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人能够成为百代的师表，说出一句话便能成为天下的规范，这都是因为他们有与天地化育万物相等同，与国家盛衰命运相关联的地方。他们的降生是有由来的，他们即使死去也会有所作为。所以申伯、吕侯是山神降世，傅说死后化成了天上的星宿。这些古今的传说，不能说是虚论妄谈啊！
孟子说：“我善于修养我的浩然正气。”这种正气，是寄托在寻常的事物当中，而充满了天地之间的。突然与之相遇，则王公大臣显不出他们的尊贵，晋、楚这样的国家显不出它们的富庶，张良、陈平这样的谋士显不出他们的智慧，孟贲、夏育这样的勇者显不出他们的勇猛，张仪、苏秦这样的辩才显不出他们的雄辩。是什么使这种正气能够如此呢？它必定是有不依靠形体而自立，不依靠勇力而运行，不因为生而存在，不因为死而灭亡的东西。所以它在天上是星辰，在地上是山河，在冥界是鬼神，在世间就又化而为人。这是常理，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
自东汉以来，儒道丧失，文风衰颓，各种异端邪说竞相而起。虽然经过了唐朝贞观、开元的盛世，又加上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的辅助治理，还是不能挽救过来。惟独韩文公出身于平民，谈笑间一挥手，天下人便尽皆响应，重新回到了正道上，保持这个传统至今，约有三百年了。韩文公的文章从八代相续的颓靡文风中异军突起，他的道德救助了天下那些沉沦的人，他的直进忠言常常使龙颜震怒，他的智勇则超过了三军的统帅，这难道不是与天地化育万物相等同，与国家盛衰命运相关联的浩然正气吗？
我曾谈到天道与人事的不同，认为人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是天道不容虚伪。智谋可以骗过王公贵戚，但是不能欺骗水中的豚和鱼；勇力可以得到天下，但是得不到普通老百姓的拥护之心。所以韩文公的精诚，能够使衡山的云雾消散，却不能扭转唐宪宗的迷惑；能使残暴的鳄鱼为之驯服，但不能止息皇甫镈、李逢吉对他的诽谤；能取信于南海的人民，在那里百世享受香火，而不能让自己在朝廷之上得到一天的安宁。大概是韩文公所能行的是天道，而不善于处理人事啊！
起初的时候潮州人是不知道学习礼乐文章的，韩文公就命令进士赵德做他们的老师。从那时候开始，潮州的士人们都潜心学习做文章和修养自己的品行，当地的普通百姓也为这样的风气所熏陶，一直到今天，潮州还被称为是容易治理的地方。这真是像孔子所说的：“君子学习了儒道之后就能有仁爱之心，小人学习了儒道就变得易于驱使。”
潮州人对于韩文公的供奉，是每餐必祭；碰到了水旱瘟疫以及有求于神灵的事情，就去向他祷告。他的庙在刺史公堂的后面，民众认为出入不方便。前任太守想要请求朝廷建造新庙，却没有了下文。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涤来到此地任太守，凡是用来培养士人和治理百姓的方法，一律效法韩文公。在人民对这一系列政策心悦诚服之后，又下令说：“愿意建新的韩公庙的听我的命令。”于是，百姓们都兴高采烈地前去听命。经过占卜选定了州城以南七里的一块土地作为建庙的地点，一年以后，新庙就建成了。
有人说：“韩文公被谪贬到距国都万里之遥的潮州，没到一年就回去了。如果死后有灵的话，他不会对潮州有所眷恋是很明白的事情。”苏轼说：“不是这样的。韩文公的英灵在天地间，就好像是地下的水，无所不往，无处不在；然而惟独潮州人对他信任至深，思念至甚，因而为他修建了庙堂。庙堂中香气缭绕让人伤感，恍惚中好像又见到了他一样，这就如同挖井挖出了泉水，就说这泉水只在这里才有，这能称之为道理吗？”
元丰元年，皇帝下诏，封韩文公为昌黎伯，所以匾上写着“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州人请我把韩文公的事迹写在石头上，于是我写下了一首诗留给他们，让他们歌唱，以此来祭祀韩文公。歌词说：“文公从前骑龙遨游在白云乡，用手将混沌的银河分成了天空中的点点繁星。织女用云彩为他织了锦绣衣裳，他乘风飘然来到了皇帝的身旁，下凡到污浊的尘世来清扫鄙陋的文章。他西游到咸池，又经过了扶桑，恩泽遍及天下，草木也蒙上了辉光。他追随李白、杜甫，与他们并肩翱翔，让同时代的张籍、皇甫湜追逐得汗流浃背，几乎晕倒；可在他让人无法仰望的光辉下，这些人却连自己的影子都留不下来。他作书抨击佛教，讽劝君王，却因此遭到贬黜，谪迁到了南海，路过了衡山和湘江；游历了九嶷舜墓，凭吊了女英与娥皇。祝融为他开道，海中鬼怪为之躲藏，他将蛟龙、鳄鱼约束，好像是在驱使着羔羊。天宫中少了栋梁让天帝悲伤，派遣巫阳下凡歌唱，咿咿呀呀地招他回到身旁。潮州百姓杀牛宰鸡进献酒浆，还有鲜红的荔枝和黄色的香蕉要请您品尝。韩公不能稍作停留让我悲伤落泪，但愿您披着头发，轻快地游向大荒。”

　　潮州（今广东潮安县）知州王涤在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重修韩愈庙后，写书请苏轼为此庙撰写碑文。苏轼慨然从命，不久就将手书碑样寄给王涤，这就是著名的《潮州韩文公庙碑》。

　　这篇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引出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至理名言，阐述此气之普遍性与无处不在，它“潜藏于日常细微，却充塞于宇宙万物之间”。紧接着，三组精妙绝伦的排比句，分别从遭遇此气者的反应、此气存在的先决条件及其存在形态三方面，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与阐释。特别是“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一句，极尽夸张之能事，展现了浩然之气令人敬畏的力量。而“是孰使之然哉”的设问，巧妙地引导读者思考其存在条件，即不依赖于形体、力量、生死，强调其超越物质、永恒存在的特性。进而，以“故在天为星辰……”之句，展现了此气变化万千、无所不在的壮丽图景。此段论述，排山倒海，气势恢宏，其间穿插设问与因果连接，使得文脉流畅而不失顿挫，奔放中蕴含严谨。尽管对浩然正气的描绘带有夸张与神秘色彩，但它所代表的正义精神与力量，却是实实在在、影响深远的。正如宋末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对其的引用，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爱国奉献的高尚情操。这份精神，必将穿越时空，继续滋养后世，激励无数英杰。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了贞观、开元之治，贤相辈出，如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却仍未能扭转文坛的颓势。直至贞元、元和年间，“独韩文公以一介布衣之身，谈笑间挥斥方遒，引领天下文风复归正道，此功业绵延三百年之久矣。”文中“谈笑”、“麾之”、“靡然”等词，生动展现了韩愈古文运动之强大号召力与广泛影响力，与历史事实高度契合。随后，碑文以四个气势磅礴的排比句，精辟概括了韩愈在文、道、忠、勇四方面的卓越成就：“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每一句都独立成章，深刻揭示了韩愈作为文学家、思想家、忠臣、勇士的全方位形象，其概括力之强，气势之盛，使得这四句成为碑文中最为人传诵的经典名句。而韩愈在文、道、忠、勇上的卓越表现，正是对前文所述浩然正气的生动诠释。苏轼因此赞叹道：“此岂非与天地同寿、关乎国家兴衰、浩荡独存之气概乎！”如此，碑文首尾呼应，浑然一体，使读者恍然大悟，原来开篇所描绘的浩然正气，实则是字字句句皆在刻画韩愈之风采。此等构思之精巧，用心之深邃，令人叹为观止。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