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版《晋书》正文·戴逵传

戴逵字安道，谯国人。少年博学多闻，喜好谈论，善于作文，工于书法绘画，能弹琴，其他各种才艺也莫不集于一身。还没成年的时候，就用鸡卵汁浸泡的白瓦屑做成了郑玄碑，然后自撰碑文并亲自镌刻，辞采华丽器物巧妙，当时没有人不惊叹的。生性不合世俗，常常以书琴自娱。拜豫章术士范宣为师，范宣把他看作奇士，并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他为妻。太宰、武陵王司马日希，听说他善于弹琴，便派人征召他，戴逵当着使者的面摔破琴器，说：“我戴安道不作王府门中的伶人！”司马日希气恼之极，便改召他的兄长戴述。戴述得到召令兴高采烈，抱着琴就去了。

　　戴逵后来迁移到了会稽剡县。他生性高洁，时时处处以礼仪制度为处世准则，在内心深处把放达浪荡看作无道，于是便著文说：

　　“听说亲人死了采药不归的人，是不仁之子；看到国君危急了却出关而去的，是苟且偷安之臣。古代的人为什么不认为他们妨碍名教呢，因为人们理解他们的本质，就不会被表面的形式所迷惑。像元康时代(291～299)的人们，可以说他们是好隐逸却不探求隐逸的实质，所以有舍本逐末、向声背实的弊病，这就好比以西施为美却学她的颦眉，羡慕司马有道的风姿却只注重折叠巾角，他们所仰慕的，并非对方真正的优点，只是注重形式罢了。紫色之所以能混淆朱红色，是因为它近似朱红色的缘故。恭谨温顺的和事佬，似乎也符合中和之道，但是却破坏了美德；放荡的人好像是旷达的，事实上却破坏了大道。这样看来，竹林七贤的放荡，便是西施有病在身而皱眉的一类，而元康时代(291～299)的放荡，便是无德无才而只折巾角的一类，难道不应该分清吗？

　　“再说儒家崇尚声誉，原本是想借此倡导圣贤，既失初衷，便变成了哗众取宠、博取声名的陋行。怀情丧失真率，以容貌相欺，其最终的恶果便是流入做伪的末流。道家崇尚无名，意在自然真实，假若失去本意，便会变成越礼背法的恶行。情礼俱亏，连俯仰吟咏都忘了，其最终的恶果便是流入浅薄，不是儒道两家本旨的失误，它的弊病在于假借两家的旗号而通行于世。人生大道有千古不变的准则，可是弊端却没有千篇一律的规律，因此《六经》有失，王政有弊，假若违背根本大道，就是圣贤也无可奈何。

　　“唉呀！行大道之人如果不是修养完善、举止必当，那么，又怎能不追怀古烈、仰慕学习先代圣人呢？如果有迷惑，学习之后才行动，讨论之后再发言，当然应该分辨其取舍的标准，追求用心之术，认识他们小屈而大伸的主旨，肯定他们披褐衣而怀宝玉的缘由。像这样，途径虽有差别，但殊途同归；足迹虽然好像混乱，但没有背离根本目标。假如不能这样，那么就会隐遁忘返，随波逐流，为外物所驱，以伪诳自欺，向外迷惑于尘世的喧嚣豪华，对内丧失人性的真实自然，以自矜清高改变内心的真情，使尘垢掩盖心灵的本心正义，以至于贻笑千载，能不谨慎吗？”

　　晋孝武帝时，朝廷屡次征召他作散骑常侍、国子博士，他以父亲有病为由推辞不就。郡县催逼不止，便只身逃离吴地。吴国内史王王旬在武丘山有别墅，戴逵偷偷跑到那里，同王王旬一起游玩十多天。会稽内史谢玄考虑戴逵远逃不归，便上奏疏说；“我看出戴逵是个超尘脱俗、不营世务的人，他甘居陋室，以书琴为友。虽然策书征召多次，依然幽静之操不改，超然绝迹于世，追求自己的志趣。况且他年近七十，常抱病在身，有时身心不适，病情更会加重。如今王命没有收回，将会使他遭受风霜之苦。陛下既然爱护器重他，就该使他身名并存。请陛下停止对他的诏命。”奏疏上报后，孝武帝答应了，戴逵就又回到了剡县。

　　后来王王旬做尚书仆射，又上疏奏请征召戴逵为国子祭酒，加封散骑常侍，去征召他，又不应召。太元二十年(395)，皇太子始出东宫，太子太傅会稽王司马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王旬又上疏说：“戴逵德操贞洁刚正，合独游之趣，年在七十高龄，清风雅韵愈浓。东宫虚位以待有德之人，应延聘宫廷以外的高士。对戴逵应该表彰任命，使他参与僚侍之列。戴逵以重视幽居的节操出名，必定以朝廷难于召进自己为荣，应该下诏到当地官府，备尽礼节送来京师。”适逢戴逵病死。

　　戴逵的长子戴勃，有父亲的遗风。义熙初年(405)，朝廷征召他做散骑侍郎，没有应征，不久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