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用政教来引导他们，用刑罚来统一他们的行动，人民可以暂时免于罪过，却还不具备廉耻之心；用道德来引导他们，用礼教来统一他们的行动，人民不但有耻廉之心而且行为规矩。”老子说：“最有德的人不以有德自居，因此有德；无德的人天天要标榜自己是有德之人，因此没有德。法令越细密严厉，盗贼反而越多。”太史公说：这些话确实不假。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但不是政治清明与否的根本。从前天下的法网律令也曾是非常严密的，然而奸邪欺诈的事情频频发生，达到极点的时候，举国上下都互相包庇回避，以至于国家不能振兴。那种时候，吏治如同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于事无补，如果不采用刚猛严厉的手段，官吏们又怎能做到胜任其职而心情愉快呢？主张以道德治理国家的，则经常是一筹莫展，无所适从。所以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那就是要使人们不发生诉讼啊。”“下愚之士听见了‘道’就哈哈大笑，认为空洞。”这都不是虚言啊。
汉朝兴起之初，废除了苛刻的法律，去掉了繁琐的规章，使法制简单易行，法网宽疏得可以漏掉能吞下船只的鱼，然而吏治成绩斐然，社会秩序蒸蒸日上，人民没有邪恶的行为，生活安定兴荣。由此看来，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用德，而不在于用严厉的刑法。

　　司马迁亲身受过酷吏的残害。本文是《酷吏列传》的序，表明了司马迁反对严刑峻法，实行有政的主张。这篇序言可分为三层：第一层用孔子、老子的话，阐明了道义的重要作用。第二层从“太史公曰”到“非虚言也”，作者充分肯定了孔子、老子的观点，并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反对严刑峻法的主张。第三层从“汉兴”到结尾，用汉初刑法宽简、风气淳厚、百姓平安的事实，从正面证明有治的重要性。这篇序文的结构很严谨，尤其是前后呼应，善于运用对比手法。文章一开头先引用孔子和老子的话，提出论点，然后用暴秦的事实来论证这一论点。接着再一次引用孔子和老子的话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最后以汉初的事例正面论证自已的观点，得出“在彼不在此”的结论。汉初的事例与秦亡的史实，形成鲜明对比，暗中又与武帝时的弊政形成对比，还与篇首孔子、老子的观点相呼应。全文论点与论据紧密配合，层层深入。太史公是不赞成用严刑峻法和酷吏来治国的，于是他在开篇就引用了孔子的话。太史公认为，法令刑法只不过是治理国家的一个工具，并不是把国家治理得好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