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版《晋书》志·第七章
从前,圣人用璇玑模拟北极星的运行,观测天的运行以考察日影的长短、日月五星的运动状况,划分天在地上对应的区域,辨明历法,敬授农时,使万物兴盛,逭关系到调和阴阳,治理万物。那么观测天象以设立卦象,增加闰月以描述季节运动,历敷的本末,就在于此。炎帝区分八个时节以指导农业,轩辕设立三种原则而阐明文字,委派羲和负责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制造律吕,大挠首创甲子计时法,隶首作算数。容成综合上述六家的方法,考定节气天象,建立五行,考察日、月的运动,正闰余,着为《调历》。到少吴时由凤鸟负责历法,颛顼时由南正负责天文,陶唐分派羲与和负责,虞舜则继承了尧时的历法。到夏、商、周时,它们的正朔和历法都不同。《传》上说:“大火星出,在夏代为三月,在商代为四月,在周代为五月。”所以天子设置日官,诸侯设置日御,以亲睦万国,协调日、月、星辰。以至于寒暑晦明的现象,阴阳生杀的定数,每纪的开始与结束,节气的变更,都与日所在位置相一致而无差错,所以能和洽生灵,贯通天地。随着周代的衰落,史官失职,从事天文历法工作的人员分散,使有关吉凶的现象得不到监理。秦国吞并天下,很推崇五行相生相克之理,自认为获得水德之瑞应,以十月为正月。汉氏刚刚兴起,很多事情都未暇顾及,沿用秦朝的历法达一百多年。一直到汉武帝,才诏令司马迁等人讨论造《汉历》的事宜,决定行用夏正。其后刘歆又造《三统历》,并以之解说《左传》,他的解说看起来很雄辩,但实际上不真实,班固被他所迷惑,把《三统历》及其对《左传》的解释写进了《漠书》中。到光武帝建立束汉,太仆朱浮多次上书说行用的历法有错误,由于当时天下刚刚安定,所以没能详细考定。一直到永平末年,改用《四分历》,七十多年后,才得以完备。光和年间,委派刘洪、蔡邕修订律历,其后司马彪依据他们的工作,编撰《后汉书。天文志》,以承继班固的《汉书。天文志》。现采集魏文帝黄初以后谈论历法的言行,以承继司马彪的工作。
汉灵帝时,会稽东部尉刘洪,研究自古至今的历法及注释,考察日、月、五星的运动状况,发现《四分历》与天象不符的原因是因为斗分太多。于是刘洪以五百八十九为纪法,一百四十五为斗分,作《干象法》,冬至日太阳在斗宿二十二度,以他的历术推算日、月、五大行星的运动情况,上与古代记录相符,下则与现在的观测相应。《干象历》的制定,依据《易》确立基本数据,依据天体的运行求解变数,称为《干象历》。又创立日行迟速术,并考定月的运行,白道与黄道相交,曰运行于黄道表裹,在赤道上复有进退。对比以前的历法,更为精密。汉献帝建安元年,郑玄学习了刘洪的历法,认为它很精密,对其作了注释。
魏文帝黄初年间,太史令高堂隆再次详细论述历法,并作了一些变革。太史丞韩翊认为《干象历》减斗分太多,一段时间过后,推算结果必然先于实际天象,于是造《黄初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为纪法,一千二百零五为斗分。
其后尚书令陈群上奏,认为:“历法艰深难懂,前代的通儒已有过多次争论。黄初元年,因为《四分历》行用了很长时间,与实际天象有了误差,大魏受命,应该改历以明时,韩翊首次造历,担心出差错,所以用《干象历》与其所造之历相互对照校正。他研究对比据两历推算的日、月运动状况,弦、望、朔、晦出现的时间,花了三年时间,对两历的不同之处,仍然无法决定其取舍。三公的论述虽然各有不同,但都符合典籍和历理,最后殊途同归,应该用天文仪器来检验不同历法的准确性,衹需一年的时间,足以证明其得失。”皇帝下令采用上述方法。
太史令许芝认为:“刘洪创立的推算月运动的方法行用了四十多年,推算结果舆实际天象相差了一个多时辰。”
孙钦认为:“司马迁撰写造《太初历》,其后刘歆以为《太初历》粗疏,因此又造《三统历》。章和年间,改用《四分历》,用仪器校验,用效验检核,发现经常出现差错,食的出现与推算相差半天。到熹平年间,刘洪改用<干象历》,推算、月、五大行星的运动状况,均与实际天象相符。”
董巴认为:“圣人用晷影考察太阳,以弦、望检验月亮的运行,以见、伏考证五大行星的运动,用晦、朔作为判断历法准确与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