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义只适用于君子，而刑罚诛戮则要施加于小人。按刑法应当处死的，是罪大恶极的人，是小人中尤其恶劣的。宁可舍生取义也不肯苟且偷生，并且能视死如归的，这是君子也很难做到的事情。
贞观六年，唐太宗审查了三百多名死刑犯人，放他们回家，又约定期限，让他们按期自己回来受刑。这是君子都难于做到的事情，期待小人中尤其顽劣的一定能做到。而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都自动回来了，没有一个超过期限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小人却轻易做到了，这难道近乎人情么？有人说：“罪大恶极的，诚然是小人，但将恩德施于他们，可以使其变为君子；所以恩德的感人之深，移人性情之快，竟能如此。”
但我得说：太宗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名声。然而怎能知道放他们回家，不是因为意料到他们会回来而且是希望得到赦免的，所以才放他们回去呢？又怎能知道他们被放回家，不是因为自己想着自己主动回来必定能得到赦免，所以才回来的呢？料到他们必然回来才放了他们，是居上位的人窥测到了囚犯们的心思；想着自己必能得到赦免而回来，是囚犯们对于居上位者意图的猜测。我只看到他们上下互相窥探揣摩而成就了各自的美名，哪里真有所谓的施恩德和知信义的事呢？不然的话，太宗施恩德于天下，到这时已经六年了，不能使小人不再犯极恶大罪；然而一天的恩德，就能使他们视死如归，心存信义，这又是根本说不通的道理。
那么怎样做才是可以的呢？我说：放回去而自己主动归来，杀而不赦。再放回去而又自己主动归来，则是可以知道是恩德使然了。然而这在现实中是绝不可能的。如果放回去而自己主动归来，然后就赦免了他们，这样做只能是偶尔的行为。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的人都不被处死，这可以成为天下的常法么？如果不能做为常法，能算是圣明天子制定的法度么？因此尧、舜、禹三王对于天下的治理，一定是从人情出发，不把标新立异看作是高明，不违背情理以求得名誉。

　　公元633年，李世民下令让将近400个囚犯回乡一年，等到来年秋收后再回到狱中受刑。这些犯人感激不已，等到第二年秋收后，所有犯人一个不差地全部归狱。李世民很是高兴，当场赦免了所有犯人。这就是著名的“四百囚徒归狱案”，《纵囚论》就对唐太宗纵囚一事提出了质疑。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