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版《宋书》志·卷十七

元嘉三年五月庚午日，成功诛杀权臣徐羡之等人，为先帝（少帝）复仇雪耻，用丝帛（币）作为祭品，在太庙举行告祭仪式。元嘉三年十二月甲寅日，御驾亲征讨伐叛将谢晦，出征前同时告祭太庙和太社。皇帝班师回朝时，再次向太庙和太社报告平叛成功。

元嘉六年七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书建议："臣查见现行太庙祭祀仪注规定：皇帝完成主祭后，先退到偏殿休息，待三公以上官员献祭完毕，由太祝（祭祀官）到庙门送神，然后皇帝返回行礼，百官跪拜后仪式结束。臣认为这与清庙（宗庙）祭祀的本义不符——宗庙本应庄重安神。《礼记》说'庙者，貌也'（宗庙是祖先形貌所在），是神灵依托之处，祭祀时应'事死如生'，当作祖先始终在场。因此仪式中不应有'送神'环节，从陈列祭品到皇帝驾临，全程都不该有迎送之礼。""现在这种'不迎而送，送后再拜'的流程，是源于对祭祀本质的误解。民间私祭确实需要迎送神灵，那是因为没有固定庙宇，希望神灵降临。但这种随意制定的礼节，不适用于皇家祭祀！《仪礼》记载太祝到门口迎'尸'（代表神灵的活人），那只是迎接'尸'的仪式，并非敬神本身。臣恐现行礼制存在谬误，特此上奏。"相关部门将建议移交礼官审议裁定。

博士江邃议："祭祀开始时不必迎接神灵，这表示神灵始终在庙中；结束时恭送，是表达孝道的方式。如果直接告辞而不送别，是对亲人的怠慢；告辞后再送，又像在驱赶神灵。所以孝子既不愿违背亲人，也不忍心驱逐神灵，因此由祝官完成送神仪式，这样才能完整表达祭祀的意义。"博士贺道期议："《礼记·祭统》说'迎接祭牲但不迎接尸'，《诗经》也有'敲钟击鼓送尸'的记载。郑玄注解'尸是神灵的化身'。这与现在'不迎接只送别'的仪式完全吻合。"博士荀万秋议："古代侍奉尸（代表神灵的人）与今日侍奉神灵本质相同。《周礼》记载尸离开时，要送到庙门跪拜，尸不会回头。《礼记》解释'不迎接尸是为区分君臣身份——尸在门外时像臣子，入庙后就代表君主；真正的君主在门外时像君主，入庙后反而像臣子。所以君主不出迎，是为了明确君臣之别。'"江邃等三位博士认为旧礼仪合理，只有博士陈珉支持徐道娱的改革建议，礼部最终裁决："江邃等人的意见虽不完美，但都依据经典。徐道娱、陈珉的主张难以采纳。既然意见不一，应当维持旧制。"皇帝下诏批准维持原有礼仪。

元嘉六年九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书建议："礼部安排本年十月三日举行殷祭（大祭），十二日举行烝祀（冬祭）。但根据礼制：禘祭和祫祭的间隔是三年一次，或五年两次（即《公羊传》所谓'五年两次殷祭'）。这些大祭安排在四季之间，就是《周礼》说的'四时间祀'。由于年份月份不固定，天子与诸侯的祭祀顺序也不同。《礼记》明确记载'天子先行祫祭再时祭，诸侯先时祭后祫祭。有封地的既行正式祭祀又荐新物，大祭在季首月，荐新在仲月。'由此可见，大祭和四时祭祀的月份各不相同——天子在孟月（季首月）行殷祭，仲月行烝祭；诸侯在孟月行尝祭，仲月行祫祭。""《春秋》记载：鲁僖公八年七月行禘祭，文公二年八月在太庙举行'大事'（即祫祭），《谷梁传》解释这是'明载祫祭与尝祭'；昭公十五年二月'在武宫有事'，《左传》称'这符合礼制'。再看《周礼》有'仲冬行烝祭'，《月令》载'季秋尝新稻'。晋国在春季到曲沃行烝祭，齐国十月祭太公，这些都是孟月、仲月区分祭祀的明确例证。""按礼制，祭祀必先占卜吉日，首选丁日或巳日，不吉则选远期。若占卜不吉，岂能强行在短期内安排两次祭祀？况且殷祭、烝祭属重大祭祀，祭品荐新属次要礼仪。次要礼仪尚且要分月进行，重大祭祀反而挤在同一月？《礼记》说'祭祀不宜频繁，否则亵渎神灵'。如今间隔十天就频繁祭祀，恐怕不合礼制。遍查经典，从无一个月内两次大祭的记载。历代学者都强调祭祀要分月进行，晋代虽延续旧制，但未深究其本。祭祀乃国家头等大事，臣虽见识浅薄，仍冒昧提出疑虑，请详议。"被搁置，未获答复。

元嘉七年（430年）四月乙丑日，礼部官员上奏："《礼记·丧服传》规定：'若宫中有人去世，则三个月内不举行祭祀。'现在即将举行礿祭（夏祭），但后宫发生丧事。请太常寺根据礼制裁定。"太学博士江邃、袁朗、徐道娱、陈珉等博士提出不同见解。殿中曹郎中谢元认为："应遵循《礼记》规定，改由官员代行祭祀，这样最合礼制。经反复考量：宗庙祭祀固然重要，但若遇特殊情况，即便皇帝想亲祭，也应当以礼制为重。此议有据可依，请采纳。"最皇帝下诏批准谢元的方案。

元嘉十年十二月癸酉日，太祝令（掌管祭祀的官员）徐闰提交公文指出："按制度，宗庙、社稷的祭祀应当选用雄性牲畜（牛、羊、猪、鸡）。但长期以来，市场上采购的鸡却混入雌性。听说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