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的祸患，最难于解决的，是表面上国家大治、清平无事，而实际上却有难以预料的隐患。如果坐视祸患的发展演变而无所作为，那就可能发展到无法挽救的地步；如果强行加以解决，那么天下的人就会由于习惯过太平生活而不相信我的主张。只有仁人君子、豪杰之士，才能挺身而出，为了天下的大治冒大风险，以求成就大的功业。这绝不是在短时间内勉强行事，只想着谋求声名的人所能做到的。天下太平的时候，无缘无故发起大的事端，我能发起，我也能收拾，然后才能对天下人有话说。如果事到临头，却想有条不紊地避开它，让别人来承担责任，那么，天下的灾祸必定就会集中到自己的身上。
从前晁错为了汉朝竭尽忠心，谋划着要削弱殽山以东各诸侯的势力。殽山以东的诸侯们闻风皆起，借着诛杀晁错的名义发动叛乱。而天子却不加明察，用杀掉晁错的办法来向诸侯们交待。天下人都为晁错忠诚侍奉君主却被诛杀感到悲痛，不知道晁错也有自取其祸的地方。
古代成大事的人，不只是具有超出世人的才能，还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决心。当年大禹治水，凿开龙门，疏通黄河，将洪水引入大海。当他大功尚未告成之时，应该也有大水冲毁堤坝的危险情况发生。只是他能预见到必然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临事毫不退缩畏惧，而是一步一步地加以解决，靠着这样的方式和精神才得以成功。七国那样强盛，却想要骤然削弱它们，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变乱难道还会让人感到奇怪吗？晁错不在此时豁出自己的性命，舍身去为天下担当这场大灾难的要冲，而控制吴、楚七国的命运，却想着要保全自己，想要让皇上亲自带兵出征而自己在后方留守。况且发起这七国叛乱的事端的又是谁呢？自己既然想要求得声名，又为什么要逃避这场祸患呢？因为自己带兵出征会非常危险，在后方留守则非常安全。自己已经挑起了事端，但又选择十分安全的事情来做，把最危险的事情留给皇上，这是忠臣义士愤怨而不能平的原因。在那个时候，即使没有袁盎，也未必能免除杀身之祸。为什么这样说呢？自己想留守后方，而想要人君亲自带兵出征，从情理上来说，皇上本来就难以接受了，因而心中很反感他的建议。所以袁盎的话才能在中间起作用。假使吴、楚反叛，晁错能挺身出来承担危险，日夜做好准备，向东严阵以待，不使事情发展到连累君主的地步，那么天子就将依靠他而无所畏惧，虽然有一百个袁盎，谁又能得以从中离间？
唉！世上的君子想要谋求不同寻常的大功，就务必不要为自己谋划自我保全的计策。假使晁错亲自率兵征讨吴、楚，未必就不能成功。只是他总想着要使自身得以安稳，天子因此而不悦，奸臣就得以趁着这个时机挑拨离间。晁错用来保全自己的计策，正是他自取其祸的计策啊！

　　《晁错论》为苏轼在宋仁宗嘉佑五年至六年（1060—1061年）写就并呈与朝廷的文章之一。《晁错论》的具体写作时间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本文写于宋仁宗嘉佑五年，是在制科考试前所上二十五篇《进论》之一；另一种说法认为该作品写于嘉祐六年，是苏轼在制科考试中的一篇应试文章。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