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即位的第二十三年，下诏命每州每县都设立学馆。当时的太守、县令，有的贤明，有的昏昧。对于设立学馆这件事，有人尽心竭力，恭顺地遵从皇上的旨意；有人只是虚张声势地兴办一下，然后随便写个奉诏文书了事。有些地方一连几座城都听不到读书的声音。上面倡导而下面却不响应，教化的推行受到阻止。
皇帝即位的第三十二年，范阳的祖无泽出任袁州知州。刚到任，他就召见当地的儒生，得知当地的学馆残缺破败的情况后，他非常担心这样会造成人才流失，担心儒学的影响会日渐淡薄，并且因此而不能顺应皇帝的旨意。通判颍川人陈侁，听说后很赞同祖无泽的说法，两人的意见很一致。他们看了原有的孔庙，觉得那里太过狭窄，没有改建成学馆的必要了，于是就商定在它的东面营造新的学馆。那里的土壤干燥坚硬，地势向阳，使用的材料也很精良。学馆的殿堂、大门、走廊涂成青白红黑各种颜色，都是按照前代的规矩，所以儒生和老师有自己的房舍，厨房和库房也都错落有序。等到各项准备工作都做完了，大家便齐心协力地破土动工了。工匠技艺娴熟，官吏勤劳恳干，大家白天黑夜不停地施工，过了一年，学馆便建成了。
学馆开学祭祀先师孔子的日子到了，旴江的李觏劝勉大家说：“虞、夏、商、周四代兴学教民的事情，只要考察一下各种经书就可以知道了。秦国凭着崤山以西的地方与六国鏖战而统一了天下，想要千秋万代的延续帝位；但刘邦振臂一呼，关塞的大门便守不住了，武臣勇将争相投降，惟恐落后，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废弃了《诗》、《书》的道理，使得人们只见利而忘了义。汉武帝在国富民丰的时候登基，光武帝出身军旅，他二人都是孜孜不倦地倡导儒学。民风教化的淳厚，一直延续到灵帝、献帝的时代。那时身在草野而敢于直言进谏的人，虽招致杀身而不悔恨。那些功高盖主的豪杰，一听到皇帝的命令就放弃兵权。汉末虽然群雄并起，也没有谁敢脱离臣子的位置，这种局面尚且维持了几十年。儒家教化的维系人心，竟然能达到这种地步。如今遇到了圣明的皇帝，你们袁州又得到了这样一位贤明的知州，使你们能够通过在学馆中读书而实践效法古人的事迹。天下太平，就谈论礼乐以熏陶我们的人民；一旦遇到祸乱，就更应该依靠道义节操，为臣的要勇于效忠献身，为子的要勇于尽孝而死。使百姓有所信奉，有所效法，这就是朝廷兴学教民的根本用意。若是只舞文弄墨而想侥幸成就显达，这岂是你们这几个人的羞耻吗？同样也是治国者的忧虑啊！”

　　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任袁州知州，看到当地学宫破败、孔庙狭小，于是修建新学宫并祭礼。李觏听说此事后写了这篇文章，记叙了袁州州学创办的经过，从而批评了办学不力的地方官，指出了办学的重大意义。他认为，秦始皇抛弃了儒家的仁义道德导致秦朝的很快灭亡，而汉武帝虑光武帝则遵循圣人的学说统治天下，并勉励袁州的读书人努力学习圣贤的礼节，不要只想着谋求功名富贵。

　　在《袁州州学记》中，李觏记叙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学宫破坏、孔庙狭窄的现状，决定兴建一座新学宫的过程。当学宫落成，举行“释菜”祭孔的时候，在宜春讲学的李觏大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秦始皇想万代做皇帝，但刘邦一带头造反，函谷关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将领，叛变投降，争先恐后。为什么？是《诗》、《书》的大道理被抛弃了，人们只见私利，而没有听过正义之声呀！而汉武帝、汉光帝努力发扬儒家学说，纯善的风俗教化一直延续，结果民间读书人敢讲正直的话，连功高震主的军阀，也不敢胆大妄为，圣贤的教化深入到了这个地步。如今，你们袁州的读书人能得到神圣天子的关怀，在本地的学校学习古代圣贤，就应该培养忠孝礼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贵，那不仅是耻辱，也让朝廷为政者担忧呀！

　　凡是读过《袁州州学记》的人，会觉得李觏有一股封建卫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反复宣示“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说教。但再读思之，则又释然。范仲淹不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倘若能把这个“君”解读成国家的话，就不难理解李觏那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了。

　　作为宋代散文的经典，《袁州州学记》虽然不像欧阳修散文那样摇曳多姿，也不像苏东坡散文那样豪放与婉约兼备，但它凝炼庄重的语言让我们领略到散文厚实的格调。如果撇去它的文学意义不论而从广告层面上去看，《袁州州学记》可能是较早宣传宜春（袁州）的报告文学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感谢李觏。据史志载，最早在宜春兴建昌黎书院（当时称韩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学记》中的主角祖无择。由此很自然会让人想到，倘若昌黎书院还在，何不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场所——就像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让人们能真切地触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