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版《宋书》列传·卷九十四

恩幸

“君子” 与 “小人”，是对不同类人的称呼。遵循道义就是君子，违背道义就是小人。屠宰、钓鱼，是卑微的职业；筑墙，是低贱的劳役，可姜太公从屠夫渔夫成为周朝太师，傅说从筑墙奴隶当上殷商宰相。这说明选拔人才不看是否出身公侯世家、是否有丰厚资产，只要发掘隐居的贤才，唯才是举。到了两汉，这种制度仍未改变：胡广家世代务农，最终官至公相；黄宪是牛医的儿子，却在京城名声显赫。而且功臣子弟在朝为官，都有具体职务，即使像西汉那样连续七代都做高官、佩戴貂尾饰品，侍中也要亲自奏事，还要分管皇帝的服饰。东方朔任黄门侍郎时，也要在殿下手持戟守卫。郡县的属官，都出自豪门大族；佩戴兵器的侍卫，也都来自有权势的家族，不像后代那样，官员选拔分成士族、庶族两条途径。汉末天下大乱，魏武帝开始奠定基业，军中事务仓促，临时设立九品中正制。这本来是用来评定人才优劣，不是用来区分世族高低的。但这种制度沿袭下来，就成了固定法则。从魏到晋，没人能改变，州都、郡正（九品中正制中的评定官）负责品评人才，可天下人才的升降却很少依据才能。士族子弟仅凭家族资历，就能凌驾于他人之上；州都、郡正这些世俗之人，斟酌时势，评定等级的标准忽多忽少，全看情况变通，正如刘毅所说 “下品中没有高门士族，上品中没有寒门庶族”。岁月流逝，这种风气越来越严重，凡是士族子弟，无不列为二品，二品以下的，就成了卑微的庶族。周、汉的制度，是用有智慧的人役使愚昧的人，奴隶与官吏等级不同，形成社会阶层；魏晋以来，却是用高贵的人役使低贱的人，士族与庶族的界限，清晰可辨。君主坐朝执政，深宫隔绝，与大臣们早晚相处的情义疏远，宫廷内外的事务，本该有专门官员负责。可后来，恩惠因宠幸而生，信任因恩惠而巩固，这些亲信没有让人畏惧的姿态，却有容易亲近的神色。孝建、泰始年间，君主独掌大权，设置百官，不把权力交给外人，可刑罚政务繁杂，难以全部通晓，君主的耳目所托，就落到了亲信近臣身上。赏罚的关键，就是国家大权，朝廷命令的发出与收回，都由他们掌握，于是各路人为了求官纷纷奔走，像车轮的辐条聚集到车轴一样涌向他们。君主认为他们身份卑微、职位不高，觉得他们不会掌握重权。却不知老鼠凭借神社而尊贵，狐狸依靠老虎而威风，这些近臣在外没有逼迫君主的嫌疑，在内有专门效力的功劳，权势倾天下，君主却未必察觉。他们拉帮结派，朝政靠贿赂办成；杀戮迫害的阴谋，在宴席间策划；高官厚禄的任命，在谈笑间决定。南方的金器、北方的毛皮，都用大船运来；白绢、丹砂，每次都用两辆车装载，西汉的许广汉、史恭家族，根本比不上，晋朝的王导、庾亮家族，也未必能相比。到了太宗晚年，考虑到政权的盛衰，那些权贵宠臣害怕宗室亲戚，想让年幼的君主孤立无援，自己长久窃取国权，于是制造矛盾，挑起祸端，皇帝的弟弟、宗室亲王，相继被屠杀。百姓忘记刘宋的恩德，原因不止一个，但政权早早崩溃，实在是因为这个。唉！《汉书》有《恩泽侯表》，又有《佞幸传》。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