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版《晋书》列传·第十六章

刘颂，字子雅，广陵人，汉广陵厉王刘胥的后代。世代为名门望族。同郡有雷、蒋、谷、鲁四姓，都出于刘姓，当时的人为他们编谚语说：“雷、蒋、谷、鲁，刘为最祖。”父名刘观，做过平阳太守。刘颂从小就能辨析物理，被当时人所称颂。推举为孝廉、秀才，都不就。文帝召用为相府属官，奉命出使蜀。当时蜀地刚刚平定，百姓饥饿，土地荒芜，刘颂上表请求救济，不等答覆就实行救济，因此被除去官职。晋武帝即位，授刘颂为尚书三公郎，主持法律法令，申昭冤案。逐渐升任为中书侍郎。咸宁时，诏刘颂与散骑郎白褒巡视荆扬地区，因为奉使合乎旨意，转任黄门郎。再迁为议郎，代理廷尉。当时尚书令史扈寅无罪入狱，韶派刘颂复查，他主持证明无罪，扈寅得以免罪，当时人把刘颂比之为张释之。在职六年，号称详密公平。恰会灭了吴国，诸将争功，派遣刘颂校理此事，刘颂认为王浑应为上功，王浚应为中功。皇帝以为刘颂执法失理，降为京兆太守，未上任，转任河内。临出发前，上奏利国之事，多被采用。各郡界内多由公家设置水碓，堵塞水流，反而成为灾害，刘颂上表请求罢除拆毁了这些水碓，使百姓得到了便利。不久因母丧离职。丧服期满后，任淮南相。在任严肃整饬，很有政绩。过去修筑芍陂，一年动用数万人的劳力，豪强乘机兼并，孤弱贫困的人失去了田地，刘颂叫老幼一齐努力，按所修多少计值，百姓都歌颂他为政公平施惠人民。

刘颂在郡上疏说：

我过去任职河内，临别时接受诏令说：“你所讲的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到任后也应该把大小事情都上奏。朕平常苦于事多，或许不能给你一一答覆，你也不要因此而有所怀疑。”臣下接受诏令那天，欢喜和恐惧交集，更加思虑竭力尽忠，因此忘记了自己的鄙浅，愿用小小的一点烛光，增加皇上的光辉。到郡任后草草写成下面所说的话，没等到奏上，恰好我遭母丧，停职多年，现在谨慎地奏上以前想上奏的事。我虽然才能不足以治理好，言语浅陋违错，但希望陛下能够审阅，使我的忠诚能让圣上知道，不至于被丢弃到文书堆裹。如果有可以采用的意见，还希望对治理国家能起到一点补助作用。

我见到诏书中说，开辟国土，建立百世的基业，分封亲族，让他们出守藩国，难道就不思念他们，但公理就是如此。建设国家健全制度，到今天取得成功，超过了秦、坠、秀继的狭隘的礼法制度，发扬了五帝三伐的绝迹。功绩流被天下，光辉照耀后代，巍巍盛美，前代的一些帝王大概会惭愧自己仁德不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因循自然而成就功业，和今天在绝迹以后另创大业根本不同。即使这样，把年纪幼小的皇子分封到星蜀，以我之见，认为不是最好。吴、越一带的人轻浮，庐、蜀一带地方险峻绝远，因此常出变故叛乱，是容易发生事情的地方。况且自从平定吴以来，让东南六州的将士守卫垦辽下游，这是目前最大的隐患。加上内地军队出守外地，吴人自己有不信任朝廷的心理，应该有强壮的主将镇守安抚他们，使他们内外都安于现状。又孙氏建国后，文武众多官员，人数和我们天朝差不多，一旦灭国，使他们和百姓一样。他们看不到蒙受再生之恩德，而自认为灾祸困苦逼着他们，使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因此心中怀著作乱的意图。现在应有一位年长德高的封王统治吴地，量才任职，文武并用，使军队和各种劳役不出于这些地方，想求得富贵的人向封国之内求取。内兵就可以解散，新得的封国可以平安，两全其美，遣样处理也非常合宜。所以应该选择同姓的诸王中年龄在二十岁以上有高才的人，分封吴、蜀。以他们去地远近，给他们分封的土地，加倍于过去的封国。如迁徙所封故地，皇子年纪幼小，等到皇子长大便派他去统治那些地区，那时也不算晚。解决了那些地区的急务，又得到年纪大的藩主，这样处理比较合宜。我所陈奏有关分封的事，现已列举了大概，但还有其他一些事务，如果有足以采用的，可用来参考以前各项制度，因此都一起列举在下面。

我知道：不害怕危险灾难，而愿意进献所闻所见的人，是尽忠心的大臣；听取逆耳的言语，甘愿采纳苦言的，是能治世的国君。臣运气好，荣幸地遇上了无所讳忌的朝廷。虽然曾经直言上书陈辞，广泛议论国政，但仍没有把所见所闻全部陈奏，指出其中的利弊得失，白白地承蒙恩宠，和凡俗的人没两样。我心裹非常惭愧，不能尽忠力谏，难以报效，仅列举我的见闻如下。我的确不敢自称所说的一定妥当，但大要是以不隐讳自己的所思所想。如万一有可采纳的，那将是我的再生之年；如都是妄说，也是国家的好事。请皇上花一点时间，看我的奏言。

我想陛下虽应天顺人，登上皇位，成为开创基业的国主，但所遇的时机，却是末世。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末衰败，宦官专权，小人把持朝政，君子在野，国政荒废人民离散，终于衰乱灭亡。魏武帝以其雄才大略，拨乱反正，整顿文教，积数十年，到了延康之初，官吏清廉百姓顺服，法令制度大行于天下。到了文帝和明帝，骄奢淫逸。成为使国家覆亡的国主。但仍然在内盛行游山玩水和喜好音乐美色，在外有三方英雄豪杰的威胁，国家大事都能成功，很少有失误，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实际上全凭以前的兴旺，用来接济当时的业绩。但立法刑政等制度，已经逐渐衰败了。从嘉平初年，晋朝开始建立，到咸熙末年，这期间好多年。虽然常常动用鈇铁刑具，剪除一些凶残之人，但遣留下来的好人却都蒙受一时的恩赐，受不到法律的制裁。泰始初年，陛下登基后，所任用的人都是前代功臣的后代，不是他们的子孙，就是他们的曾孙玄孙。古人说，贪图美食佳肴的本性难以改正，因此我说遇上了末世。在逭多事之秋，天下刚刚安定，正是洗心革面整顿纲纪的机会。但陛下仍以用人适宜，法律宽松，假以时日，逭和汉魏的创业者不一样；经历三位祖先才兴起的我朝，改朝换代初期的作为，不能一朝一夕就使用严法统治，这也的确是应当如此。但在为政方面，矫正各种事情，自然应当逐渐出于公正之途，法律公正威严，一天天地走向整肃，就像水上行舟，虽然不能横截急流，但侧着船身，渐渐地向前，终能渡过江河。从少积多，到了今天，就可以好好地治理国家。但从泰始年间以来，近三十年，国政功绩，不能符合圣上的旨意，各项事业，比不上过去。以陛下的英明，仍未改变末世的弊病，成就伟业，传给后世，没有忧虑吗!或者说，我的话难道就不能放在圣上的心上!

回想千万年以来的大事，有两条道理。天下国家，一旦安定就很难倾覆，一旦倾覆就很难反正。因此思虑能使后世长久的君主，必然精心治理当前的政事，政权稳固遗留大业，才能使后世有所依靠。如果同时建立诸侯王而立藩国，使根深蒂固，就会国运延续没有穷尽，可以和三代相比。如果自身在位时的国政，遗风遣业传不到后代，即使立藩国，但成就大国基业的制度不建立，后继者衹能凭自己的才智来建国家大业。如果不能依理而行，虽然到了以后的时代，忧患的责任仍然会追究到陛下头上，那时将怎么办!我希望陛下能很好地治理今天的国家，建立坚不可摧之势，那样天下就没有遣患。

圣明不能传到后世，后继的人不是必然贤明，这是常理。因此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会顺应形势而不是依靠人。顺应形势，指的是分封诸侯；依靠人，指的是郡县。考察郡县，就使小的政务得到治理但大的局势却很危急；诸侯作为藩邦，则会日前虽多失误但从长远考虑却很稳固。圣明的帝王推测前后弊端，权衡轻重之理，包容诸侯的小错误以稳固大的安定，然后足以使国内外藩屏巩固，维持统治天下。武王是圣主，成王是贤能的继君，但武王不依靠成王的贤能而建立封国的原因，就是考虑到国家大业的长久流传。况且善于谈论今日国政的人，他必然是拿古代发生的事作为验证。唐虞以前的事，史书记载残缺，难以知道那时的详情。到了三代，就立圣明的仁德，以及把那些兴立帝王的亲族，都按五等爵位分封他们，使他们开国承家，用来保障皇室，使国运久长，其中时间短的五六百年，时间长的将近千年。到了秦朝，罢除诸侯设立郡县，帝王子弟不分给尺寸土地，孤立而无人辅助，两代就灭亡。汉承周、秦之后，诸侯郡县混杂设置，前后两朝各传了二百多年。考察当时是不用分封，虽然诸侯国强弱不同，制度错误百出，很不完备，但从其衰亡的迹象看，常在于同姓王失去职权，诸侯王势力微弱，并不在于强盛。当年吕氏作乱，依靠齐、代二王的援助，安定了国家。七国叛乱时，梁王捍卫国家，终于平定了叛乱。从此以后，诸侯王的势力被削夺，仅仅有享受封国租赋的权力，更严重的甚至于坐着牛拉的车子。因此使王莽能够篡夺汉朝，实现了他的奸计，使天下倾覆动荡，祸害百姓。光武帝继起后，虽然封立子弟为王，但不设立成国的制度，国运未能长久。魏氏继承汉朝，禁闭亲戚，关押子弟，因此国运很快倾亡，天命转移到了陛下身上。长处短处的应验，灾祸福分的征兆，由此可见。又魏氏虽然身居正位，面朝南而称帝，但三方尚未服顺，皇权不能凌驾于那些地区，实际上形成战国时各国对峙的局面。大晋兴起，宣帝平定了燕，太祖平定了蜀，陛下灭了吴，可以说是功盖天下，国土比三王时还要广，车船能通的地方，人迹能到的地方，都成了陛下的奴仆，四海统一，开始于今天。应该乘逭盛大功勋的机会，以及陛下圣明之时，分封国土，使同姓子弟为诸侯王，建立千秋万代的长治久安，直至世代相传。

我又听说国家有能臣就安宁，有权臣就混乱。而帝王的制度，国君设立太子用嫡子而不是按年龄大小，设立嫡子用年长的而不是按他们贤能的程度，造是不能改变的。但贤明的极少，没有才能的极多，这原是一般的情况。物类相求，相互感应而聚到一起，这是很自然的。因此愚昧的国君在位，就会权臣满朝；贤明的帝皇临朝，就会能臣占据职位。能臣和权臣，都是执掌国事而决断朝政的，但成败相反，邪正相背，这是何故呢?权臣凭藉权力树立私党，能臣通过权力尽力为公。尽力为公，是政治的根本；树立私党，是祸乱的根源。比较而言，安定的时日少，而混乱的时日多，政教逐渐颓废，想让国家没有危险，是不可能的。不仅仅是这样。假如愚昧劣弱的后继者，承蒙前代哲王的遣业，得到中等贤能之才的辅佐，但建立国家的根基不深，没有枝干相辅的局势，那样的话所谓能臣的人也就变成了权臣。为什么呢?国家出现倾覆的势态，当权的人就受到怀疑，被众人猜疑就难以自信，而甘愿接受死亡，逭不是入之常情，因此为保护自己的缘故就成了权臣。如果国基深厚，作为屏障的藩国强大，那即使立幼小的君主天下人也不会忧惧，过去所说的权臣，现在反而忠诚而成为能臣。为什么呢?从道理上讲国家没有危亡的情势，大臣不受猜疑，忠诚的人得到表彰，正是由于不害怕奸邪的缘故。圣明的帝王知道贤能的哲王不会代代出现，因此设立藩国相持的局势来统治大臣。因此一经设立五等爵位，大臣无论忠奸，都会一同尽力守忠，来顺从他们的主上。诸侯一确定，继承的人不论贤能还是鄙陋，也都一样对待，等于没有忧虑。况且封国如果稳固，那么所任用的大臣，贤能的人将会使国家治理得更好；委任中等智力的大臣，也足以长治久安。为什么呢?是由于国势本来就容易维持的缘故。

这样说来设立邦国如果能事事合理，就会无所不成。所以周室自成康以来，到宣王以后，一直到赧王，逭中间有好些代，朝廷没有名臣，但国家没有坠毁的原因，正是由于诸侯的帮助。所以说，为社稷考虑，没有比立封国更重要的。邪正逆顺，是维系人心的关键。现在建置藩国，应该审时度势，让诸侯王率义而行，同仇敌忾，使他们的力量足以维护京城。如果诸侯包藏祸心，因奸邪而起事，就会孤立无援，他所凭藉的力量也不足以有所作为。但要做到如此是很难的，陛下应该与通达古今懂得事势的人共同谋划。建立诸侯国，在于使诸侯以藩国为乐，大臣以能在封国的朝廷为光荣，各自福运传承，传到万代；上下同心，爱国如家，视百姓如子女，然后才能保持享受福禄，同时保卫王室。现在诸侯王的封土，都超过了古时的诸侯，但诸侯轻视的爵位，大臣以所处的职位为耻辱，没有安定的心志，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他们地位和郡县相同，没有封国的制度的缘故。现在的建置，应该按照旧有的章程，一如古代的典制。但人心都是守常，不到十年，好恶不会改变，心愿不会变化。我的愚笨想法，觉得应该早建制度，迟缓就会失去众望，要改变人心将更在十年以后，如早立制度然后就能使君臣各安其位，以所受的职位为荣，上下互相支持，形成藩屏辅助的事态。如果仍像现在一样，那就祇能是亏损国家的储存物资，白白地浪费粮食布帛，无补于镇守国土保卫皇上的大局。

古时分封诸侯既定，各自有了封国，后来即便是诸侯王的子孙，再不分封尺寸的土地，遣在今天是必然行不通的。如果推论亲疏，转而废黜疏远的人，来立亲近的人，那就像是郡县的官制，不是建立封国的制度。现在应该预先实施分封，使十世以内，血缘关系亲近的人分封在近郊地区。十世以后，近郊地分封完了，然后亲疏相互支持，不能再如十世以内一样。但建立亲属封国仍有地方，等到天下都分封满了，就已经过了好几百年上千年了。现在刚刚开始分封就使亲疏关系倒置，很不合宜。应再次大规模地丈量天下土地的数量，都分封给人，用来使同姓的亲族为王，让亲疏远近不至于错置而各得其所，这样就可以永久安宁。古时的封国，大的不过方圆百里，然后人民很多，境内必然人力充盈，足以完备各项制度。现在虽然一封国将近千里，但国力实际上寡弱，不足以尊奉国家典制。所遇到的情形不同，就应当因时制宜，用来适应今天的局势。所以应该使诸侯王国的礼仪制度少但军队纪律多，但对于古代典制中诸侯国应有的制度都给他们设立健全，对一些不是急需的制度，可以逐渐趋于完备，不能立即全部设立起来。要等到车甲器械都齐备了，群臣才佩带彩色服饰；仓库已经充实了，才营建宫室；百姓已经富足了，才完善官司衙门；国内充实了，才设置礼乐制度。但宗庙社稷，应先建造起来。至于境内的政务，任用官员，如果是内史、国相的话由天子任命，其余各级职务以及决断死生、粮食物资、刑罚赏赐、不是封爵位的事，都由诸侯王专权处理。我所列举的两点，是这事的大概；其中没有写的，应在这两点范围内的，应以此为准。现在的诸侯国原是一个郡的政事而已，如果设立古时的典章制度，就会官衙太多，不需要那些机构，虚设的官制损耗实力。至于刑罚赏赐，是统治下级的大权，权力不重就不能统治众人保卫皇上。因此我的意见认为，想使诸侯有权，就应使他们礼仪少而军队法纪多，但最终仍以能处理今天的事为宜。

周建立诸侯，长久享有封国，和称王的人并存，长久的近千年之久，时间短的也好几百年；汉朝的诸侯王，传位才到曾孙或玄孙辈。人性相差不远，古今一样，而这两代诸侯王享国的年代长短相差太悬殊，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立意原本就不同而制度又不一样的缘故。周朝设立诸侯，使封国重于君主，公侯之身轻于国家，因此无道的君主免不了被诛杀流放。切实振兴继承将要灭绝了的诸侯的封国，因此国家不至于泯减。免不了被诛杀流放，各诸侯王就会害怕；后代必然继承国位，所以没有亡国。诸侯王害怕，然后就遵守法度，也就使在下没有灭亡的诸侯国，天子统治依靠他们，国势自然安定，造就是周室之所以长期存在的缘故。汉朝设置封国，轻重相同，因此诸侯王失去法度，身陷罪遇被杀，封国随着灭亡。不崇尚兴继灭绝的道理，因此在下没有稳固的封国。下面没有稳固的封国，天子居处在上，势力孤单无人救助，所以奸臣把持朝政，容易使国家灭亡。现在应该改革汉朝的弊端，修复周朝的旧制。即使有失道的国君，被诛杀灭绝，又没有子嗣继承君位，但如果有当初受封的封国的后代，不论亲疏远近，也必然能继承君位。如果没有遗留下来的后代，就设立虚位，等皇子出生，来继承国统，然后使国家继兴而不至灭绝。班固说“诸侯失去封国也是由于法网严密”，所以现在又应放宽对他们的检查。况且建立封国的道理，关系盛衰，大制都确定下来，颁告各封王，昭显盟誓，写在玉板上，藏进金柜中，安放在宗庙裹，副本藏在有关部门。这样的话势寡力弱的小封国也不会有危险，何况万乘之国的主上呢!国君凌驾于难以倾覆的封国之上，就会稳固安全，如华岳般根深蒂固而天下太平。我的意见，是希望陛下能处于安全的地位，寄托大业于已成之势，就可以没有后患了。

现在乡村没有名士，官衙没有贤才，这是什么缘故呢?对时政的议论不整肃，人们不树立德行，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取悦他人，所以没有名士。下面的人不专管一职，又不进行考核，官吏不尽力，所以没有很高才能的人。没有很高才能的人，就会使国家大事遭受危害；名士太少，就使后进的人没有来源，因此我觉得应该对官吏进行考核并整肃对时政的议论。想富贵而讨厌贫贱，遣是人之常情。圣王非常懂得事物的情理，知道这种常情不能除去，所以将公私利益等同起来，而责成人们按道义来求取财富，使想富裕的人必先经过贫苦，想显贵的人必先安于卑贱。安于卑贱就不骄傲，不骄傲就有了廉耻；坚守贫苦的人必然会节制欲望，节制欲望然后就能保全节操。这样处理事务，便能尽力为公。尽力为公，是走向富贵的路途；不谋私利的人最终得到私利，所以说公私的利益是相同的。现在想谋求富的人不经过贫苦就得到富，想显贵的人不安于卑贱就得到显贵，公私利益相反，就导致了人情不能没有私心，满足私利不是通过为公的途径，就会常常背弃公而取私利。所以风俗节操一天比一天颓废，公理渐丧，人们谋取富贵，不是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得。这样处理政务，大小事情都难以实现。但政教颓废由来已久，难以一朝反正。又社会风气奢侈萎靡，竞相营私，众人浑然，庸俗的行为一样，不能一下就整顿肃清，升降悬殊。况且政教不求尽善尽美，在于抑制大者，一样奢侈的人中，还有更过分的。应让那些不懂得适合情理而纵情的人，放弃他们显赫荣耀的富贵，一下处在不毛之地；约束自己廉洁朴素的人，受到有俭约德行的报答，排列在清官的位置上。两种情况分开来，使各得其所。但社会风气奢侈，不能短期内整顿肃清，因此我私下考虑，希望渐渐地来改变。

天下极大，万事极多，帝皇仅一位，如同天日仅有一个，因此不能事事都听取遍览。所以圣王的教化，抓住大要而已，委任政务于下面的官吏而不是事事由自己来处理。分职已定，就不再参与，不要日夜操劳，不要怕人说不管事，而是政体应该如此，事势导致这样。为什么呢?刚开始创业策谋，不懂是非，难区别能与不能，很难对官员考察。已经实行以后，按照做事的成败，来区分功罪，非常容易。容易识别在于考察以后，难以观察在于创造以前，所以帝王常处在容易考察的情况下就很安然，大臣不处在危难之中就会罱。现在陛下常常精于注意事情的起始而忽略了考察其结果，因此各级官吏处理事务时很少有做得成功与否的忧惧，矫饰文词来躲避眼前将要受到的谴责，所以政事没有处理好。陛下如能抓住要领以统治臣下，然后大臣的功罪就能通过政事成败表现出来，难以逃脱对他的赏罚。这样就会罪不能隐，功不能没。功不能没，就使贤能的人得到勉励；罪不能隐，就会错误减少日趋整肃，这是治理国家的大计。我推测陛下的心意，在于尽善尽美，又害怕政事有失误，所以精心于事情的起始，以求得到没有失误。又因为众多的官员中能胜任的很少，因此不委托政务给他们，宁肯自己终日忙碌。我认为现在想尽善尽美，就应当考察结果。为什么呢?因为精于起始则难以考察结果。官员大多不能胜任，也应委任政务给他们，使有才能的人能够取得成功，无能的人能够显现错误。错误表现出来就能废除他的职务，取得成功的人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任用，然后贤能的人就可以常居官位来很好地工作，愚劣的人就不能占据官位浪费俸禄来祸害政事。如此不断地实行下去，就会使胜任职位的人慢慢增多起来，年代稍为久远，各部门就都能得到胜任的人才。这样考核，是为政的要务。现在陛下不依靠官员取得成功，而和众位官吏共同谋划事务的起始，就使功罪难以区分。下面的人不能专任事务，身居官位时间不长，因此能与不能难以区分。如何考察他们呢?现在的官员决不会都是贤良的人才，又决不会都是软弱无能的人。但现在想举荐一位忠诚贤良的人，却得不到奖赏；查出一位无能犯法的官吏。也得不到惩罚。等到被免官退职，还自认为不应该，并不是没有才能。升进的人自己觉得不过是资历久和人们的奖誉而已，并不是有功绩。如果说不是这样，那么当今的政务不能使圣上称心，造就是验证。陛下利用现在的法度为政将近三十年，而功业不能日新一日，这原因又在哪裹呢?古人说：“琴瑟不调，必须改弦更张。”大凡我所说的，是政体的常规，但古今情况不同，遇到的事不同。陛下纵然不能尽得成功的途径，将事务都委任臣下，但把如今应上奏的事务，去掉不是急务的，使重大的事情精减大约三分之一。

古时六卿分职，冢宰为首。秦漠以来，九卿执掌国事，丞相为总管。现在由尚书决断，各部门遵照执行，比古代的制度要繁重，有些部门本不需要，但今天未能减省归并。可以分出众多事务交付外寺，使他们有专管的权力，由尚书总管，像古时的丞相。衹有创立法制，决断死生，罢除流放官吏，斥退黜免的大事，以及收入支出等事，由台合上奏处理。其余事务由外官专掌决断，年底由台合考察计算功绩就可以了。这样由九卿起始创造，决断实行，尚书记载主持，依法赏罚，其结果必然会更好地考察成绩追究错误。当今执行的人一举一动都受上面指挥，上面有了失误，不能再归罪于下，年底也不考核功绩，不加责罚。监察部门依法纠举罪责，狱官按罪查清事实，执法的官吏根据讼辞谨守律文，大法虽然相同，但在实施的过程中，监察部门和法狱官吏又有些小的差异。狱官注重事实，法吏重文辞，监察部门则想列举大过而略去小误。为什么呢?捆微的过失，谬妄的缺点，这入之常情是每个人都必然会有的，而都依法追究，就会使朝野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就造成所谓本想治理却反而使局面更为混乱的原因。

所以善于为政的人抓住纲要而放宽小罪，抓住纲要就会包罗面广，法纪宽疏就会使小的过失被遣漏，包罗面广就会为政不严苛，这是为政的关键。但从近世以来，监司官员，常常不抓住大纲但对细微过错必加追究。细微的遇错不足以祸害政务，追究的话就会苛捆而更乱；大纲不振，就会豪强横行肆虐，豪强横行肆虐，就会使百姓失业，造就是造成缓急失措轻重颠倒的原因。现在应命令有关部门改正平常的为政方式，使天下可以推行好的教化。要达到这种程度并不难，陛下如不喜好支离苛密的案件，必然会责成上奏重大案件，使官吏尽力为公，则祸害国政的奸臣自然会束手就擒。那些大奸犯法而扰乱百姓的人，大多出自豪强，而豪强势力足以吓人，财货足以为所欲为，因此官员怯于他的势力而不敢上奏。下吏放纵奸邪，但怕说他任职而不负责，就罗织一些小的过错。使上奏弹劾不断，看起来尽力为公，而扰乱法律不公平却被掩盖。不仅无益于政体，对时政的议论也更多。古人说：“君子的过失，像太阳发生日食一样。”又说：“有了过失但能改正。”又说：“不犯第二次错误。”这几条，都是讲贤人君子也不能没有过错的言论。如果不至于祸害国政，就都应为法网所遗漏；所犯错误太大，然后加以王法，这是我所说的罪过深浅如何处理的大概。

君子应保全美誉来从事善政，不好的人必被诛杀来警戒众人，这是为政或杀或赦的准则。为什么呢?所谓贤人君子，也不能没有过失，不因小的过失就废免其人，动不动就绳之以法，就会愧对圣明。为什么呢?虽然犯有错误，但轻重悬殊，对于士君子心中所受的责罚不同但名誉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不法之徒得以引用他们的声名来自比，惑乱视听，趁著名声可以扰乱，藉力取直。所以对时政议论更不利。大凡纠举过错弹劾失误，是要用来肃清诬陷整顿教化，现在纠举小过，使清议更为颓废。所以圣人深知人情而通达政体，所以说：“不因一点小错误而掩盖了大德行。”又说：“赦免小过，推举贤才。”又说：“不要对人求全责备。”因此戴着冕冠前有玉旒，用丝絮塞住耳朵表示不听信谗言，用意在于对恶人的惩罚必须取其中大的，然后简约但不疏漏，犯大罪的人必然受到诛杀，这样法禁就容易全备。为什么呢?危害法律在于犯大罪行，却去严谨地搜寻小的过失，造和把豺狼虎豹放在大路上不管，而去严禁在墙角缝中偷盗物品的老鼠，又有什么区别。古人说，“鈇铁放弃不用而常使用刀锯，不能为政”，这是说放弃大事而处理小事。当今政务的过失，有点相类似，陛下应当反过来去做，就能做应做的事。

权宜之制不能长期使用，政务乖谬不能保安，这是说攻与守的方法不同。百姓虽然愚昧无知，但他们的愿望不会凭空产生，必定是随时宜而产生。有原因而产生，那这一愿望就不可剥夺；事情没发生变化以前，那时机也不可违抗。圣明的为政之道，会迅速去处理，等不到下车，因此能一举一动合乎时机，做到大得人心。昔年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们服役住家，各在一方；这既是形势所需要，又不得意，权且用于一时，以应付急务，并不是常典。但沿用至今，积年不改，百姓虽然身受困苦，但不生私怨，实在是因为他们懂得三方尚未平定统一，知道暂时不能求得安宁的缘故。所以心甘情愿服役就像在家裹一样，视危险如同平安。到了平定吴的时候，天下想望平静，但东南二方，六州的郡兵，将士武吏，戍守长江沿岸，或者给京城在水上运输物资，父亲在南，儿子在北，家人分离，都不安宁。又不习水土，运输劳作频繁生病，甚至有死亡的灾患，这种情势不可长久。这些事应当很好地加以解决，以满足人们的愿望。魏氏人役交错，也应改革旧法。这雨点做得合理，百姓就会十倍于今天地感恩戴德，妪歌欢乐的生活。自董卓作乱到今天，将近百年，天下苦于劳役，人丁艰难到了极点。天下统一，开始在今天，百姓想念安宁，不是凭空虚望。但古今不同，遭遇不同，确实也不能全照古人的方法，全部免役，但让受各种劳役的人不出各自的地区，兵卒守备在各自的家乡，的确可以做到。即使不能全部这样做，但如果做到合理，就可以平静三分之二的人，服役就可以不出千里。做到这些，天下人蒙受的好处就难以计算了。

政务千头万绪，世事尚未治理好的，难以全部在奏疏中列举，提纲挈领，关键在于三条。想要政治清静，清静在于减少劳役，减少劳役在于无马而治。想使仓库充实，则在于发展农业，而利农在于平耀粮价。为政在于申明信义，申明信义在于简选贤能，简选贤能在于任官时间长。使官员任职长并不是困难的事，让他们在位连任，如果才能不合适，就不要让他转任他官，这样事情就能办好。平耀粮价现在已经有了成法，其中尚未完备的可以补充完善，就能储蓄谷物。要无为而治没有别的方法，减轻烦重的劳役，抑制像是有益实则有害的事。如此而已，天下就清静了。这三条一旦实施，虽然还不足以纯厚教化，但可以做到安宁是绰绰有余的。国家的利益，在于天地自然之财富，也就是农业。所建立的制度为农，就会有功益。如果妨碍农业，都专务于搜刮，遣都是好像有利实则有害的做法。但现在天下有必须要做的事，不能停下来，有的花费功夫很少但所起作用很大。目前做的事，稍微有些废弛，但到了最后会大有好处。农官有十倍百倍的好处，到后来有了妨害，在于有些事开始时看来似乎不要紧，但最终成了大患，应该反过来做工作，用来堵塞住这种祸患的发展。又如黄河、汴水合堤，沈莱治理，这些劳役不能停下来。诸如此类，也是不得已的。但事情要考虑缓急，权衡轻重，如果不是此类，就以此为准则，才可以用劳役，其余都专务于清静而与民休息。但要能精于计算轻重，权衡利弊，知道该兴什么废什么，这很难做到，如果不是上等的智能高超的才干，不能胜任。创业的伟大，功勋在于垂范，使后世的人有所依赖得到安宁。安宁的局面，虽然看似昏暗实则光明，大智若愚。成就济世功业的人，实际在于做好教化工作，其根本在于使国家清静。至于修建官署，诸如此类的役作往往伤于过于奢侈，这些用不着担心不做，将来会不等陛下下令就会做。至于承受前代的遣业，依靠时日，实际在于前代的遣风能得人心，他们的余业可以匡救幼弱，但现在勤于所不需要的事，却损伤了所依靠的事。造两点，哪些事急需解决，陛下如稍微加以考虑，详细选择合适的事，就会天下大治了。

社会上的议论，私下将陛下比作孝文帝。我认为圣德的兴隆还是衰败，在于后世，不在当今。为什么?陛下就像龙凤飞翔，应时登上帝位，有创业的大功。扫荡消灭了强大的吴国，很快又征服了南海而有之。以天子之尊，仍为百姓着想，有孝顺节俭的仁德，超过了百王，又有这一功德。做事无论巨捆，一举一动都成法度，又有这种品德。如果处理好在位时的国政，建立巩固的封国，使晋代天长地久，后世瞻仰遣迹，考察功绩，那实在能和汤武相比，孝文帝怎能同陛下相比呢!我遣番话，并不是褒扬虚美陛下的说法，事实就是如此。如果要问为何如此，或有未能做好，那恐怕优秀的史官在记载功勋的时候，没有写好，非常可惜。造就不能不使那些懂得政务的人士参与陛下的谋虑，等实行的年代稍长久，最终必然会取得成就。希望陛下能稍加注意我的言论。

又议论对肉刑的看法，见于《刑法志》中。下诏回答说：“得到陈奏建立封国制度，应遵照古代典制，用刑齐法，应该恢复肉刑，以及谈到六州将士之役，居官任职的方法等，所陈奏的各条，我知道了你在忠心为国。以后有事仍请全部奏报。”

元康初年，刘垣跟随淮南王司马允入朝。正遇上诛杀杨骏，刘颂驻扎守卫殿中，当天夜裹，下诏任命刘颂为三公尚书。又上书议论律令方面的事，受到时论的称赞。很久以后，转任吏部尚书，设立九班制度，想使百官任职很少改任，以便考察其是否有才能，赏罚分明。当时贾郭专擅朝政，做官的人想迅速得到升迁，这一制度最后不能施行。

赵王司马伦杀害了张华，哭得很悲痛。他听说张华的儿子逃脱，又高兴地说：“茂先，您还有后代啊!”司马伦的党羽张林听到此事，大怒，但惧于圣堕为人持正而不能暗害他。孙秀等人推崇司马伦的功绩，认为应加九锡，百官不敢提出异议。惟有型堕说：“昔年出给堕加九锡，垫给置加九锡，都是一时使用，不能当常礼推行。现在宗庙平安，即使皇后被废黜，专权的奸臣受到诛杀，但过去周勃杀诸吕而推尊孝文，霍光废掉昌邑而奉孝宣，都没有给予九锡的成命。现在违背旧有的典制而效法一时之制，不是前代帝王的制度。九锡的建议，请不要施行。”张并对此愤怒不已，认为刘颂是张华的党羽，将要杀他。孙秀说：“杀了张华、裴颁已经伤了人望，不能再杀了刘颂。”张林才罢手。便任命塑堕为光禄大夫，在他官署前设有行马。不久病逝，皇帝派人去吊唁祭祀，赐给二十万钱、朝服一具，谧为贞。中书侍郎刘沈奏议，称刘坛为当时小辈，应赠开府。孙秀平素忌恨他，没有允许。颂无子，抚养弟弟刘和的儿子刘雍早死，又以刘雍弟弟型翅的儿子型历为嫡孙，继承封爵。永康元年，下诏因刘颂杀贾谧时统摄百事有功，追封为梁邹县侯，赐给食邑一千五百户．刘颂的弟弟刘彪字仲雅，参与安东军事。伐县时，抓获了张悌，多次升官至积弩将军。到武库发生火灾，刘彪出主意拆断了与着火地方相接的房屋，抢救出来很多珠宝器物。历任荆州刺史。刘颂的二弟刘仲字世混，历任黄门郎、荣阳太守，还未上任，逝世。

当初，刘颂把女儿嫁给临淮人陈矫．陈矫本是刘氏人家的后代，和刘颂是近亲，由他姑姑家收养，改姓陈。中正刘友以此事规劝他，刘颂说：“舜以后姚虞、陈田等姓本是同根一系，而世世通婚，礼律不禁。现在我家这件事也是一样的道理，通婚是可以的。”刘友正想条列奏上。被速画所阻止，因此未被弹劾。刘颂问明法掾陈麸、基毯说：“乡人中谁最委屈?”二人都说：“刘友委屈。”型堕变色呵斥他们，鉴堂辩解说：“刘友因私自议论冒犯明府是错了，但乡人公论说他委屈。”刘友前后被征召为公府掾、尚书郎、黄沙御史等职。

李重，字茂曾，江夏钟武人。父李景，为秦州刺史、都亭定侯。奎重从小好学，有文采；早年成为孤儿，和众位弟弟住在一起，以友爱着称。二十岁时任本国中正，谦逊退让不上任。后任丝垩王文学，上疏陈述九品说：“前代帝王设立制度，随时变革，变革的道理，在于变得适合国情。九品制开始实行于丧乱时期，是军队中的制度，不是长久实行的治国方法。况且检查防备也变得烦琐，刑罚失实，因此朝野的议论，都认为九品制乱风俗，已经有很大弊端。但到了有人提议更改，就又迟疑不决。我认为改革法令创立制度，应当首先考虑利害得失，然后实施，使大的体例通达而没有阻碍并不轻易变动。古时候诸侯治国，分封土地有一定的制度，封国有固定的王侯，人没有非分的欲望，卿大夫世世代代享受福禄，做官的人没有超出自己本职的想法，大臣没有超越国境的交往，上下秩位固定，人们的道德归于仁厚。窒反其道而行之，废除诸侯设立郡守，风俗变得浅薄，就是由此。汉改革秦的弊病，参考题、台制度，设立了封国与郡县，使分封土地有了一定的制度，而郡县官吏必须各自推举贤才，贡举士人要依据家乡对他的评议，事情做得合乎圣王典制，可以和三代相比迹。当今圣德隆厚，光芒照耀四方，亿万百姓仰望不已，看到了太平盛世。但承接魏氏的凋敝，人离物散，做官的人不常在朝廷，人们没有固定的居处，郎吏聚集在军府，豪强集中在都城，事体驳杂乖错，和古代不同。我认为九品制已经授舆，就应首先使各级迁移，听任相互合并。而且申明荐举的方法，不能滥收境外之人，这样做官的人士不用分别就可以达到均衡，就地解决实施。又建立官级制度，成功在于简便而能长久推行。品级少，人心就安定；长期从事某职，就会取得成就显出好坏，所以三代能够直道而行。我认为选官按例分为九等，是当今的要务，现在应当加以实施。圣王知道天下不好治理，常常用简易的方法来治理，所以在乡里寄托那些隐逸的人，这样家家户户都像是官署。如果任用不当，事务不合，那即使竭尽圣明之智，也不能办好事情。由此看来，如果能使这两点都实行的话，就会都想回归本业，在乡里的人也进德修业，奢华竞争的风气就会自然止息，而礼貌谦让的风气将一天比一天隆盛。”

升任太子舍人，转为尚书郎。当时太中大夫恬和陈上表，讲到汉孔光、魏徐登等人曾有过议论，使王公以下限制占有奴婢的数量，以及禁止百姓卖掉田地院宅。中书认为可以实行，下令主持的人制定条例。李重上奏说道：“先王的制度。士农工商各有分别，不变更他们的职业，所以物尽其用生活充裕，各尽其力。《周官》平均土地的方法，用井田制经营土地，分别五物九等赋税的次序，然后公私的制度确定，天下的土地都平均。自从秦打破井田的疆界，建立了郡县制度，这种制度受到瓦解。到了漠、魏，因袭旧制，国法所严格限制的，衹是在衣服器物车辆等方面有高贵舆卑贱的差别，使人们不至于僭越仿效而扰乱了尊卑制度。至于奴婢作为私产，却实际上没有做遇限制。八年《己巳诏书》中已申明律令，士卒百工以上，所穿的衣服和使用的车马都不能违犯制度。如果一县在一年之中，有三家人违犯这一法令，洛阳县一年之中有十家以上犯法的。就免地方官之职。照诏书的方法，法制已经很严格。现在如恬和所陈奏中讲的了L光、徐干的建议，都是衰败时代过于奢侈，成了当时的祸患。但盛汉在其初期并没有这种制度，孔光等人提议了却未实行，这不是遣漏掉而没有实行，而是能推行但并未采用。是因为诸侯分封已灭，而井田制并没有恢复，这样国家的法律不能限制人们的私产。人们的田地宅院既然没有一定的限度，那么奴婢也就不应该限制占有的数量，我害怕这是一种徒劳的法令，实际琐碎而难以检查。当今圣明天子统治天下，事事都崇尚简单易行，各项法令禁律都已完备，恬和的上表请不要施行。”

司隶校尉石鉴上奏说，郁林太守介登被诸侯王役使，请求召还他；尚书荀恺认为边远郡地不是人们所乐意去的地方，奏请降低介登的官级让他在原郡做官。李重驳议说：“我听说立法没有定制，用以整饬众人纠察奸邪，不必琐碎追究，无所遗漏。所以受阻滞的人少，而受帮助的人多。现在像介登一样做郡守的人很多，如果听任让他降级任职，并成为准则的话，我担忧才能平庸的人到边远郡地任职，会有贪污受贿的弊病，造不是整肃清明教化，使边远地区和辑安宁的办法。我认为应该听从石鉴所上的奏议，先召回介登，使国法有常例可遵守，不因为地方的远近而实行不同的制度。”下诏听从了他的建议。

太熙初年，升廷尉平。驳议廷尉邯郸醉等人，文词繁多逭裹不记载。再升为中书郎，朝廷每有大事以及有疑问的问题，他都参考经典进行处理，大多都被施行。升为尚书吏部郎，坚决抑制奢华争竞，不接待私下拜谒的人，尤其留心任用隐逸的人才，于是众多的贤才都被举用，提拔任用习匕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室谌等人作秘书郎以及诸侯王文学，因此天下莫不归心。当时燕国中正刘沈荐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同意，刘沈又坚持向中书奏举霍原，而中书又把这件事下达给司徒府讨论。司徒左长史荀叁眬为：“所谓寒，应当指出身卑微贫穷的人，没有世族渊源的资格。霍原是列侯，拥有金紫，当初在社会上做一些流通往来的事务，后来才致力于学习，小时候和长大成人后不一样，年纪大了才树立声名，但乡野间对他的称誉还不大，听不到他好的德行礼法，不应当把他看成是寒门出身。”李重上奏说：“按照《癸酉诏书》，应该推崇廉洁谦让，废黜浮华争竞。其中有自谦称为寒门而端正谦恭要求自己的人，应先任用他。按诏书的意旨，如以二品作为资格，可能会失去廉洁退让的人士，因此起用寒门出身的人用来表明崇尚美德。司徒总管选拔人才，实际上是掌管国家教化，应当有严格的评定标准，来统一风气。但古代德行高尚的人士，有的栖身岩穴之中，有的隐迹在山丘园林，有的要求自己遵从礼制，有的到老以仁道见称，出处行动沉默寡言，惟义是从。不能因为年轻时和成人后操守不同，就怀疑他现有的美德，而责成他始终如一，这不是所说的选人必选其德之理。而确实应当以当地的情况来考察他，从任用荐举的人那裹调查他。刘沈是中正，亲自执掌选举权。他陈奏霍原隐居求志，热爱古制喜好学习，学习不图谋利，行为不邀取功名，躲藏在深山，身藏道艺，对外没有希图取悦于世的谀容，在内保全隐逸的气节，成就了德行树立了声名，缙绅之士都钦慕他，委身向他求教的学生来自千里之外，有着孙子孟子的遣风，严光郑玄的节操。刘沈一开始举荐霍原，先咨询了侍中、领中书监张华，前州大中正、后将军婴，河南尹轶等。过了三年，各州官员还朝，幽州刺史许猛特意把霍原的名字向上荐举，把他拟任西河，请求加以征聘任用。如刘沈所列举的那样，州裹已举荐丁他，而且刺史也上表举荐，这样还说他在乡野的声誉不好，没有好的德行，舍弃了已征验考察遇的结果，而又没有明确的道理和义正的言辞，使刘沈改变看法。况且荐应二品，不是他所要求的。但是霍原意志坚定隐居深山，修述儒道，德义可嘉。如果抑制不用，将会辜负幽州人的愿望，伤害敦厚仁德的教化。按照诏书所要求的旨意，应举霍原为二品。”下诏听从了刘沈的奏议。

李重和李毅同为吏部郎，当时王戎任尚书，李重以清正尚直受到称赞，李毅博通有智慧才识，虽然二人节操不同，但都身处要职，王戎以知音对待他们，各得其长。李毅字茂彦，史书没有记载他的事迹。当时内官权重，外官权轻，加上官级繁多，李重奏议过这一弊端，见于《百官志》中。又上疏说：“大凡在山林之中逃避宠幸的人士，虽然违背当世，出处不同，但先王赞许他们的原因，是嘉许他们高尚的情操。过去先帝忧虑风俗奢华的弊端，想反归纯朴，就向在朝的官员咨询，搜访隐逸之士。咸宁二年，征用安定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四年又召南安朱冲为博士，太康元年，又征用朱冲为太子庶子，虽然他们都称病没有到任，但朝野都表示高兴诚服。现在陛下发扬光大先帝礼敬贤才的宗旨，我寻访朱冲的家乡，说是他虽然年纪很老，但志气仍很大，精心研究儒道，到老而更新，德操纯贞，所在地都受他的教化，的确是隐居山野的高德之人，足以作为表率而使风俗敦厚。我认为应该宣示圣恩，趁他还没有去世，给予表彰优礼。”当时朝政混乱，最终没能听从。李重出任行讨虏护军、平阳太守，尊崇道德教化，修建学校，表彰忠诚笃行之人，提拔贤能，清廉俭约而无欲，端正自己给下属作表率，在职三年期间，弹劾罢免了四个县的官员。他的弟弟李嶷死后，他上表辞去了官职。

永康初年，赵王司马伦用李重为相国左司马，因忧迫成疾而死，终年四十八岁。家贫，住宅狭小，没有收殓停柩之地，下韶在典客署办丧事。追赠为散骑常侍，谧号成。子名李式，有好的名声，官至侍中，咸和初年逝世。

史臣曰：子雅年轻时就在朝做官，竭尽忠诚努力为国，广泛论述建立封国，深合时宜，详细论述刑名，所论都适合政体。虽然文辞不够华美婉丽，但切要有理。和西京时代的人相比，离买谊不远；和束国的人相比，超过了郎颤。到元康之间，乱臣贼子专擅朝命，朝廷上下震惊，都苟且偷安；刘颂在这时，仍忠直不屈，痛哭张公的无罪，拒绝给赵王妄加九锡，即使古代的耿直名臣，谁能如此。至于私议，对刘友有不公平的看法。是憎恶某人但又能表彰他的优点，推举人才能不避仇敌一样!李重讲因循舆改革的道理，驳斥田产之制，词合事当，都有可取之处。到他锐意主持选拔官吏，留意举荐隐逸的贤人，浚冲当成知己，岂是虚假的!

赞曰：刘颂刚烈正直，德义形于言表。上下磨砺，他的确有这种德义。李重清廉雅正，心志无私。推举贤良提拔隐逸，好的言行在他那裹体现。两位贤哲，是国家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