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做到出将入相，富贵显达之后返回故乡，这是人情上觉得荣耀的事情，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大概士人在仕途不顺畅的时候，困居乡里，那些庸人甚至小孩，都能轻易地欺侮他。就像苏秦不被他的嫂嫂尊敬，朱买臣被他的妻子抛弃了一样。可是一旦坐上了四匹马拉的高大车子，旌旗在前面开道，骑着马和徒步行走的随从在后面簇拥着，道路两旁的人比肩接踵，都伸着脖子观看并且赞叹；而那些庸夫愚妇们，惊恐地奔跑，汗水淋漓，羞愧地跪在地上，在车轮马蹄扬起的尘土中悔过谢罪。这么个普通的士人，一时得了志，那趾高气扬的样子，前人将其比作穿着锦绣衣裳一样的荣耀。
只有大丞相魏国公不是如此。魏国公，相州人士。世代有美德，都是当时有名的公卿。魏国公在年轻时就已考中了科举中的高等科目，担任了显要的职务。全国的士人们，听闻他的风貌，仰望他的高风亮节，大概也有好多年了。所谓出将入相，富贵荣耀，都是魏国公早就应该有的。并不像那些困厄的士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乎庸夫愚妇的意料之外，使他们惊骇而向他们夸耀自己。如此说来，威严的仪仗，不足以成为魏国公的光荣；三公的地位，不足以显示魏国公的高贵。只有将恩德施于百姓，有功于社稷，在金石上刻下自己的功业，让诗歌将自己的事迹传播于四方，功德照耀后世而无穷无尽，这才是魏国公的大志所在，而士人们也是以此来寄希望于魏国公的。岂止是为了夸耀于一时，荣耀于一乡呢？
魏国公在至和年间，曾经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来治理过相州，在官邸的后花园建造了昼锦堂。后来又在石碑上刻诗，把它留给了相州百姓。诗里认为那些恩仇得报而后快、夸耀名誉以为乐的人和事是鄙陋浅薄的，这大概是因为魏国公不把以前人们对自己的夸耀当作光荣，却以此为鉴戒。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魏国公视富贵为何物了，而他的志向又怎能轻易地丈量呢？因此能够出将入相，辛勤劳苦地侍奉皇家；不论平安危险，气节始终如一。至于遇到重大事件，裁决重大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垂着衣带，拿着玉笏，不动声色，而将国家安排得如泰山一样的安稳，真可称得上是安邦定国之臣啊。他的丰功伟绩被铭刻在钟鼎之上，流传于弦歌之中，这是国家的光荣，而不只是一乡的光荣啊。
我虽然没有获得登上昼锦堂的机会，却有幸读了他的诗歌，为他的志向能够实现而高兴，并且乐于讲给天下人听，于是写了这篇文章。

　　写作此文时，韩琦任丞相，欧阳修在翰林院供职。魏国公韩琦是以武康节度使回老家任职，是富贵而归故乡。但他志向远大，轻富贵，不以昼锦为荣，并刻诗言志。欧阳修对此十分推崇。因此，欧阳修“乐公（指韩琦）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写了这篇文章。

　　《相州昼锦堂记》是一篇记事散文。文章名为昼锦堂记，实际上主要写了魏国公韩琦非凡的志向和功绩，赞扬了他“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的远大理想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的丰功伟业。

　　文章先写了古往今来对官至将相、富贵还乡的看法，然后以苏秦（季子）、朱买臣为例，说明读书人穷困时，连庸人孺子都可以轻侮他，一旦他成了达官显贵，那些庸夫愚妇一而俯首请罪，一面懊悔嗟叹，而春风得意的一介之士则趾高气昂。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衣锦还乡。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 一句话，“收拾前文， 振起下意”。作者简要介绍了魏国公的身世经历之后， 着重说明了做将相， 得富贵， 都是他早就应当有的； 而且作为仪仗的大旗和三公的命圭， 礼服都不足以显示他的荣耀和显赫； 只有恩及百姓， 功在国家， 并名垂青史、光照后代， 才是他的志向。然后， 作者介绍了相州昼锦堂的来历， 由昼锦堂的石碑上的诗又谈到魏国公对富贵的态度和他的志向， 并描述了他为官从政的不凡表现。因而赞叹道： 魏国公的丰功伟绩， 被刻于钟鼎， 谱进乐章，乃国家之光荣， 不单是乡里的荣耀啊。最后作者表明了写作此文的动机。

　　为了突出魏国公的超凡脱俗， 反映他高远的抱负， 欧阳修主要采取了对比的写作方法。官至将相，衣锦还乡，是一般读书人所追求的，也是常人所羡慕和赞叹的。作者先对此渲染一番，然后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对比十分强烈；什么将相富贵，是他早就应该有的；他不象侥幸得志的人，在庸俗的世人面前自夸炫耀；常人引为荣耀的作为仪仗的大旗，不足以表现他的荣耀，常人所追求的三公的命圭和礼服，不足以显示他的显赫；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等等。这些文字都是在进行对比。通过大量、反复的对比，利用对比所产生的强烈反差，表现出魏国公的出类拔萃，使这个确比一般的封建士大夫高出一筹的鲜明形象屹立在了读者面前。

　　文章结构精巧，连接自然。以议论开始，在对比当中推出“主人公”，从写主人公的简要经历和志向，又自然引出相州昼锦堂，从写昼锦堂处石碑上的诗，又自然进入对魏国公的描写。名为记物，实则写人；写人与记物融为一体。通篇浑然天成，确无雕琢的痕迹。

　　文章语言婉转流畅，叙事简洁，议论精辟，十分生动传神。例如，文章没有实写魏国公如何处理具体政务，只是简单地写他“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笔墨很少，却把魏国公的性格特征和封建政治家的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文字虽简，但内涵丰富，富有感情。通过对魏国公的反复赞叹，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魏国公的敬佩之情，也表现了作者对为官从政的理解，寄托了作者本人的追求。

　　作者在遣词造句时，十分注意语气声调的变化，使文章富有生气，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据说，就在《相州昼锦堂记》完稿送出数日之后，他又专门派人另送一稿给韩琦，声明前稿有疵，可换此本。韩琦再三核对，只发现文章开头“仕宦”、“富贵”之下，各添了一个“而”字，从而增加了抑扬顿挫之感，与文意更加协调，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此事为历代所传诵，成为文字不厌千回改的佳语。又如，“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和“而其志岂易量哉”两句，采用了反问的句式，通过反问的语气，使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更加突出。“可谓社稷之臣矣”一句，通过感叹句的形式，充分表现了作者对魏国公的衷心赞叹。

　　欧阳修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主张兴复古道，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浮华的文风。在文和道的关系上，既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也不忽视文采对表现道的重要作用。《相州昼锦堂记》篇幅不长，但内容充实，叙事简洁有法，议论精辟有力，章法曲折变化，语言自然流畅，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文风，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政治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