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昭帝逝世，昌邑王被废黜，宣帝刚即位。路温舒上书给皇帝，主张以德治国，放宽刑法，奏章中说：
“臣听说齐国有无知之祸，齐桓公因此而兴起；晋国有骊姬作难，晋文公因此得以称霸诸侯；近世赵王不得善终，吕氏家族作乱，孝文帝才得以成为太宗。由此看来，祸乱的发生，就将引出圣明的君主，所以齐桓公、晋文公扶植弱小，复兴了已经衰败的国家，尊崇周文王、周武王的遗业，施恩德于百姓，功德惠及诸侯，功勋虽不及三王，但天下都因为他们的仁德而归附。汉文帝始终有着深远的思虑和很高的德行，顺应天意，崇尚仁义，减省刑罚，开通关卡桥梁，统一远近各方，敬重贤臣如同敬重贵宾，爱护人民如同爱护初生的婴儿，自己感觉能让百姓心安的事情，就将它广施于天下，因此监狱中空荡无人，天下随之太平。在遭遇世变动乱之后，一定要有不同于过去的恩典，这是圣君贤主用以昭明上天所授使命的表现。过去，昭帝辞世而没有子嗣，大臣们为此忧愁悲伤，焦虑之下共同讨论协商，一致认为昌邑王地位尊贵，与昭帝的血统最为接近，就将他接入宫中拥立为皇帝，然而上天不授予他帝王的使命，迷惑散乱他的心志，终于是自取灭亡了。我深入考察了祸变的由来，发现这实际上是上天要立起一位至德至圣的明君。所以大将军霍光接受汉武帝的遗命，辅佐汉室，披肝沥胆，决策国家之大计，废黜无义之人，拥立有德新君，辅助上天执行天道，从此汉家社稷得以稳定，天下因而皆得安宁。臣听《春秋》上讲，帝王刚即位要更改正朔，这是为了使天下得到一统而谨慎地对待事业的开始。现在，陛下初登皇位，与天意相合，应当改正前代的过失，端正这刚刚接手的国家的纲纪，清除烦琐的政令条文，解除人民的疾苦，使要灭亡的得以生存下来，要断绝的得以延续下去，以顺应上天的旨意。”
“臣听说秦朝有十大失误，其中有一条至今为止还存在，那就是有关狱吏的问题。秦朝的时候，贬黜儒术，崇尚武力，轻视仁义之士，重视治狱的官吏，把正义直言当做诽谤，揭发过错视为妖言。所以穿着庄重的儒生不被任用，忠诚恳切、有所补益的意见都郁结在人们的胸中，赞誉阿谀的声音日益充斥双耳，虚伪的赞美迷惑了心灵，实在的危机却被掩盖。这正是秦王朝所以灭亡的原因啊！如今普天之下都依赖陛下的恩德仁厚，没有战乱的危机、饥寒的忧患，百姓们都齐心协力，治理家业。然而还没有完全达到太平和谐的原因，则是治狱的混乱。治狱，是治理天下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处死的人不可能再活过来，砍断的肢体不能再接上。《尚书》上说：‘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不按章法办案。’而当今治狱的官吏却不是这样，他们上下互相驱使，把苛刻当做精明，治狱严酷的获得公正的名声，治狱平和的则多有后患。所以治狱的官吏都想置人于死地，并不是因为他们憎恨别人，而是保全自己的途径正在于置人于死地。所以被处死的人的鲜血染红了集市，受到肉刑的人比比皆是，处以死刑的人每年都数以万计，这正是仁君圣主感到忧伤的原因啊。太平盛世中还有不和谐的地方，大概就在这里吧！”
“大凡人之常情，安逸就乐于生存，痛苦则想着去死。在棍棒的拷打之下，还有什么口供得不到呢？所以，被囚禁的人不堪痛苦的折磨，就编造假的供词给狱吏看；狱吏们也利用这一点，诱导囚犯招供，让他们明白不招供是行不通的。他们上奏案情的时候担心被驳回，于是对奏报的文案反复地进行斟酌推敲，罗织种种罪名，使人深陷于罪责。所以大凡罪名一经定案，即使是皋陶来听取汇报，也会认为犯人死有余辜。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罗织的罪状很多，而依照法律所应定的罪名也很明白。正因为如此，所以狱吏们专门讲求严酷苛刻，没有限度地残害入狱之人，为了一时的利害，而不顾给国家带来的后患，这真是当世的大害啊！所以俗话说：‘就是在地上画一个监牢出来，也不可进入；即使是木雕的狱吏，也决不能与他争辩。’这些都是因为疾恨狱吏而在民间传唱的歌谣，人们因为悲痛狱治之风而说出的言辞啊。可见天下的祸患，没有比治狱之乱更为深重的了；败坏法律、颠倒黑白，使人骨肉离散，使道义阻塞不行的，没有比治狱的酷吏更厉害的了。这就是上面所说的至今还存在的秦时的失误之一。”
“臣听说，乌鸦老鹰的卵不被毁坏，然后才有凤凰飞来停留；诽谤之罪不会被诛杀，然后才有人敢直进忠言。古人有句话说：‘山林里藏着毒物，江河湖沼容纳污浊，美玉含有瑕疵，国君忍受辱骂。’希望陛下能免除‘诽谤’的罪名，以招纳恳切真实的言论，让天下人都敢讲话，广开进言劝谏的途径，扫除亡秦的过失，尊崇周文王、周武王的德政，精简法律制度，放宽刑罚，废除冤狱，如此，太平的风气就将在世上兴盛起来，人民永远生活在安定快乐之中，与苍天一样无限长久，这便是天下的大福了。”皇上认为他说得对。

　　辞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就是说：秦之所以亡，有十个失误，其中一个，到现在（即在路温舒当时）仍然存在，即过分重视、重用“治狱之吏”。这些人，“上下相殴(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他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以“治狱”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结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处死）之计，岁以万数”。

　　辞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逼、供、信”的残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谓“棰楚(以杖鞭扑)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诱供”，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练(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办法有二：一是进一步对“犯人”进行逼供、诱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使“成练者众”；一是组织材料班子、刀笔辞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辞致之罪明也”。如此，“虽咎繇(同皋陶，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当时“治狱之吏”都“以刻为明”，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朝廷利用权势，大搞思想箝制、舆论一律，使执法“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围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们振臂“讨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迫于权势，“不敢不那么办”。“治狱之吏”，诱于“深者获公名”，鉴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办”。林彪、“四人帮”统治期间，当权者上下相驱，以“左”为明。“左”之深者获公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说公道话者多后患——轻则不信任，重则受株连。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宁“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竞相“左”，极“左”思潮风行矣。看来古今中外，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否则，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

　　矫治的办法，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诽谤以招切言”，即让人讲话，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谤言”，牢骚、骂娘的话都让说，才能“开天下之口”，招来至切之言。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防民之口”(《召公谏厉王止谤》)的优良传统，主张“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这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则有其局限性。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我们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们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