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圬者王承福传》大约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左右，时作者到京城长安调选。王承福立身行事的特异之处引起了作者的关注，于是为他写下了这篇传记。

　　《圬者王承福传》设计巧妙，没有直接交代传主的基本信息，而是由他的地位低贱却能自得其乐诱发了作者的好奇心，从而展开了叙述。传主的回答使事情原委如滔滔江水，一览无余。第一段，王承福介绍自己及家庭的基本情况。他有军功可以为官，却选择从事泥瓦匠一职干了三十余年。接下来两段，王承福阐述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紧接着，王承福叙述亲眼所见的许多官宦人家不得善终的事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主要是因为这些人强迫自己从事劳心的事情而又智力达不到，选择与自己才能不相适应的事情。功劳太小而享用太多。最后一段，写作者对王承福所说话的思考，作结。作者赞扬王承福是独善其身的贤人，却并不完全赞成他只顾个人，毫无济世之心的做法，但是他比起那些患得患失的人，那些为了满足个人生活的欲望，而贪婪邪恶，没有王法的人，显然要明智许多。

　　文章主题从《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演化而来。这本是当时人所习知的看法，但作者利用奇异的构想、生动的叙事把内容表达得趣味盎然。文章表扬“贱且劳”的传主那种漠视利欲、安贫乐道的精神，揭示“富贵”之人或尸位素餐、薄功厚飨，或贪邪无道、多行可愧而自取败亡的下场，造成鲜明的对比，表现鲜明的爱憎、褒贬态度，有激愤又有讽刺。其中一大段对于“富贵之家”的近乎诅咒的议论，实际是作者在长安十几年所见所闻的总结，也是他经过多年人生历练取得的教训。当然，正因为王承福不过是作者的代言人，所以他的议论口吻不像是个“劳力者”，至于文章观念上的消极面也是很明显的。

　　这是一篇很有特色的传记文，而其立意本在议论。这篇作品主要是以人传言，以言传人，即通过王承福来发表议论，又通过这些议论来表扬一种理想的人格。而王承福及其言论更和后面作者的评论相照应，所以作品表达的乃是作者自己的观点。这种写法也体现了韩愈在文体方面的创新。从整体看，首段为叙，中间两段叙中带议，末段为议。从局部看，用“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的议论句开篇，接着便是语气平静的诉说。第二段的重点是围绕“食焉而怠其事”而发的一番议论，又穿插了操镘入富贵之家的生动描写：其间，或叙或议，自然而然。末段，叙议结合更为密切。文章前面略叙人物因缘，结尾著议点题，中间是他人替自己说话。这种方法让议论出自别人，作者成为旁观者，也是客观的评论者，从而增强了说服力，结构也显得抑扬错落，行文更有情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