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信给李贺，劝他参加进士科的考试。李贺要考应该能考中，但与他争名的人攻击他，说：“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李贺不参加进士科的考试是对的，劝李贺的参加科考的人错了。”听到这话的人也不加以考察，便都随声附和，俨然形成了一致的论调。皇甫湜对我说：“如果不把这事说清楚，你和李贺都是罪责难逃啊。”我说：“是这样啊。”《礼记》上说：“名字的两个字不必都避讳。”解释的人说：“孔子的母亲名‘征在’，如果说‘征’则不说‘在’，说‘在’而不说‘征’那样。”
《礼记》上又说：“人名所用的字，声音相近的不避讳。”解释的人说：“就像说‘禹’和‘雨’、‘丘’和‘’一类的字。”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李贺参加进士科考试，是违反了名字的两个字不必都避讳的礼法呢？还是犯了名字声音相近的不避讳的礼法？父亲名叫晋肃，儿子就不能参加进士科考试，如果父亲名“仁”，儿子就不得做人了吗？
避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制定礼法制度来教化天下百姓的，不是周公、孔子吗？周公作诗时不避讳，两个字的名字，孔子只避讳其中的一个字。《春秋》对于人名声音相近是不避讳的，不加以讥讽。周康王名钊，他的孙子，谥号昭王。曾参的父亲名皙，曾子不避讳“昔”字。周朝有叫骐期的，汉朝有叫杜度的，那他们的儿子应当如何避讳？是为了避讳与名同音的字，连姓也改了吗？还是不避讳与名同音的字呢？汉朝因为避讳汉武帝的名，所以改“彻”为“通”，可也没听说因为避讳而把“车辙”的“辙”改成别的字；又避讳吕后的名“雉”，所以将“雉”改为野鸡，但都没听说因为避讳而把治理天下的“治”改成别的字。现在上奏章和下诏书，没有听说避讳“浒”、“势”、“秉”、“机”一类字的。只有宦官和宫女，才不敢说“谕”字和“机”字，把这当作是触犯天子。士人君子著书行事，应该遵守怎样的法则呢？今天我们从经籍中考察，在典律中探究核对，李贺参加进士科考试，是可以呢？还是不可以呢？
大凡侍奉父母能像曾参那样的，便无可指责。做人能像周公、孔子那样的，就算是做到极致了。当今的士人，不效法曾参、周公、孔子的行为，而在避讳亲长的名字上却要超过他们，这也能看出他们的糊涂了。那周公、孔子、曾参，终究是不能超过的。在避讳上超过周公、孔子、曾参，那就是将自己与宦官、宫女相比了。那么宦官、宫女孝顺亲长父母，能胜于周公、孔子、曾参吗？

　　封建社会对君主与尊长的名字不能直接说或直接写出来，叫做“避讳”。在唐朝成了一种极坏的社会风气，成了人们言行的精神枷锁。李贺在当时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诗人，因父亲名晋肃，不能参加进士科的考试，“晋”与“进”同音，父名应避讳。韩愈致力于培养和推荐有学识的青年，便劝说李贺参加考进士。《讳辩》因李贺而写，韩愈引经据典，对腐朽的社会风气作了激烈的抨击与批评，把假卫道者的面目揭露无遗。

　　封建时代对于君主和尊长的名字谥号等，不能直接写出或说出，必须用其他字来代替，如汉高祖名邦，改“邦”为“国”；唐太宗名世民，改“世”为“代”，改“民”为“人”，尚书六部中的“民部”，则改为“户部”，等等。刻印古书时，也要把当世应讳的字改掉或缺笔。这叫做避讳。避讳的要求很严格，违犯者会招致非议，甚或得罪。唐代著名诗人李贺，才气横溢，少年成名，但因为他的父亲名晋肃，在他准备参加进士科考试时就遭到了非议（晋、进同音），终于不能如当时其他读书人那样取得功名。韩愈曾鼓励李贺应进士试，也被人指责。面对这种陈腐的时尚，韩愈十分愤慨，《讳辩》就是为这件事而写的。韩愈不敢反对避讳，他只能巧妙地引用经典和法律依据，找出矛盾，从而反对将避讳搞得过滥。文章层层设问，一波三折，语言辛辣，说理痛快。全文没有一句从正面说出作者的主张，读者却可从中得出同作者相一致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