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上说：“到了治理的最高境界，邻国的百姓互相望得见，鸡鸣狗吠的声音也彼此听得到，老百姓都认为自己的饮食甘美，自己的服装漂亮，习惯于本地的风俗，乐于从事自己的职业，人与人之间到老死不相往来。”到了近世，如果还按照老子所说的去做，等于封闭百姓的耳目，就基本上行不通。
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社会状况，我不了解。至于像《诗经》、《尚书》里所讲述的：自虞、夏以来，人们总是极力地使自己的耳目享受声色的美好，使自己能够尝遍各种牲畜肉类的味道，让自己的身体感到安逸舒适，而内心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这样的风气深入民心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即使再挨家挨户地去讲解《老子》上面所说的高妙理论，也终究是不能改变的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顺从民意，其次就是用利益来加以引导，再其次是进行教诲，最次则是与民争利。
太行山以西盛产木材、竹子、楮树、野麻、旄牛尾和玉石，太行山以东则盛产鱼、盐、漆、丝和声色，江南出产楠树、梓树、姜、桂、金、锡、铅矿、丹砂、犀牛角、玳瑁、珠玑、兽牙、皮革，龙门山、碣石山以北则多产马、牛、羊、毛毡、毛皮、兽筋、兽角，出产铜铁的山往往是遍及千里之内，星罗棋布，为数众多。这是物产分布的大略情况。所有这些，都是中原人民所喜欢的，是老百姓穿衣饮食、养生送死所需要的东西。所以，人们要靠农民耕作来供给食物，靠管山林川泽的人开发物产，靠工匠将材料制成器物，靠商人来流通货物。这难道还需要用政令教化去调动人民这样做，告诉他们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吗？人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为的是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卖东西，到物价贵的地方去；买东西，到物价贱的地方去。人们各自努力而快乐地致力于他们的本业，就像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没有休止的时候一样。人不用召唤就自己到来，东西不用寻求而人民就将它们生产了出来，这难道不是符合了规律而且得到自然发展验证的吗？
《周书》上说：“农民不种田，吃的东西就会缺乏；工匠不生产，用的东西就会短缺；商人不做买卖，吃用钱物就都会断绝；虞人不开发山泽，财源就会减少。”财源缺少了，山泽也就相应地得不到开发。这四个方面，是老百姓衣食的来源。来源广大就会富饶，来源窄小就会贫乏。来源大了，上可以富国，下可以富家。贫富的道理，没有谁能够夺走或赐予，而机敏的人总是有余，笨拙的人总是不足。所以，姜太公被分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是盐碱地，人口稀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妇女纺织，极力提倡工艺技巧的提高和推广，并且促进鱼盐等货物的运输和流通。这样，其他地方的人和物纷纷到了齐国，就像钱串一样络绎不绝，像车的辐条会聚到车轴上一样聚集到这里。所以，齐国的冠带衣履传遍天下，从沿海到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理衣袖来朝拜齐国。
后来齐国一度衰落，管仲又将太公的遗业重新振兴了起来，设立了轻重九府来管理财政，齐桓公因此得以称霸，多次会盟诸侯，使天下的秩序得到了匡正。管仲自己也建筑了三归台，虽然他的地位只不过是大夫，但却比诸侯国君还要富裕。从此，齐国的富强，一直持续到齐威王、齐宣王时期。
所以说：“粮仓充实了，百姓就会懂得礼仪；衣食充足了，百姓就会知道荣辱。”礼节产生于富有而废于贫穷。所以君子富有了，就愿意去做符合道德仁义的事情；小人富有了，就会将自己的力量用在适当的地方。水潭深了，才会有鱼儿生长；山林深了，才会有野兽前往安家；人富有了，仁义也就自然而然地到了他的身上。富有的人得到权势就更加显赫；失势的人连做客都没处可去，因而心情不快。谚语说：“千金之家的子弟不会因犯法而在街市上被处死。”这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熙熙攘攘的人群，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拥有兵车千乘的君王，拥有封户万家的公侯，拥有食邑百户的大夫尚且担心贫穷，何况编在户口册子上的普通百姓呢！

　　《货殖列传序》是《货殖列传》的序文，此文与司马迁的另一篇文章《平准书》，一起开创了在正史中记载社会经济活动的先例，为后世了解、研究前人的经济活动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此文书写了历史学著作题材上的创新，把社会经济史纳入其中。全文夹叙夹议、文笔流畅、比喻恰当，尤其对人物的描写栩栩如生，作者对汉武帝直截了当的批评，体现出他作为一个史学家的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