：“祖宗当朝时，将案件交给法司，事情无论大小，都让他们公平审理。

自从刘瑾、堡奎掌握大权以后，专门信用镇抚司，玩弄文字、编造冤狱，法纪受到极大的破坏。

改行善政实施教化执法就从今天开始，不宜再因为小事而枉曲法律了。”皇帝不听。

林俊又说：“这条路一开，只怕以后有了大罪，案犯就攀附关系，设法由宫内降旨来免于问罪，这实在是一条通往混乱的路。”御史曹怀也进谏说：“朝廷只信用一个镇抚，那么法司的官署都可以空曹，刑官都成为冗员了。”皇帝都不听。

六年，侍郎张璁等说：“祖宗设置三个法司来纠治官府的邪恶，公平地决断诉讼。

设置束厂、锦衣卫，是用来缉拿盗贼，纠察违法乱纪的人。

建议从现在起，审理贪官冤案还是责成法司来办，如果有徇情枉法的，就让厂卫来监察。

盗贼和违法乱纪的人，还是责成厂卫缉拿，然而也必须送到法司拟定判词。”皇帝下诏按此建议施行。

可是卫司武官到监狱提人仍旧肆无忌惮。

给事中蔡经等人弹劾其弊端，希望皇帝不再派他们去提人。

尚书胡世宁请求采纳他们的意见。

詹事霍韬也说：“诉讼案件交付给三法司就够了，锦衣卫却又来横加阻挠。

过去汉光武帝崇尚名节，宋太祖刑法不加在士大夫身上，而后忠义之士争着为他们献节效命。

士大夫有罪就打入刑徒之中，这是羞辱他们。

犯了大罪，废黜他、诛杀他都可以，便叫武人群起逮捕，揭去帽子脱掉衣裳，套上桎梏。

早上还在清贵之列，晚上就身陷囹圄，刚强雄壮之心，挫损几尽。

等到复核为无罪，就戴上官帽束好腰带，立在朝拜的队伍中。

强悍武夫看着官员指指点点：‘某人，我凌辱过他。

某人，我抓了他，捆了他。

’小人无所顾忌，君子却会由此改变行为。

这就是豪杰产生隐居山林的想法，而变故之后很少有人保持气节的原因。

希望从现在起束厂不再参与朝参仪式，锦衣卫不再主管诉讼审判。

士大夫犯罪、谪贬、撤职和诛杀，不要加以笞打杖责，不上枷锁镰铐，以便培养廉耻之心，振作精神，激励气节。”皇帝认为霍韬在职权之外乱说，不釆纳他的意见。

按照祖宗制度，每当朝会的时候，厂卫长官率领下属和校尉五百名，列队侍立在奉天门下纠察礼仪。

凡是不合礼仪的人，立即剥下他的衣服，取去官帽，抓起来关进镇抚司监狱，杖责之后予以释放，所以霍韬说到这些事。

等到万历年问，朝仪有过失的官员纔不关进监狱了，只罚扣他的俸禄而已。

世宗讨厌张鹤龄和张延龄，为非作歹的刘柬山等人于是诬告二人有邪毒诅咒行为。

皇帝大怒，把二人关进钦犯监狱，刘束山趁势株连牵引自己平素不喜欢的人。

卫使王佐打探到实情，根据诬罔律条反坐刘束山罪。

王佐于是枷刘束山等人于阙门之外，不到十天，这帮人全部死亡。

人们将王佐和牟斌相比。

牟斌是弘治年间的指挥。

李梦阳弹劾张延龄兄弟犯法之事，关进监狱，牟斌比附轻罪处理，使其得以免死。

世宗中期，卫使陆炳作恶，与严嵩朋比为奸，而倾轧夏言。

然而皇帝多次制造大案件，陆炳又常保全了他们，所以士大夫并不怨恨陆炳。

万历年问，提意见和触忤矿税宦官的臣子，都打入钦犯监狱。

刑科给事中杨应文说：“被逮捕的监察主管郡守县令和平民有一百五十多人，虽然已经拷问，还没有送到法司定罪。

监狱禁闭森严，水火不入，疫疾毒疠之气，充斥牢房。”卫使骆思恭也说：“每年举行熟审，时间都在个满以前。

现在两年没有举行热审了，镇抚司监狱里的犯人将近两百个，多抛掷瓦片发泄冤气。”镇抚司陆逵也报告：“监狱里的囚犯心怀怨恨，有的拿JJ剁了自己的手指头。”皇帝一律不予回应。

不过这时候告人隐私的风潮已经衰减，被拘捕的大臣不多。

万历末年，抓捕诸臣的政策稍宽，锦衣卫监狱渐渐空虚了。

旦尔耕、许显纯在熹宗时当魏忠贤的义子，其死党孙云鹤、杨寰、崔应元辅助他们，拷打杨涟、左光斗这些人。

犯贪脏罪的立定期限按规定交款，两天为一个期限，交款不按期限的，受全刑。

所谓全刑即上枷械，上镰，棍击，拶指和上夹棍。

五毒俱全，受刑者呼号之声沸天，血肉溃烂，辗转求死而不得。

许显纯则叱咤如常，若无其事，然而必须依魏忠贤的指令行事，魏忠贤所派遣的听记之人未到，许显纯不敢审讯。

一天晚上，叫囚犯们分开到不同监房住宿。

于是狱卒说：“今天晚上有人该壁挺了。”壁挺，狱中指死亡。

第二天，杨涟被处死，左光斗等都按次序被锁住头颅拉死。

每一个人死后，都停放几天，纔用苇席裹尸抬出牢门，蛆虫把尸体都蛀烂了。

狱中事件隐秘，囚徒家属甚至连亲人死亡的日子都不知道。

庄烈帝擒拿诛杀魏忠贤逆党时，冤死者的家属后人望着狱门呼天抢地哀号，写祭文来祭奠。

皇帝听了也哀戚。

自从刘瑾始创戴立枷以后，锦衣卫监狱经常使用它。

神宗时，御史朱应毂详陈其惨状，请求废除，皇帝不听从。

到了魏忠贤手上，更制造大枷，又设了断脊、断指、刺心的酷刑。

庄烈帝问左右近臣：“为什么要创制立枷？”王体干回答：“用来惩罪大奸大恶而已。”皇帝面有愁容地说：“虽然如此，到底还是可怜。”魏忠贤为之有所畏惧。

柬厂的祸害，到魏忠贤时达到极点。

然丽厂卫没有不互相勾结的，案情的轻重，厂能从官内得到消息。

而外廷有抵触不合的案子，锦衣卫就由东西两司房搜访缉拿，北司严刑拷问，罪状罗织周密，然后纔送交法司。

即使是东厂抓捕的人，也必须移交给镇抚司再审讯，然后刑部纔拟定判决。

因而厂的势力强大，锦衣卫就依附于厂；厂的势力稍弱，卫就反过来盛气凌厂。

陆炳缉拿司礼李彬和东厂马广隐秘之事，都问成死罪，因为陆炳深得内阁严嵩的心意。

后来宦官的势力越来越强盛，内阁势力日渐削弱，阁臣反而比厂的地位低下，而卫使没有不争相趋附厂官，甘心为其奴仆。

锦衣卫人员有功升迁授勋卫、任子、科目、功升，共四种。

嘉靖以前，文臣子弟多不屑于充任锦衣卫。

万历初年，刘守有以名臣子弟的身份主持锦衣卫，此后文官子弟都乐于在卫裹任职。

士大夫与他们交往，案子紧急时，多依靠他们的力量。

刘守有的儿子刘承禧和昊孟明就是其中最有名的。

庄烈帝对群下多疑，王德化掌管束厂以惨毒峻刻辅佐他。

昊孟明掌管卫印，不时有所宽纵，但是观望东厂的脸色，不敢违抗。

而镇抚梁清宏和乔可用朋比为奸。

凡是缙绅之家，总有几个人来往，会留下把柄。

所以通常很晚纔起床，早早就关大门，不敢两人在一起对谈。

旗军校官临门如同遭大盗抢劫，官员就是窝藏赃物的囊橐，钱财均分。

京城中有奸细潜入，那些做工的人和贩卖的人私下被流寇派遣，没有一个举发，而高门富豪局促不安，没有宁日。

那些狡黠的歹徒恣意请托人办事，稍有连逆，就捏造事实诬陷，罗织罪名，摘取片言只字，就可以株连达十几个人。

姜垛、熊开元下狱后，皇帝谕令掌卫骆养性悄悄杀了他们。

骆养性将皇帝的指令泄露了出来，并说：“这两个臣子应当处死的话，应交付给有关部门，写出他们的罪行，使天下人明白。

假若秘密派臣去杀了他们，天下人和后世会说陛下是什么样的人主？”适逢大臣们也多替姜垛等人说好话，于是二人得以长囚狱中。

这是骆养性值得称道的地方，可是在其它事情上，骆养性也多有肆虐。

锦衣卫旧例有论功行赏，只有缉拿圆谋反叛的人有赏。

后来假冒滥赏无度，所报的功一百个没有一个是真的。

官吏百姓困苦重重，而厂卫上奏请求要什么就给什么。

隆庆初年，给事中欧阳一敬极力陈述这种做法的弊病，说：“侦缉事件的官校，其势力容易办，而又各按类计算其拿获立功的次数，作为升等授勋的根据。

那磨凭着可以达到的权势，邀必然获得的功勋，屈人利己，什么不能做出来？有的在强盗自首免罪之后，故意命令强盗多多牵连平民来充数；有的囊括人家家产说是强盗的赃物，裹挟市井豪强作为人证；有的暗地里伪造图书，携带在身上假造妖书批语，用妖言假印的律条诬陷别人；有的根据姓名相似，不清不楚地就把人抓起来；父亲诉说儿子孝顺，反而判其儿子忤逆之罪。

所以谁家被缉访，俗言叫刬，毒害之烈由此可知。

请求从今以后定下制度，机密和重要的事情，关系到宪令大典，厂卫依惯例上奏请求。

那些案情不明，尚未审议的，一定要等法司详拟出判状以后，方给记功。

仍救命兵部和刑部查问明白，再请求皇上下旨予以升赏。

缉拿了人来而未能立案的，不准假冒破案以求升赏。

至于其它诉讼案件，一概不得插手，以免侵犯司法部门的事务。

若案子不能成立，而锦衣卫官校和镇抚司将人拷打成重伤，乃至死亡，允许司法机关查治。

法司若纵容隐瞒附和，则听凭科道官参与查验。

像这样则功劳一定会核实，缉访的材料一定会合乎事实，而冤枉无辜和滥施刑法就可以杜绝了。”当时皇帝不能采用他的建议。

宦官同法司一起审录罪囚，始于正统六年，皇帝命令何文渊、王文审理行在所的疑案，叫他们与宦官兴安一同进行。

周忱、郭瑾到南京去审案，皇帝敕命也这样做。

当时虽然还没有定出五年一次大审的制度，而南北两京的宦官得以参与三法司的审判案件。

景泰六年，皇帝命令太监王诚会同三法司复审北京的罪案，未审南京罪案的原因，是发生了天灾而创例。

成化八年，皇帝命令司礼太监王高、少监宋文毅到两京参加会审，而各省派遣恤刑使的任务，也在这年定下来。

十七年辛卯，命令太监怀恩同法司一起审录罪囚。

此后审录一定耍在丙年和辛年进行。

弘治九年，不派宦官参与审案。

十三年，因为给事中丘俊进言，又命令太监参加会审。

凡是会审之时，太监带着皇帝的敕令在大理寺张开黄盖，搭一个三尺高的台子，自己坐在中间，三法司的官员们坐在左右两边，御史、郎中以下的官员捧着案牍站在那里，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地奔走效劳。

三法司检查已定的案子，如果有量刑出入轻重不当，一律看宦官的旨意行事，不敢违抗。

成化时，会审有一案，弟弟帮助其兄斗殴，杀死了人，太监黄赐想减刑处理。

尚书陆瑜等人坚持不同意见，黄赐说：“同室的人相斗，尚且披着头发戴上帽子去解救，何况兄弟呢？”陆瑜等人不敢驳难，终于枉法判决。

万历三十四年大审，御史曹学程因为向皇帝进言而久久拘押在狱中，群臣请求宽赦他，皇帝统统不允许。

刑部侍郎沈应文代理尚书之职，联合都察院和大理寺的长官，写书面意见送到太监陈矩手上，请求他饶恕曹学程的罪过。

然后会审，案子判定后，署名同奏。

陈矩又私下启禀皇上，说曹学程的母亲年老值得关怀。

皇上终于松动，释放了曹学程。

这件事情很好，而可见太监的权力达到如此地步。

锦衣卫的卫使也能参加法司在午门外进行的审讯，以及秋后承天门外的会审，但是不参加大审。

每年处决犯人后，用图文将每个囚犯的罪状张布在锦衣卫的外墙上，叫人们观看反省。

奉诏命复审过犯人的宦官，死了以后其墓殿上要画上壁画，图中太监坐北朝南，旁边是司法机关的堂上官员，以及御史和刑部郎领着囚犯鞠躺听命的情况，以为荣耀昭示后世。

成化二年，命令宦官监斩强盗宋全。

嘉靖年间，宦官犯法，诏令免于逮捕审讯，只下交给司礼监处理。

刑部尚书林俊说：“宫府是一体的，宫中宦官犯法，应下交司法机关审判，验明其罪并公正处理，不应当废弃了祖宗的制度。”皇帝不听。

按照太祖的制度，宦官不得识字、干预政务，祇不过充任宫中扫除之役而已。

洪武末年焚烧了锦衣卫的刑具，大概是表示永不再用。

而成祖违反了这个规定，终于给子孙留下大祸患，君子为此而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