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劄记》·卷二十六 宋史

岁币　　宋真宗与辽圣宗澶渊之盟，定岁币之数：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仁宗时，辽兴宗以求地为兵端，再与定盟，加岁币银绢各十万两匹。

　　夏主元昊既纳款，赐岁币银绢茶彩共二十五万五千。

　　南渡后，高宗与金熙宗和议成，岁币银绢二十五万两匹。　　孝宗再与金世宗议和，改为银绢二十万两匹。

　　开禧用兵既败，宁宗再与金章宗议和，增为银绢三十万两匹。　　至金哀宗时，宋停其岁币。

　　后数年金亡，元太宗曾遣王来征岁币银绢二十万两匹，宋不与。

　　按宋之于金，岁币外，每金使至又有馈赠，大使金二百两，银二千两，副使半之，币帛称是。此例庙堂之上亦知之。故路伯达使宋回，上所得金银以助边费。（见金史路伯达传）梁肃使宋回，以所得礼物多，至推排物力时，自增六十贯。（金史梁肃传）金使至夏国者，夏国馈赠，视诏书几道为多寡。完颜纲为赐夏主生辰使，章宗特命赍三诏以厚之。（金史完颜纲传）金史路伯达传赞曰“受岁币，礼也；使者至燕享，亦礼也，纳其贿可乎？乃习以为常，莫有知其非者。出则云酬劳效，归则云增物力，上下惟利是视，此何理耶？”

　　和议

　　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

　　宋遭金人之害，掳二帝，陷中原，为臣子者固当日夜以复仇雪耻为念，此义理之说也。然以屡败积弱之余，当百战方张之寇，风鹤方惊，盗贼满野，金兵南下，航海犹惧其追，幸而饱掠北归，不复南牧，诸将得以剿抚寇贼，措设军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时，即长驱北指，使强敌畏威，还土疆而归帝后，虽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

　　故秦桧未登用之先，有识者固早已计及于和。

　　洪皓以乐天畏天语悟室，犹第使臣在金国之言也。

　　绍兴五年，将遣使至金，通问二帝，胡寅言“国家与金世仇，无通使之理。”

　　张浚谓“使事兵家机权，日后终归于和，未可据绝。”是浚未尝不有意于和也。

　　陈与义云“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不成则用兵必不免。”是与义亦未尝不有意于和也。

　　高宗谓赵鼎曰“今梓宫、太后、渊圣皆在彼，若不与和，则无可还之理。”此正高宗利害切己，量度时势，有不得不出于此者。

　　厥后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谓非和之效也。

　　自胡铨一疏，以屈己求和为大辱，其议论既恺切动人，其文字又愤激作气。天下之谈义理者，遂群相附和，万口一词，牢不可破矣！然试令铨身任国事，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不能也！即专任韩、岳诸人，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身在局中者，难措实事。秦桧谓“诸君争取大名以去，如桧但欲了国家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废言也。

　　其后隆兴又议恢复矣！吕本中言“大抵献言之人，与朝廷利害绝不相关。言不酬，事不济，则脱身去耳！朝廷之事，谁任其咎？”汤思退亦云“此皆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宗社大计，岂同戏剧？”斯二人者，虽亦踵桧之故智，然不可谓非切中时势之言也！

　　统宋一代论之。

　　燕云十六州沦于契丹，太祖、太宗久欲取之，自高梁河、岐沟关两败之后，兵连祸结，边境之民烂焉。澶渊而后，两国享无事之福者且百年。

　　元昊跳梁，虽韩、范名臣不能制，亦终以岁币饵之，而中国始安枕。　　当北宋强盛时已如此，况南渡乎？　　且南渡之初，非不战也，富平一败，丧师数十万，并陕西地尽失之，卒归于和而后已。

　　及金亮渝盟，兵叛身弑，此时宜可乘机进取，乃宿州一溃，又弃唐、邓、海、四而卒归于和。

　　其后开禧用兵，更至增岁币，函送韩侂胄之首，而后再定和议。

　　此和与战，利害之较然者也。

　　及与蒙古共灭金，两国方敦邻好，使早定和议，坚守信誓，其时蒙古尚未有意于混一，可以财帛饵也，而举朝泄泄（竞进），付之不理，致蜀地先失，鄂亦被兵。元世祖以皇弟统兵在鄂，贾似道已密遣宋京求和，世祖遂撤兵去，似道归，又以援鄂为己功，深讳议和，不复践夙约，世祖犹遣郝经来修好，更锢之真州，不答一书，不遣一使，于是遂至亡国。

　　是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不和议而亡。盖其兵力本弱，而所值辽、金、元三朝皆当勃兴之运，天之所兴，固非人力可争，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諆，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

　　按宋南渡后，亦未尝无可乘之机。

　　其一在金废刘豫，以地予宋，而乌珠（旧史名兀术）又兴兵来取之时。宋则刘锜有顺昌之捷，韩世忠围淮阳，有泇口镇、潭城、千秋湖之捷，且曰“兵势最重处，臣请当之。”岳飞有郾城之捷、颖昌之捷，已进军至朱仙镇，遣将经略京东西、汝、颖、陈、蔡诸郡，且曰“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耳。”吴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