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没有设置专门负责进谏的官职，从官居高位的公、卿、大夫到平常的工匠、商人，没有不能够进谏的。等到汉朝兴起，才设立了这个官职。将天下所有的政事，四海之内的百姓，治理国家的利弊得失，都通过一个人的嘴说出来，他的责任是相当重大的啊！位居这个官职的人，应当时常想着那些关系全局的方面，舍弃琐碎的细节；先就紧急的事情加以进谏，把不是很紧急的事情放在后面；行事的时候应该只求有利于国家，而不考虑如何为自己谋得利益。那些急切追求声名的人，就像那些迫切追求私利的人一样。他们和谏官中间的差距可谓太远了吧！
天禧初年，真宗下诏设置谏官六名，命他们恪守职责。庆历年间，钱君开始将谏官的名字写在木板上，我恐怕日子长了名字会磨灭掉，因此在嘉佑八年的时候，将谏官的名字刻在了石头上。如此，后世的人就可以逐个指着他们的名字议论：这个人是忠臣，这个人是奸臣；这个人正直，这个人奸邪。唉！怎能不心存戒惧呢？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作者为了增强谏官们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警惧感，便派人在谏院中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下了所有谏官的名字，并撰《谏院题名记》记述了这件事。

　　这篇散文叙述了谏官的来历，阐明了谏官的责任和应具备的品德以及谏官石刻的由来，告诫谏官们要恪尽职守。全文结构简短，层次鲜明，笔锋犀利。

　　开头“古者谏无官”，用意不在此，而是为了说明“无不得谏者”。相传尧时曾设鼓于庭，使民击之以进谏。古时虽无谏官。但人人都可以进谏。到了汉代，才开始设置谏议大夫，专掌指陈朝政缺失之职。行文至此，从“无（谏）官”到“置（谏）官”，说明了谏官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因而接下来关于谏官“为任亦重矣”的议论，就是水到渠成之笔。既然责任重大，身为谏官，就有个怎样尽职的问题，作者是从方法和品德两方面来阐述的：就方法讲，“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就品德讲，当抱定不为自身谋名逐利的宗旨。“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谏官本无什么实权，看上去与“利”没有什么关系；但谏官的名声很重要，声名狼藉的谏官，不能取信于人。以上仅一百字的篇幅，行文却周详，面面俱到，文字简洁利落。最后以天禧、庆历、嘉祐三个年号冠头，将设置谏官、谏院题名、易版为石三件事交代得清清楚楚。四十个字，跨越四十余年，可谓惜墨如金。

　　文章起笔突兀，收笔凛然，为文章增色不少。作者记谏院题名，落笔首句却是“古者谏无官”，不读下文，读者不知道从何说起，陡峭之笔，增强了文章的吸引力。收笔“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面对后人“历指其名”作不留情面的评判，人人凛然生畏。诚如作者所言，“可不惧哉”。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敢于直谏，体现了不阿谀奉承，举忠斥奸，不为身谋的精神。作者曾说自己平生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对人讲的，其廉洁奉公、以节俭为乐的品德，一直被人传颂，而这篇散文则是他这一品质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