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做了齐桓公的相国，齐国因而能称霸诸侯，排斥夷狄。一直到他死，齐国都很富强，诸侯也不敢背叛。管仲死后，竖刁、易牙、开方掌权，齐桓公在内乱中死去，五个公子争夺王位。祸患蔓延开来，一直到齐简公的时候，齐国没有一年安宁过。
功业的完成，不是完成在宣告成功的那一天，一定会有它成功的缘由；灾祸的发生，不是发生在它实际发生的那一天，也一定有它的由来和征兆。所以齐国得到治理，我不说功在管仲，而要说功在推荐管仲的鲍叔。后来齐国发生了动乱，我不说是因为竖刁、易牙、开方掌权所致，而说过在管仲。为什么这样说呢？竖刁、易牙、开方三个人，他们固然是使国家混乱的奸佞，但是起用他们的人，则是齐桓公。有了虞舜，然后才知道放逐四凶；有了孔子，然后才知道除掉少正卯。那个齐桓公是个什么人呢？使齐桓公起用这三个人的，是管仲啊。管仲卧病不起的时候，桓公问他谁可以继他为相。这个时候，我本想管仲会列举天下的贤才来回答齐桓公，但他说的只不过是：“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人不合人情，不可与他们亲近”而已。
唉！管仲以为齐桓公当真不会任用这三个人吗？管仲与桓公相处好年了，也应当知道桓公的为人吧。桓人的耳朵一刻也离不了音乐，眼睛一刻也离不了女色。若不是这三个人，桓公便无从满足他的欲望。桓公当初之所以不起用他们，只不过是因为有管仲在罢了。管仲一日不在，那么这三个人就可以弹着官帽，彼此庆贺高升了。管仲难道以为临终前的几句话能捆住桓公的手脚吗？齐国不担心有这么三个人，担心的是失去了管仲。管仲在世，那么这三个人，只不过是匹夫而已。如果不是这样，天下难道缺少像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小人的人吗？即使桓公幸而听从了管仲的意见，杀了这三个人，但是剩下的奸佞之徒，管仲能悉数除去吗？唉！管仲可以说是个不知道从根本上着眼的人。如果借桓公问话的机会，荐举天下的贤才来替代自己当政，那管仲虽然死去，齐国并不是没有另一个管仲啊，这三个人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不说也可以明白啊！
春秋五霸中没有能胜过齐桓公、晋文公的了。晋文公的才能不如齐桓公，他的臣子又都不如管仲。晋灵公的暴虐，不能与齐孝公的待人宽厚相比。然而晋文公死后，诸侯不敢背叛晋国，晋国承袭晋文公的余威，还能在文公死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充当诸侯的盟主。这是为什么呢？晋国后来的国君虽然不成器，却还有老成干练的大臣存在；而齐桓公一死，齐国就一败涂地，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仅仅依靠一个管仲，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
天下并不是没有贤能的人，然而往往是存在着贤臣却没有圣明的君主。桓公在世的时候，说天下不再有管仲这样的人才了，我不相信。管仲著的《管子》一书中，记载着管仲临终前评论鲍叔、宾胥无的为人，并且分别列举了他们各自的缺点。在管仲的心中，认为鲍叔等几个人都不足以托付国家重任；而管仲又预料到自己快要死了。那么《管子》这部书实在是荒诞，不足以相信。我看春秋时卫国大夫史鳅，由于不能进用蘧伯玉，去掉弥子瑕，所以在死后用尸首进行劝谏；汉丞相萧何临终之前，推荐曹参来替代自己。大臣的用心，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啊。一个国家往往由于一个人兴盛，由于一个人而衰亡。贤者并不悲伤自己的死去，而是忧虑国家因为自己的死去而衰败，所以一定要再有贤者接替自己，然后才能心安理得地死去。那管仲，凭什么就这样撒手而去了呢？

　　这篇文章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苏洵生活在最为繁荣的北宋中期，当时宋仁宗在位，对外和边境国家签订一系列的合约，对内发展经济，激励文学艺术的传播，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加上宋仁宗极力激励发展文学艺术，不但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人担任。这些措施使宋代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贤良之臣在位、若干将才和杰出文士都受到恩宠，朝廷一片升平的景象。但是，北宋王朝由于中央集权以及有关政策而引起的积贫积弱的局面已经逐渐显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所以，不少具有开明进步思想的官僚士大夫纷纷要求改革，文人以国家的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是当时文人特有的精神面貌。文人们都放言无惮，好发议论，论政、论兵、论史、论道等，成了其时文章的重要内容。这篇文章是作者针对当时的政治现实，针对国家需要有用的人才，给予权柄，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而创作的一篇人物评论。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