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版《宋书》列传·卷六十四

郑鲜之、裴松之、何承天

郑鲜之，字道子，荥阳开封人。高祖郑浑，曾任魏朝将作大匠。曾祖郑袭，曾任大司农。父亲郑遵，曾任尚书郎。郑袭起初任江乘令，因此定居在县境。郑鲜之闭门读书，断绝交游事务。起初任桓伟的辅国主簿。此前，兖州刺史滕恬被丁零、翟辽俘虏，尸体没能运回，滕恬的儿子滕羡仍在做官，议论的人对此不满。桓玄在荆州时，让群臣广泛议论，郑鲜之议论说：

名教的核心，不过是忠和孝罢了。至于在具体情况下如何变通、压抑或引导，每件事的处理方式都有所不同。追本溯源，这些做法都是为了顺应内心的道义而留下相应的行为痕迹。而行为所依托的具体境遇，往往各有差异。所以圣人有的通过行为来辅助教化，有的却因行为而构成罪过。屈伸予夺的不同处理，难以用统一标准来衡量，大致列举一些重要方面，都可以简略说说。上天的法则可以违背吗？可伊尹却废黜了君主；君主可以胁迫吗？可鬻拳强谏反而被视为善举；忠诚可以表现得愚钝吗？可箕子用装疯的方式体现了对众人的仁爱。从此以后，实际情况不同却名声相同，评价有别却美誉相当的例子，多得说不完。想要让百代之后的人，把圣人典籍中未曾明确的内容，在一个时代就对这类事情做出规范，哪有那么容易呢！

然而著书立说阐明道理，用古代的事例来验证当今的事情，应当让道理符合人之常情。像滕羡这类情况，有的人终身隐居，不参与世事；有的人入朝处理政务，也没有受到前代贤哲的非议。认同滕羡做法的人，就以 “没有受到非议” 为依据；反对滕羡做法的人，就以 “隐居不仕” 为美德。剖析这两种观点的折中之处，就能看出其中的异同了。不过，那些不被前代贤哲非议的人，其行为是符合人之常情的。就像王陵的母亲，被楚王烹杀，王陵没有退隐独居，最终成为辅佐国家的大臣，这并不是为了荣耀。鲍勋在魏朝刚直敢言，为效命而牺牲，看他的志向并非贪图爵位。这两位贤士的情况，都不能用滕羡的事例来类比。

圣人立教，还说 “有礼制而不合时宜，君子不实行”。有礼制而不合时宜，是因事情有变通，不能固守一端。如果滕羡以这两位贤才为依据，恐怕人人都会自认为贤能了；如果不能人人自认为贤能，又怎能唯独允许他以此为依据。讥讽的人涉及他人，不只是针对这件事。汉、魏以来，记载缺失，找到的例子没有几人。到晋朝中朝及中兴之后，杨臻七年不除丧，三十多年不参与人事，温公被王命逼迫，庾左丞终身不穿夹衣，高世远被王右军、何骠骑劝说改变，没有像滕羡这样轻易的。如果认为丧服不是表达哀伤的根本，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文皇帝因东关之战，尸体不能运回，规定他们的子弟，不禁止婚宦。表明这一点，孝子已不与常人相同，有识之士已明辨可否了。如果不是这样，身居宗位辅助万物的人，只需遵循圣人的教化，何必在其中另立制度呢！到永嘉大乱之后，王敦在中兴时又重申东关的制度，推究这是为国的大计，不是说规范人伦，全在于此。

为什么这么说呢？杀父之仇显然是不共戴天的，但为了国家大义，却不允许私自复仇，这自然是用法律来约束个人情感，就像东关、永嘉年间的事例所揭示的道理一样。那为什么参与处理国家政务的人，不能像平民百姓那样以隐居来应对呢？阐明礼教的人自认为世道并非混乱不堪，凡是士大夫君子这类人，没有不可以做官的道理，却夹杂着个人情感加以非议，认为应当对他们有所贬斥限制罢了。如果多引用前代事例来作为通行的佐证，那么孝子就可以顾及法律而不去复仇了。文皇帝在东关之事上没有设立相关制度，王敦在东晋中兴时期也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每当遇到这类情况，总是由执政者来作出决断，其中的用心还不够明白吗！

况且探求道理应当先从长远和重大的方面考虑，如果社会动荡不安，国家和家族一同陷入沉沦困境，要是大家都不出来做官，那么人们就会有多余的精力（却不去为国效力）；人们有多余的精力却不用来救国，那么国家就可能走向灭亡，家族就可能走向覆灭。在这种时候，普通妇女尚且能为国家牺牲自己，何况是大丈夫呢！既然情况并非如此（世道尚未到那般混乱地步），那么天下的人才，也不能都不去治理事务。滕羡只应当尽到《陟岵》诗中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