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爱叫做仁，行为得当叫做义，从仁义出发去立身行事叫做道，本身就具有的，并且不需要后天灌输的就是德了。仁与义有确实的意义，而道与德则是从不同的内容和准则中抽象出来的不确实的名称。因此道有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德则分为凶德与吉德。老子藐视仁义，并不是诋毁仁义，而是他所见短浅。正如那些坐井观天，于是说天很小的人一样；这并不是因为天真的狭小。他把表面上的和乐悠闲让人看作是仁，把谨小慎微看作是义，那么他藐视仁义也是应当的。他所说的道，是把他对道的理解当作道，不是我所说的道；他所说的德，是把他对德的理解当作德，也不是我所说的德。我所说的道德，是结合着仁与义的实际意义来讲的，是天下的公论；老子所说的道德，是离开了仁与义的实际内容而讲的，是他个人的见解。
周道衰微，孔子去世，秦代焚书。黄老的学说兴盛于汉代，晋、魏、梁、隋几朝之间又盛行佛教。那时谈论道德仁义的人，不是归入杨朱学派，便是归入墨翟学派；不是归入道教，便是归入佛教。信奉了这一家，必然脱离另一家。加入了哪一派就极力地推崇那派的学说，从哪派之中退出来就对那一派加以贬低排斥；加入哪派就附和哪派的观点，从哪一派中退出来就加以诋毁和攻击。唉！后世之人想要了解仁义道德的学说，究竟该听从谁的呢？信奉老子学说的人说：“孔子，是我们的祖师的弟子。”信奉佛教的人说：“孔子，是我们祖师的弟子。”信奉孔子学说的人，听惯了这些话，又因为喜欢听他们那些新奇怪诞的言论而轻视自己，也跟着说起了“我们的老师也曾经向他们学习过”这样的话。而且还不单单是在口头上说说，甚至把这些写进了书里。唉！后世之人即使想了解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该从哪里去探求它们呢？人们对于新奇怪诞的言论与事物的喜好也太过分了吧！不问它的起源，不追问它的流变，只要是怪诞的就想要听到。
古代的百姓分为四类，今天的百姓分为六类。古代施行教化的人只是其中的一类，今天施行教化的人却占了六类中的三类。种田的只有一家，而吃粮的却有六家；做工的只有一家，而使用器具的却有六家；经商的人只有一家，而靠其流通商品而得到方便的却有六家。老百姓怎能不因为困穷而盗窃呢？古时候，人们所受的灾害很多，后来有圣人出现了，这才把互相依赖以求生存、互相供养以求延续的方法教给人们，做他们的首领，当他们的老师，把那些虫蛇禽兽之类的伤人物类驱赶出中原地带，让人民安居于此。天气冷了，就带领大家制衣御寒；肚子饿了，就教给人们获取食物的方法。在树上筑巢而居常常会掉落下来，住在地下的洞穴里又很容易患病，于是便教人们建筑房屋。为人们设置了工匠，供应人们日常所需的器具，又教人们如何经商做买卖以流通有无。教人们使医用药以防治病亡，为人们制定了丧葬祭祀之礼以促进人们之间的恩爱之情，为人们规定出礼仪规范使人们有了尊卑长幼之序，创造出音乐使人们能抒发宣泄出胸中的抑郁之情。制定了政令，以带动起那些懈怠懒惰的人；设立了刑法，以铲除那些强暴为害之徒。为了防止相互欺骗，制作出了符玺、斗斛、权衡来作为凭信；为了防止互相争夺，就为人们筑起了城墙、成立了军队以帮助他们守卫家园。灾害将要到来就为他们做好准备，祸患将要发生就为他们做好防范。现在他们却说：“圣人不死掉，大盗便不会停止；毁掉那些称量器具，人民便不再有争夺。”唉！那也是不加思考的话罢了。假若古代没有圣人，那么人类已经灭绝很久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既没有羽毛鳞甲来对付寒热，也没有利爪坚牙来争夺食物啊。
因此，君主是发布政令的；臣子是推行君主之令并将它实施于民众之中的；民众是生产粟、米、丝、麻，制作器皿，流通财货，以供奉位在他们之上的人的。君主不发布政令，便丧失了他作为君主的职能；臣子不推行君主之令，并将它们实施到民众之中，便丧失了他做臣子的职能；民众不生产粟、米、丝、麻，制作器皿，流通财货以侍奉位于他们之上的人，就要受到惩罚。现在他们主张：“必须抛弃你们君臣之礼，舍去你们的父子之纲，禁止你们相生相养的方法。”来追求他们所谓的清净寂灭的境界。唉！幸而他们出生在三代之后，才没有受到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等人的贬斥；也很不幸，他们没有出生在三代之前，所以他们的想法未能被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和孔子纠正。
那些被人们所尊崇的古代帝王，其称号虽然不同，他们之所以是圣人的原因是一样的。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皮裘，渴了喝水，饿了吃饭，这些事虽然不同，但它们所以称之为聪明举动的原因都是一样的。现在他们却说：“为什么不实行上古的无为而治呢？”这也就好比责怪冬天穿皮衣的人说：“为什么不穿葛布衣？那样多简单？”又好比责怪饿了吃饭的人说：“为什么不喝水？那样多简单？”《礼记》上说：“古代想要将完美德行显示于天下的人，先要治理好他的国家；想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先安顿好他的家庭；想要安顿好家庭，就必须先提高自身的修养；想要提高自身的修养，就必须先端正思想；想要端正思想，就必须先做到心意诚恳。”那么，古时候认为思想端正、心意诚恳的人，是要有所作为的。如今想修身养性，却将天下国家置之度外，把天理伦常抛在一边，儿子不把父亲当作父亲，臣子不把君主当作君主，民众不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孔子作《春秋》的时候，诸侯中那些使用夷狄礼仪的，都把他们看作夷狄；夷狄中使用中原礼仪的，都把他们看作是中原国家。《论语》上说：“夷狄虽有君主，也不如华夏的没有君主。”《诗经》上说：“讨伐夷狄，惩治荆舒。”现在呢，却要将夷狄的法度凌驾于先王的教化之上，那么用不了多久不就都变成夷人了吗？
所谓先王之教到底是什么呢？博爱叫做仁，行为得当叫做义，从仁义出发去立身行事叫做道，本身就具有的，并且不需要后天灌输的就是德了。它的文献是《诗》、《书》、《易》、《春秋》；它的法度是礼仪、音乐、刑法、政治；它对于人民的分类是士兵、农民、工人、商人；它将人们之间的关系定为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它将人们所穿的衣服分为麻布、丝绸；它规定人们的住所应该是房屋；它把食物的范围圈定在粟、米、瓜果、蔬菜、鱼肉之内。它作为道理，让人容易明白理解；它作为教化，也是容易施行的。因此，用它修身，就能和顺吉祥；用它待人，就能仁爱而公正；用它来治心，就能和乐而平静；用它来治理天下国家，没有什么地方会感到施行不能得当。因此，人活着的时候能言行合乎情理，死去的时候也是尽完了天理伦常而死去。用它来祭天，就能使天神降临；用它来祭祖，则祖先的灵魂就前来享用。也许有人问：“这个道是什么道呀？”回答说：“这是我所说的道，不是刚才说的老子与佛教的道。”尧将它传给舜，舜将它传给禹，禹将它传给汤，汤将它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将它传给了孔子，孔子又将它传给了孟轲。孟轲死后，就没能再继续传下去。荀况与扬雄，对它的继承有所提炼，但不精粹，对它的谈论也不详尽。从周公往上，传道的人都是做国君的人，所以王道得以顺利推行。自周公以下都是做臣子的人，所以王道学说才得以流传。那么，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王道流传呢？回答说：“佛老的邪说不加堵塞，先王之道便不能流传；佛老的谬论不加禁止，先王之道便不能施行。让那些僧道还俗，将他们的经籍焚毁，将他们的寺观改为民房，阐明先王之道以教导他们，让鳏夫、寡妇、孤儿、孤老、残疾人都能得到供给赡养，那也就差不多可以了吧？”

　　唐韩愈著。隋唐时佛教盛行，儒学在思想学术界影响日渐衰微。韩愈在政治上排斥佛教的同时，又作此文,以维护儒学的基本观念，扫除佛教的思想影响。

　　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以此为据，他批评了道家舍仁义而空谈道德的“道德”观。他回顾了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对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实深表忧虑。文章以上古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证，表彰了圣人及其开创的儒道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功绩，论证了儒家社会伦理学说的历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为对比，批评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的心性修养论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们对社会生产生活和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韩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说:“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关于韩愈的“道统”说，《原道》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佛老,韩愈所要诛的“民”，也是士农工贾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原道》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责佛老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现实功利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

　　《原道》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