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天下喜欢议论的读书人相聚时总会说：“人生在世不一定要封作万户侯，但愿能够结识一下韩荆州。”您怎么令人景仰爱慕到这种程度呢？还不是因为您能以像周公那样的风度，亲身力行“吐哺”“握发”那样的美德，才使得天下的豪杰才俊之士，都愿意前来投奔，归附在您的门下；就好像鲤鱼一旦跃上龙门，身价便陡然增长。所以，那些尚未显达，还在蛰伏之中的士人，都渴望在您那里得到名声，得到您对于他们的评价。您既不因为自己地位尊贵而傲视他们，也不因为他们的寒酸贫贱而忽视他们，那么，在您的三千门客之中，必然会有毛遂，如果能使李白脱颖而出，我就是您的毛遂了。
我是陇西的一个普通人，流落在楚汉一带。十五岁爱好剑术，到处谒见各地的地方官；三十岁时文章就开始有名气，屡次拜访过公卿相国。我身高虽不满七尺，却有超越万夫的雄心。王公大臣都很赞许我的节操和义气。这是我从前的思想和行迹，怎么敢不全部向君侯倾吐呢！君侯的功绩可与神明相比，德行感动天地，文章参透了造化之功，学识穷尽了天人之理。但愿您能心情舒畅，神色愉快，不拒绝我以长揖之礼前往谒见。假若一定要用盛大的筵席接待我，容我高谈阔论，那就请您以一日作万言之文的题目来考察我，我想我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如今，天下人都把您看作是品评文章的权威，对于一个人各方面的权衡品评，只要得到您的称赞，那么这个人马上就会成为声名远扬的优秀人才，您又何必吝惜台阶前那尺寸之地，不接见我，使我不能扬眉吐气，青云直上而大展才略呢？
过去，王子师在豫州作刺史，赴任时车子还没有到官署就征用了荀慈明，到任后又聘用了孔文举；山涛任冀州刺史时，选拔了三十多人，有的被任命为侍中，有的被任命为尚书，这些都得到了前人的赞美。您也曾推荐过严武作秘书郎，又引荐过崔宗之、房习祖、黎昕、许莹等人，他们或者因为才华出众而为您所知，或者因为品行高洁而为您赏识，我常常看到他们感念您的恩德，确实是发自肺腑，而后这感激之情又变成了忠义之心奋发而出。我也常常因此而感动，知道您对这些贤人是推心置腹、以赤诚相待的，我因而不去依附他人，而愿意把自己托付给您，您在急难中如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愿意贡献出我微薄的力量。
而且，人不是尧舜，谁能尽善尽美？在运筹策划方面，我哪敢妄自尊大？至于写诗撰文，我倒是积累了一些卷轴，想烦劳您过目。只恐这些雕虫小技不能受到您的赏识。如若您愿意看看山野之人的这些文章，那么，请赐给我纸笔和抄写人员，我便回来打扫闲舍，誊写清楚后呈献给您。以便这些诗赋像青萍宝剑和结绿宝石一样，能通过薛烛、卞和的举荐提升价值。我这个地位低下的人希望能得到您的推举和褒扬，请君侯考虑我的请求吧！

　　《与韩荆州书》约作于734年（开元二十二年），李白在襄阳（今属湖北）。韩荆州，即韩朝宗，时任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李白抱负宏大，自称“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但他不欲经由进士、明经等常规考试进入仕途，而企图一朝蒙受帝王赏识，获得重用。故广事干谒，投赠诗文，以表现才能，培养声名。作此文前，已多次上书和谒见地方长官，又曾入京谋求出路，未果。本文也是干谒之作，故极称韩朝宗善于识拔人才，希望获得接见和称誉。

　　李白《与韩荆州书》是他初见韩时的一封自荐书。文章开头借用天下谈士的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赞美韩朝宗谦恭下士，识拔人才。接着毛遂自荐，介绍自己的经历、才能和气节。文章表现了李白“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以及他不卑不亢，“平交王侯”的性格。文章写得气势雄壮，广为传诵。

　　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在创作上颇具个性。他在漫游荆州时，听说荆州长史韩朝宗喜欢推荐有才之士，便写了这封求荐的信。对于古人而言，尽管这样做也是正常的，但也总是有求于别人的事情。文气大体上总是以谦抑为好，就是说自己的优点，也应含蓄一点。然而李白这篇求荐书，却完全将自己放在与对方平等的地位上，毫无掩饰地讲述自己的才华。把一篇求荐文章，写得文气纵横恣肆，气概凌云。这同样反映了李白纯真无邪的诗人气质，决不因求人而有半点委琐的私意、屈懦的鄙态。这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才华足以用世，而其用世之志，则在于忠义奋发、以报君国。故求韩荐己，同样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而想象韩如能荐己，同样是出于这一片公心。两片公心的相识，两位贤士的相与，这中间自然不必要有任何世俗的表现。这样，就将这封信写得极其光明磊落，内心无私，文风自然就能尽情地抒发。为此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篇原本是世俗交际的文字，却犹如他的诗一样，充分表现出他的个性。这里面所具有的，正是“天生我才必有用”那样的自信。

　　《与韩荆州书》在写作艺术方面的特点是顿挫跌宕，起伏照应。由古及今，以古人喻韩朝宗达三四次之多。渐次道来，而意在言外，发人深思。一些佳句流传至今，如“龙蟠凤逸”、“颖脱而出”、“扬眉吐气”等。典故使用也恰当得体，起到了激发韩朝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