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涉猎的书籍虽然很多，但还是要从六经当中考察真实可信的记载。《诗经》、《尚书》虽然残缺不全了，但是还可以从记载虞、夏的文字中得知当时的情况。唐尧将要退位，让位给虞舜。舜和禹即位前，四方的诸侯和州牧都来推荐他们，这才让他们担任职务，加以考察试用。在他们主持国政几十年，多年的治理开始显现出成效的时候，才正式把政权交给他们，向他们出示国家的重器。帝王是统领天下的职位，所以将天下传给一个人是如此的郑重审慎啊！可是有人说，尧当时想把天下传给许由，许由不仅不接受，反而把这当做是羞耻，逃走隐居了起来。到了夏朝的时候，又有了不接受商汤让位的卞随和务光，这又该怎么解释呢？太史公说：我登上箕山，山上可能有许由的坟墓。孔子依次排列了古代仁德圣明的贤人，如吴太伯、伯夷等一类人，并且对他们都记述得很详细。我听说许由、务光的德行都是很高尚的，但是经书里连有关他们的简略记载都见不到，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念以往的仇恨，因而很少有怨恨。”“他们追求仁义，并且得到了仁义，又能有什么怨恨呢？”我感叹伯夷的意志，看到他们遗散的诗篇，则又感到很诧异。他们的传文上说：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要立叔齐为国君，等到父亲死了，叔齐要把君位让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命啊！”于是逃走了。叔齐也不肯继承君位，也逃走了。国人只好立孤竹君的二儿子为国君。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够很好地赡养老人，就想：“何不去投奔他呢！”可是等到了那里才知道，西伯昌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武王载着父亲的灵位，追尊西伯昌为文王，向东去讨伐殷纣。伯夷、叔齐勒住武王的马缰劝阻说：“父亲死了不葬，就发动战争，能说是孝顺吗？作为臣子却要去杀害君王，能说是仁义吗？”武王身边的人要杀掉他们。太公吕尚说：“这是有节义的人啊。”于是让人扶着他们离开。等到武王平定了商纣之乱，天下尽皆归顺了周朝，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耻辱的事情，坚持他们的节义，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上，采摘野菜充饥。到了快要饿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词说：“登上那座西山啊，采摘山中的薇菜。以残暴去代替残暴啊，竟不知道这是错误。神农、虞、夏的时代都匆匆过去，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宿？唉呀，要死去了啊，命运已经衰微了！”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由此看来，他们是怨恨呢，还是不怨恨呢？
有人说：“天道是没有亲疏之分的，总是帮助善良的人。”拿伯夷、叔齐这样的人来讲，应该算是善良的人呢，还是不是呢？他们这样积累仁德、品行高洁的人，却终于饿死！在孔子七十名得意的学生中，只有颜回被孔子推崇为最好学的人，然而颜回总是穷困缠身，连糟糠都吃不饱，终于过早地死去。上天对于好人的报施，又是怎样的呢？盗跖整日杀害无辜的人，吃人心肝，残暴凶狠，为所欲为，并且聚集党羽数千人，横行天下，竟得以长寿而终，这是遵循的什么道德呢？这是极为显著的事情。至于说到近代，那些操行不轨、专门违法犯禁的人，却能终身安逸享乐，财富丰厚，世世代代都吃用不尽。有的人选好地方才肯迈步，找好时机才肯说话，走路不敢经由小径，不是公正的事决不努力去做，而这样的人中遭遇祸灾者，数不胜数。我深感困惑，倘若有所谓的天道，那么这是天道呢，还是不是天道呢？
孔子说：“主张不同，不必相互磋商。”说的也是各人按各人的意志行事罢了。所以他又说：“假如富贵是可以寻求的，即使做个赶车的人，我也愿意；假如寻求不到，那还是依从我自己的爱好吧。”“天气寒冷以后，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落的。”整个社会都混乱污浊的时候，品行高洁的人才会显露出来。这难道不是因为有的人把富贵看得那么重，才显得高洁之士把富贵看得如此之轻吗？
孔子说：“君子所怕的是死后名声不被人称道。”贾谊说：“贪财的人为财而死，重义的人为名节献身，夸耀权势的人为争权而丧生，平民百姓则重视生存。”《易经》上说：“同样明亮的东西，就会相互映照；同属一类的事物，则会彼此应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兴起，才使万物本来的面目显露出来。”伯夷、叔齐虽然有贤德，但得到孔子的赞颂，名声才愈加显著；颜回虽然专心好学，也只是因为依附在千里马的尾巴上，德行才更加显著。山林隐逸之士，时而入世，时而出世，像这样的人如果名声湮没而得不到称扬，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啊！普通的百姓想要砥砺德行，树立名声，如果不依附于德高望重的人，怎么能扬名后世呢！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这引起了作者对所谓“天道”的怀疑。全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太史公之笔力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