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的君子，要求自己严格而且全面，对待别人宽容而且简约。因为对己要求严格全面，所以从不懈怠；因为对人宽容简约，所以别人就都乐于做善事。他们听说古代有位叫舜的人，听说他的为人乃是大仁大义，于是在分析过舜之所以为舜的原因之后，责问自己说：“舜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能做到的，我怎么就做不到呢？”于是日夜思考，想去掉自己不如舜的方面，发扬那些与舜相似的方面。又听说古代有个叫周公的人，周公这个人，可以用多才多艺来形容，他们于是在分析过周公之所以成为周公的原因之后，责问自己说：“周公是人，我也是人，周公能做到的，我怎么就做不到呢？”于是日夜加以思考，去掉自己不如周公的方面，发扬与周公相似的方面。舜是伟大的圣人，后代的人没有赶上他的。周公也是个伟大的圣人，后代的人也没有赶上他的。所以这些人便说：“我不如舜，不如周公，这就是我的缺陷啊！”这不就是对自己要求既全面而又严格吗？他们对待别人，总是说：“人家能做到这点，就足以算得上是个贤能的人了；能擅长这个，就足以称得上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了。”肯定人家一个方面，而不苛求其他方面；只看别人今天的表现，而不追究他的过去。小心翼翼地惟恐人家得不着做善事应得的回报。做一件好事是容易的，掌握一种技能也是容易的；而他们对于这样有些许良善作为的人总是说：“能这样，也就足够了。”又说：“能擅长这个，也就可以了。”这不就是对待别人既宽容又简约吗？
现在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对别人的要求是多而详细的，对自己的要求却是很低的。求全责备，所以别人就难以做好事；对自己要求很低，所以他自己的收益就很少。自己并没有什么善行，却说：“我能这样，也就可以了。”自己并没有什么才能，却说：“我能做这个，也就足够了。”对外是蒙蔽了别人，对内是欺骗了本心，还没有什么进步便已经停止不前了。这不是现在的君子要求自己很少很低的表现吗？可是他对待别人，却说：“那个人虽然能这样，但他的为人并不足够为人们所称道。那个人虽擅长这个，但这点儿本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抓住人家某个方面的缺点，就不考虑他其他方面的优点；追究人家的过去，而不考虑他今日的表现，小心翼翼地惟恐别人得到了好名声。这不是现今君子要求别人太多太细的表现吗？这就叫不用一般人的标准来要求自身，却按照圣人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我可看不出来他这是尊重自己。
虽然这样，这样做的人是有他的根源的，那就是他们的懈怠和妒忌。懈怠的人，就不可能修养自己的道德学问；妒忌别人的人，是生怕别人的道德学问得到了提高。我曾经试验过，我曾试着在众人面前说：“某某是个不错的人，某某是个不错的人。”那些赞同我的，必定是这个人的朋友，要不就是跟他关系疏远，没有利害冲突的人，不然就是畏惧他的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强者一定会愤怒地说些反对的话，软弱的人也必定会在脸上流露出不满的神情。我还试着在众人面前说：“某某不怎么样，某某不怎么样。”那些不赞同我的人，必定是这人的朋友，要不就是跟他疏远没有利害冲突的人，不然就是畏惧他的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强者一定会高兴说些赞同的话，软弱的人也必然在脸上流露出喜悦、赞同的神情。正因为这样，所以一个人的事业成功了，诽谤也就随之产生了；一个人的德信树立了，对他的攻击也就随之而来。唉，士人生活在这种世道当中，而希望名誉能够传扬，道德能够推广，实在是太难了！
想要有所作为高高在上的人们，听到我上面的话，就将这些牢牢记在心里，那么差不多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了吧！

　　《原毁》论述和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不怠不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文章先从正面开导，说明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才符合君子之德、君子之风，然后将不合这个准则的行为拿来对照，最后指出其根源及危害性。通篇采用对比手法，并且全篇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言生动而形象，刻画当时士风，可谓入木三分。

　　本文抒发了作者个人的愤懑，但在不平之鸣中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爱护人才，尊重人才，方能使人“乐于为善”。此文从“责己”、“待人”两个方面，进行古今对比，指出当时社会风气浇薄，毁谤滋多，并剖析其原因在于“怠”与“忌”。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有变化，语言生动形象，刻画入木三分。

　　第一段
　　第一段论证古之君子“责己”、“待人”的正确态度。“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是“古之君子”的表现特征。

　　第二段
　　第二段紧承上文，剖析“今之君子”表现。谈“古之君子”的态度是“责己”、“待人”，而谈“今之君子”却用“责人”、“待己”。一字之差，点明了两者不同的态度。对人的缺点，一个是“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一个是“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对人的优点，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由此得出结论：今之君子责人详、待己廉的实质是“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这一结句，简洁有力，跌宕有致，开合自如，非大手笔不能为之。

　　第三段
　　第三段以“虽然”急转，引出“怠”与“忌”是毁谤之源。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不怠不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怠者不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责人详。为下文“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结论作了铺垫。文中既有理论概括，又有试验说明，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这一根本结论。最后三句，既交代了此文的写作目的，呼吁当权者纠正这股毁谤歪风，又语重心长、寄托了作者对国事的期望。

　　对比手法
　　文章通篇采用对比手法，有“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对比，有同一个人“责己”和“待人”不同态度的比较，还有“应者”与“不应者”的比较，等等。此文还运用了排比手法，使文章往复回环，迂曲生姿，大大增强了表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