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城邑中营造幽谷、峭壁和深池，那就必须用车子运来山石，开凿山涧沟壑，逾越险阻，耗尽人力，才可以办到。然而想以此得到那种天造地设的景观，还是不能完全做到。不必耗费人力，因地制宜，且能保全其天然之美，这种过去很难做到的事情，如今却在永州这里实现了。
永州实际上是九嶷山的余脉，最早来这里测量规划的人，环绕着山麓建起了城市。这里有山石，却被深深地遮蔽在杂草丛中；这里有泉水，却被掩埋在污泥之下。成了一个毒蛇盘踞、狸鼠出没的地方。嘉树与恶木，鲜花与毒草，混杂在一处，竞相生长。因此被称为是荒凉污秽的地方。
韦公来到永州任刺史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因为治理颇见成效，所以现在也就没有很多的事情了。他望见这块地方，感到很不寻常，这才派人割除荒草，开通道路。割除的杂草堆积如山，疏浚后的泉水晶莹清澈。等到将割下的杂草全部焚烧干净，泉水也浚通完毕，才感觉到奇妙的景致层出不穷，清与浊分辨开了，美与丑不再混杂。这时再来看那树木，青翠秀丽，挺拔舒展；看那泉水，微波荡漾，萦回曲折。奇形怪状的石头林立，环绕四周。有的排列成行，有的如同跪拜，有的站立，有的卧倒。洞穴曲折深邃，石山堆叠突兀。于是在这里建造起厅堂，作为观赏游览的地方。所有这些景物，无不是与地势山形完美地结合搭配在一起，似乎要在堂屋廊檐前献出它们的技艺。城外连绵的山脉和宽广的高原，林木覆盖的山脚，也或隐或现地参加进来，和近处绿色的原野连接在一起，与高远的碧蓝的天空混成一色，这一切，仿佛都一齐会聚到城内来了。
新堂建成后，便邀请客人们前来参观，接着又设宴娱乐。有人边赞美边祝贺说：“看到韦公您的这番作为，便知道您的志向。您因地制宜而得如此胜景，难道不是意味着要顺应本地的民风来推行教化吗？您铲除恶木毒草而保留嘉树鲜花，难道不是意味着要去除残暴而保护善良吗？您清除污浊而使水流变得清澈，难道不是意味着要惩治腐败而提倡廉洁吗？您登高而望远，难道不是想要千家万户的百姓都得到安抚并被告知您的政令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座大堂又岂止是草木、土石、清泉令人惬意，只有远山、高原、丛林和山麓供人观赏呢？它将使继您之后来治理永州的人，都能够从这精巧的景致中悟出为政的大道理啊！”
我请求上述内容铭刻在石碑上，嵌于墙中，并编辑成册以作为刺史们效法的楷模。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写于作者任职永州的第七年（811）左右。作者在文中描述了当时湖南零陵地区的生态面貌，赞赏当地官吏治理自然、陶冶身性的美好追求。柳氏以此褒美善政，也借韦使君的政绩，讴歌进步的政治理想。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绝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

　　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

　　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

　　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抒，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