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建立的诸侯国太过强大，必然造成同天子对等的局面，臣下因此屡次遭受祸害，天子也多次担忧这样的势态，这绝不是用来稳定君王统治、保全臣下不受祸害的办法。如今，陛下的亲生弟弟中又有人图谋要当东方的皇帝；亲哥哥的儿子向西发动攻击；现在吴王谋反的事又报了上来。天子正当壮年，施行正义，没有什么过失，对他们再三给予恩惠，尚且如此，何况那些权力大于这类诸侯十倍的大诸侯呢？但是如今天下暂时安定，这是为什么？是因为诸侯大国的国王尚且年幼，汉朝安置在那里的太傅、丞相们正掌握着王国的政事。再过上几年，诸侯王大都要加冠成人了，血气方刚，汉朝委任的太傅、丞相们不得不主动称病辞官，诸侯王们也求之不得准许了他们，然后在丞、尉以上的官职当中普遍安插自己的人手，如此一来，他们与谋反的淮南王、济北王的行为又有什么不同呢？到这种时候再想做到天下太平，即使是唐尧、虞舜也是治理不了的。
黄帝说：“要晒东西就必须趁太阳在正午的时候，要割东西就必须趁刀子在手里的时候。”现在按照这个道理行事，能够顺利完成并且十分安稳，是十分容易的；如果不肯及早行动，过了这个时机，就会毁了骨肉之亲而使他们被杀头，这难道跟秦朝末年有什么不同吗？凭借天子的地位，利用当今的有利时机，靠着上天的帮助，还对把危险转换为安定、把混乱转换为治理的举措有所忌惮；假设陛下处在齐桓公当年的地位，恐怕就不肯集合诸侯而匡正天下的混乱了吧？我又知道陛下一定不会这样做的。假使当今天下的形势就像从前高祖的时候一样，淮阴侯韩信尚在楚国为王，黥布在淮南为王，彭越在梁国为王，韩王信在韩国为王，张敖在赵国为王，贯高在赵国做丞相，卢绾在燕国为王，陈豨封在代郡，假使这六七位王公都健在，在这样的时势下陛下登上天子之位，自己觉得这位子能坐得安稳吗？我有根据知道陛下是不可能觉得坐得很安稳的。秦末天下混乱，高皇帝与上述诸公一起起事，当时高皇帝没有亲族的势力可以依靠，这些王公中最幸运的当时也只不过是中涓的官职，其次的也只不过得到舍人的职位。他们的才能不及高皇帝，而且相差甚远。高皇帝凭借着明圣威武登上天子之位，划出肥沃富饶的土地来封这几位为王，多的有一百多个城邑，少的也有三四十个县，高皇帝对他们的恩德实在是很优厚了。然而在此后的七年当中，反叛的事件就有九起。陛下您与当今的王公们，并非是跟他们亲自较量过才能后才使他们甘心称臣的，又不是您亲自封他们为诸侯王的，高皇帝尚且不能得到一年的安宁，所以臣下我知道陛下是不可能觉得这皇位已经坐得安稳了。
然而还有可以推托的借口，说他们与刘氏的关系疏远，臣下我请求试着说说关系亲近的同姓诸侯王。假使让悼惠王在齐国为王，元王在楚国为王，高皇帝的儿子如意在赵国为王，幽王在淮阳为王，共王在梁国为王，灵王在燕国为王，厉王在淮南为王，这六七位贵人如果都健在，在这样的时势下陛下登基即位，能够做到按自己的意志治理天下吗？臣下我又知道陛下是不能够按自己的意志治理天下的。像这样的诸侯王们，虽然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都怀有把陛下当做普通兄弟看待的心思，他们没有不想在王国中实行帝制而自己做皇帝的。他们擅自封官赐爵，赦免死罪，更有甚者居然乘坐皇帝才能坐的黄屋车，汉朝法令在他们的王国内不被执行。有的虽然被执行，但是对于行为不守法纪如厉王那样的人，命令他都不肯听从，一旦要召见他，他又怎么会来呢！侥幸被召来了，法令又怎么能够施加到他的身上？如果依法处置了一个亲戚，全国的诸侯王马上会瞪着眼睛愤怒地起来反抗，陛下的臣子中虽然有像冯敬这样勇敢的人，但刚要开口，刺客的匕首已经刺入他的胸膛了。陛下虽然贤明，但又有谁能与您一起治理这些诸侯王呢？所以被疏远的亲属一定是国家的威胁，亲近的也必然给国家造成混乱，这是已经被事实证明了的。那些异姓诸侯王自恃强大而发动叛乱的，汉朝已经侥幸战胜他们了，但又不改变造成他们这种行为的成因与条件。同姓诸侯王沿袭这样的先例而动乱起来，已经有征兆了，他们的势力即使一时遭到削弱，但不久又故态复萌。灾祸的变化，还不知道要向何方转移，圣明的皇帝处在这样的形势下尚且不能使国家安定，后代对付这些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屠夫坦一个早上可以分解掉十二头牛，而他的刀刃却不钝，是因为他所剖剥、切割的地方，都是顺着肌肉纹理部分，以及关节和骨缝处；至于髋骨、股骨这样的地方，他不是改用小斧，就是换了大斧。仁义恩德，就像君王手中锋利的刀刃；权势法制，如同是君王的大小斧头。如今的诸侯王都是像髋骨、股骨一样坚硬难斫的势力，放弃大小斧头对他们的效用，而用锋利的刀刃去对付他们，我以为最后这把刀不是缺口就是折断。为什么不能用这仁义恩德的刀锋去对付淮南王、济北王呢？因为形势不容许做这样的处置。
我私下里考察从前事态发展的轨迹，大抵是强大的诸侯王先反叛。淮阴侯在楚国为王，最强，就最先反叛；韩王信依靠匈奴的支持，则也反叛；贯高依靠赵国的支持和帮助，则也反叛；陈豨部队精良，则也反叛；彭越利用梁国的力量，则也反叛；黥布利用淮南的力量，则也反叛；卢绾的力量最弱小，就最后反叛。长沙王吴芮封地内人口才二万五千户，功劳很小，却保存得最完好；与汉室的关系疏远，却最为忠心，这不仅仅是长沙王的性格不同于别人，也是形势使然。从前如果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都占据几十个城邑而封为诸侯王，即使至今他们的势力已经破败衰弱，也是不可以的。如果让韩信、彭越之流只居于彻侯的地位，即使他们至今还存在，也是可以的。既然这样，那么天下的大计就可以知道了。要想让诸侯王们都忠心依附，就不如让他们都像长沙王那样；要想臣子们不至于被剁成肉酱，就不如让他们像樊哙、郦商那样；要想天下能得到长治久安，就不如更多地建立诸侯而减弱他们的力量。力量弱小了，就容易使他们归于道义；封国小了，就不会有什么歪邪的念头。这就使得天下的形势，像身体指使手臂、手臂指使手指一样，没有不受节制而服从的；诸侯王不敢有什么非分的念头，像辐条一齐凑向车轴一样地听从天子的命令。等到就算是小民百姓也知道国家已经太平安定，那么天下人也就都知道陛下的贤明了。分割诸侯国的土地，确定合理的分封制度，使齐、赵、楚各自分为若干小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孙全部按照世系家谱的次序各自接受祖上的封地，直到把这些封地分完为止；对于燕、梁和其他诸侯国也都一样办理。那些分地多而子孙少的诸侯国，也先分建成若干小诸侯国，可以先让王位空着，等他们又有了子孙，就让他们的子孙来统治这些封国。诸侯国的土地，因为犯罪而将封土削减和没收入朝廷的，或者把这个诸侯迁徙到另一个地方，或者把没收的土地封给他的子孙，把原先的封地如数偿还给他们。一寸土地、一个百姓，天子都不贪图他们的，这实在是为了使天下安定太平、四方皆得治理罢了，所以天下之人也就都知道陛下的廉洁。分地制度一旦确定，宗室子孙没有一个会担心自己是否能成为封国的国君，臣下不会产生背叛的念头，君上也没有诛杀讨伐的意思，所以天下之人就都知道了陛下的仁爱。法度确定而没有人敢触犯，法令推行而没有人敢违抗，贯高、利几之类的阴谋不再会发生，柴奇、开章之类的诡计不再会出现，小民向善，大臣顺从，因而天下之人也就都知道了陛下的正义。这样，即使让幼主当政，天下也是安定的；即使立遗腹子，让臣下只朝拜先帝的衣服，天下也不会动乱。当代得到大治，后世歌颂陛下的圣明。这一项举动就能带来五个方面的功效，陛下还顾虑什么而长期不这样做呢？
如今天下的形势正像患了脚肿的疾病，一只小腿差不多肿得像腰粗，一只脚趾差不多肿得像大腿，就算像往常一样起居都不能弯曲伸展，一两个脚趾抽搐，整个身体就疼得失去了依靠。如果错过了如今的时机而不进行治疗，势必成为不能治疗的顽症，以后即使有扁鹊那样的良医，也是无能为力的了。而且这病还不只是脚肿，又苦于脚掌扭折。元王的儿子是陛下的堂弟，如今继承王位的，是陛下堂弟的儿子；惠王的儿子是陛下亲哥哥的儿子，如今继承王位的，则是陛下的侄孙。您的近亲当中还有没得到封地以使天下安定的，而远亲旁支中却有人控制大权来逼迫天子。臣下我因此说：现在的情形是不但患了脚肿的疾病，又苦于脚掌扭折啊。令人痛哭的，就是因为得了这样的疾病啊！

　　汉文帝六年（前174年），贾谊二十七岁，文帝征见，拜为梁怀王太傅。此后，文帝多次向他征求治国方略，贾谊亦多次上疏陈说政事，针对以上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班固将贾谊这些疏的要点汇集在一起，记入《汉书·贾谊传》中，就是后世流传的《治安策》。

　　《治安策》论及了文帝时潜在或明显的多种社会危机，包括“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等众多严重问题，涉及中央与地方诸侯之间、汉庭与北方异族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种种矛盾，针对这令人忧心的一切，贾谊富有针对性地一一指明相应对策和补救措施。这篇论文势忽峻忽缓、首尾相衔，大量采用夹叙夹议，还在议论说理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运用文学笔法。

　　这篇文章作者系统地阐述自己治国主张的一篇长文。他在文中驳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观点，从多个 方面指陈社会现时危机和潜在隐患，表现了他洞察社会矛盾的能力、见微知著的远见和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关怀。文章开篇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 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一个人为了国家大事而投入如此深厚的感情， 其文章的感人自不待言。而作为一个有着深刻见解的思想家，精辟的论述更使文章增添了说服力的力量。

　　文章起首开门见山，振聋发聩，在痛斥那些粉饰太平、阿谀奉承的小人的同时，极言当前的危险。指出眼前的安宁，犹如睡于干柴之上，至于柴下的火种，却视而不见，然而一旦酿成大火，悔之晚矣。第二段建议文帝施行法制，并陈述法制必将带来的好处。首先，建立法制无需文帝劳心伤神。其次，法制能确保汉廷长治久安，能使文帝的美德昭于世人，传之后代。无论对于汉朝还是文帝本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而文帝唯一该做的就是倾听并采纳贾谊的意见。

　　第三段切入正题，以不久前文帝亲身经历的干戈之争，说明王侯的危险性。以眼前的事实为例，是力求令文帝触目惊心，促其猛醒。接着论述即将面临的危险，分析暂时安宁的缘由，指出解决王侯问题的紧迫性。文中紧扣“强则作乱”这一症结，强调危险正日益逼近。所以必须趁其羽翼未丰及时下手，否则待到形成气候，即使尧舜再生，也无能为了。第五段到第七段，以许多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疏者必危，亲者必乱”的道理，借以打消文帝可能存在的一切侥幸心理。文中颇为大胆地以文帝与高祖相比较，直言不讳地断言文帝缺乏对付诸王作乱的能力，再一次提醒文帝，必须及时设法。第八段借用屠牛坦宰牛的故事，说明治国的道理。告诉文帝，治国应切中证结，该狠则狠，快刀利斧，往往奏效。又一次敦促文帝，不能优柔寡断。第九段到第十段，在前面的层层铺垫之后，开始出谋划策，指出实际的解决办法。首先揭示“强者先反，弱者乃安”的道理，随后提出当今之计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就是削强为弱，逐渐分割诸侯封地，分封给他们的子孙，使得大国不复存在，而众多各自为政的小封国，则不会对汉廷构成威胁。如此，既能显示文帝恩泽有加，又可侵削诸侯实力，一举两得，同时还独有不露痕迹的效果。最后呼应开头，用“病大瘇”、“苦蹠戾”作比，又一次点明当今局势的严重性和危险性。

　　文章总结了汉初反分裂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的经验，指出诸侯王封国的强盛必然导致谋叛作乱，暂时的安定只是表面现象，异姓王的分裂势力虽已铲除殆尽，同姓王的割据势力却盘根错节。为此，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由于事关汉王室与诸侯王之间的政治关系与亲族关系，为了促使文帝早下决心，贾谊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运用比喻的手法，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反复对比，以论证自己的观点。大体而言，在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中心论点之前，反复议论不照此办理天下就不可能长治久安；在中心论点提出之后，又层层说明，只要照此办理，天下就能长治久安。这样反反复复地论证，层层深入，气势磅礴，目的就在于产生紧迫的效果，促使文帝尽快决断。可惜贾谊的上疏，未引起足够重视。

　　他的细分诸侯策略，在经过大约两代即四十年实施后，即使是最大的诸侯国，也不过被化整为零各自只相当于一个县邑了，贾谊的《治安策》彻底地铲除商周分封诸侯的奴隶制社会残余、在全国实施郡县制、强化、巩固中央集权的理论政纲！汉景帝时期晁错的“削藩策”、以及汉武帝时期主父偃“推恩令”均承接于贾谊的余绪。

　　贾谊的政论文《治安策》，开创了汉代此类文字笔力劲练、内容充实、语言朴茂、气势磅礴的风格。首先体现在多变的风格和流畅的气势。作者仿佛是在与文帝当面对话一般，随时根据需要，改变语气和节奏：时而娓娓道来，细雨润物般温柔；时而痛快酣畅，无所顾忌，对面辩诘。如第二段论及“涉猎之娱与安危之机”，设身处地为文帝着想，声明所出策略不但能确保国家平安，还不必劳心费神，语气委婉。而接着却异常激烈，一个接一个的“能”或“不能”的诘问，步步紧逼，接着连续三个“臣又知陛下必不能矣”，则又将文帝的一切幻想击得粉碎，气势逼人，词锋犀利，在历代呈送帝王的疏策中极其罕见，这正是贾谊政论文最可贵的风格。

　　除了文势忽峻忽缓、首尾相衔外，还大量采用夹叙夹议，还在议论说理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运用文学笔法。穿插议论之中的比喻，如将危险或拟为“厝火积薪”或喻为“病大瘇”、“苦蹠戾”，又把治国比作宰牛，将诸侯拟为髋髀等，皆有出神入化之效。

　　另外，贾谊丰富的想象力，还表现在不时的夸张手法，带有明显的战国纵横家文风的笔调，如极言“众建诸侯”的功效，即使胎儿或已逝帝王，也能保证安宁无事。

　　《治安策》立意高远，源自贾谊人格之刚健真诚；见诸文字，意象悠远博大。以全部生命力、一生才情为文，文字多深重之情。情辞恳切中含刚直忧愤，充满少年英气。虽是上疏文帝，依然直言诚意、争气使心，较少阿谀中和之语，表现出浓烈的感染力，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