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劄记》·卷二　史记　汉书

汉书移置史记文

　　汉书武帝以前纪传，多用史记原文，惟移换之法，别见翦裁。

　　如鸿门之会，沛公危急，赖项伯、张良、樊哙等得免。

　　彭城之败，汉王道逢孝惠、鲁元，载以俱行。

　　陈平间楚，使去范增。

　　鸿沟解兵，张良、陈平劝汉王追楚。

　　汉王至固陵，彭越、韩信兵不至，用张良策，分地王之，遂皆会兵等事。

　　史记皆详于项羽本纪中。汉书则项羽传略叙数语，而此等事皆详于高祖纪内。盖史记为羽立纪，在高纪前，故大事皆先载羽纪，使阅者得其大概，而其下诸纪传，自可了然。汉书则项羽改作列传，次于帝纪世家之后，而高纪则在首卷，故此等事，必先于高纪详之，而羽传不必再叙也。

　　吕后杀戚夫人及赵王如意。

　　史记载吕后纪内，而外戚传叙吕后处不复载。汉书吕后纪，专载临朝称制之事，而杀戚姬等事，则入外戚传中。盖纪以记朝政，传以详细事，固各有所当也。

　　齐悼惠王来朝，惠帝庶兄也。帝以家人礼，使坐上坐。吕后怒，欲酖之。帝起取卮（酒杯）为寿。吕后恐，急自起泛卮。

　　此事史记在吕后纪内。汉书则入于齐悼惠传，而吕纪不载。

　　韩信从至汉中，不见用亡走，萧何自追之，荐于汉王，遂拜大将。

　　史记在信传内。汉书己详其事于高纪，故信传不复叙。

　　蒯通说范阳令降武信君，又说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阳令。　　史记在张耳、陈余传内。汉书另立通传详其事，故耳余传仅摘叙数语。

　　卢绾反，高祖亲击邯郸，即用赵人为将。　　史记详于绾传。汉书入高纪，故绾传不载。

　　史记韩信传赞，另提出信贫时葬母，度其旁可置万家，以见其志度不凡。汉书则以此叙入信传。　　韩信将击齐，闻郦食其已说下齐，欲止。蒯通曰：“将军受诏击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得无行也？”

　　史记详信传内。汉书另入通传。

　　蒯通说信三分鼎足之计至数千言。

　　史记在信传内。汉书亦另入通传。

　　吴、楚反，袁盎对景帝，以为不足忧。晁错在旁善其语。上问盎计安出，盎请屏人语，惟错尚在，盎又谓：“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并屏错避入东厢。盎遂请斩错以谢七国，上因斩错。

　　史记以此事叙在吴王濞传内。汉书叙入错传而濞传删之。

　　淮南王安与伍被谋反。被先谏之，继又为画策。其文甚丽。

　　史记载入淮南王世家内。汉书另立伍被传，载此文而安传删之。　　田叔传。史记载高祖过赵，嫚骂赵王。王之臣赵午、贯高等不平，谋逆。后事发，收捕赵王等。

　　汉书以此事叙入赵王传，故田叔传不复详叙。

　　汉书多载有用之文　　晋？张辅论史汉优劣，谓“司马迁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余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余万言。”以此分两人之高下。然有不可以是为定评者。

　　盖迁喜叙事，至于经术之文，干济之策，多不收入，故其文简。固则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此其所以卷帙多也。

　　今以汉书各传，与史记比对，多有史记所无而汉书增载者，皆系经世有用之文，则不得以繁冗议之也。摘开于后：

　　贾谊传。史记与屈原同传。以其才高被谪，有似屈原，故列其吊屈赋、鵩鸟赋，而治安策竟不载。案此策皆有关治道，经事综物，兼切于当日时势。文帝亦多用其言，何得遗之？汉书全载。

　　晁错传。载其教太子一疏，言兵事一疏，募民徙塞下等疏，贤良策一道。皆有关世事国计。

　　路温舒传。载尚德缓刑疏。　　贾山传。载其至言。　　邹阳传。载其讽谏吴王濞邪谋一书。

　　枚乘传。载其谏吴王谋逆一书。

　　韩安国传。载其与王恢论伐匈奴事。恢主用兵，安国主和亲。反覆辩论，凡十余番。皆边疆大计。

　　公孙弘传。载其贤良策，并待诏时上书一道，帝答诏一道。　　以上皆史记无而汉书特载之者。其武帝以后诸传，亦多载有用章疏。

　　韦元成传。载其宗庙议礼之文。原本经义，可为后世法。而并及匡衡、王舜、刘歆等所论庙制。案匡衡等皆元成以后之人，与元成何涉？以其于礼制互相发明，故并载元成传内。

　　匡衡传。载其所上封事，元帝时论教化之原，成帝时论燕私之累，皆有关君德。

　　总计汉书所载文字，皆有用之文。至如司马相如传所载子虚赋、喻蜀文、谏猎疏、宜春宫赋、大人赋（史记亦载）扬雄传载其反离骚、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解嘲、解难、法言序目，此虽无关于经术政治，而班固本以作赋见长，心之所好，爱不能舍，固文人习气，而亦可为后世词赋之祖也。　　汉书增传

　　汉书武帝以前王侯公卿，皆用史记旧文，间有史记无传而增立者。今列于后：

　　史记无吴芮传，蒯通则附韩信传内，伍被则附淮南王传内。汉书俱另立传。

　　史记有齐悼惠王世家，而赵隐王如意、赵共王恢、燕灵王建，皆无传。赵幽王友附于楚元王世家内。然皆高帝子也，何得阙之？汉书皆立传。

　　景帝子为王者十三人。史记以同母者为一宗，作五宗世家。汉书则十三王各立传，而河间献王传，详叙其好古爱儒，所积书与汉朝等。鲁共王传叙其好治宫室，坏孔子宅，广其宫。因得壁中古书。史记皆不载。

　　史记张骞附卫青传后，寥寥数语，而详其事于大宛传。汉书另立骞传。

　　史记李陵附李广传后，但云陵将步骑五千人，出居延，与单于战，杀伤万余人，兵食尽，欲归，匈奴围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没。得还者，四百余人。盖迁以陵事得祸，故不敢多为辨雪也。汉书特为陵立传，详叙其战功，极有精采。并述司马迁对上之语，为之剖白。

　　史记无苏武传，盖迁在时，武尚未归也。汉书为立传，叙次精采，千载下犹有生气，合之李陵传，慷慨悲凉。使迁为之，恐亦不能过也。

　　魏禧谓固密于体，而以工文专属之迁，不知固之工于文，盖亦不减子长耳。

　　汉书增事迹　　韩信传

　　信贫时葬母营高燥地，度其旁可置万家。史记以此事作赞。汉书则叙于传内。

　　又增汉王使信击魏豹。信问郦生：“魏得无用田叔为将乎？”曰：“柏直也。”信曰：“竖子耳。”遂进兵。

　　又增信既虏豹，使人请汉王愿益兵三万，北举赵，东击齐，绝楚粮道，与大王会荥阳。汉王即与兵三万。史记但云：“汉王遣张耳，与信北击赵、代。”

　　汉书高帝纪：汉王以韩信为左丞相，与曹参、灌婴俱击魏。食其还，汉王问“魏大将谁也？”对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当韩信。”

　　楚元王传

　　史记但载其封国生卒，及子孙承袭之事。　　汉书增元王少时，尝与穆生、申生受诗于浮邱伯。后随高祖军中，出入卧内。及封楚王，又遣子郢至长安，与申公仍从浮邱卒业（修毕学业）。申公好诗，为鲁诗，元王次之，其诗传号曰元王诗。并其孙戊袭位，初为穆生设醴，后竟胥靡申公（以申公为服役之囚）等事。

　　萧何传

　　汉书增项羽负约，封沛公于巴蜀为汉王。汉王怒，欲攻羽。萧何力言不可，乃之国。

　　王陵传

　　史记：吕后欲王诸吕。问陵，陵曰：“不可。”问陈平，平曰：“可。”汉书增陵责平负先帝约，及平自解之语。

　　淮南王传　　淮南王安好文学及神仙之事，其始固贤王也。

　　史记世家，开首即叙其以父厉王死，怨望欲叛，初不述其贤行。并其谏伐南粤一书最可传者，亦但载入严助传，而安世家内不载。

　　汉书则增其好学，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多，中书八篇，言神仙黄白（将丹药烧炼成金银）之事。武帝好文，每作报书，必令司马相如等视草。及安入朝献赋颂等事。

　　石庆传　　汉书增武帝责丞相一诏。

　　李广传

　　汉书增广斩霸陵尉自劾。武帝不责，反加奖誉一诏。

　　卫青传

　　汉书增青初为平阳公主骑奴，及后贵为大将军。而平阳主以夫曹寿有恶疾，当另嫁，问左右列侯谁贤？左右皆以大将军对。主笑曰：“是常骑从我，奈何用为夫！”左右曰：“于今尊贵无比。”遂以青尚主。案此事，本在褚少孙外戚世家遗事内。

　　史迁是时，目击其事而不载入传。盖其时，青王贵盛，不敢直书以取怨也。汉书盖即取少孙所补。

　　公孙弘传

　　汉书增弘没后为相者，李蔡等十余人尽诛，惟石庆得善终。正以见弘之能得君也。

　　郑当时传

　　郑当时传末，汉书增翟公罢官，宾客皆散。后复官，旧时宾客又将来。乃署其门，有“一贵一贱，交情乃见。”等语。此本史记引之作赞语，已无甚关涉，而汉书增入当时传中，尤觉无谓。

　　汉书书恒山王

　　汉书吕后纪：孝惠帝张后无子，取后宫美人子，杀其母，名之，立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太后称制。立孝惠后宫子强为淮阳王，不疑为恒山王，弘为襄城侯，朝为轵侯，武为壶关侯。四年，帝自知非皇后子，而所生母被杀，出怨言，太后乃废之，以幽死。更立恒山王弘为帝。太后崩，大臣以弘及三弟皆非孝惠子，共诛之。（恩泽表、五行志并云皆吕氏子。周勃传亦云：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令孝惠子之。）

　　由前所书，则弘等孝惠后宫子也；由后所书，则皆非孝惠子也。此已属岐互。　　且先所书恒山王，则不疑也，弘则襄成侯也。后忽云立恒山王弘为帝，更不朋析。据史记则襄城侯本名山，因常山王（即恒山王）不疑薨，以山改封常山，王更名义，后立为帝，又名弘。始觉了了。此虽小节，亦见史记之密。

　　汉书武帝记赞不言武功

　　汉书武帝纪赞谓：“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举封禅，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有三代之风。以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虽诗书所称，何以加焉。”是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抑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因匈奴屡入寇，则使卫青七出塞，击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公孙敖筑受降城，徐自为筑五原塞千余里，列亭障至卢朐，徙贫民实之。又使霍去病六出塞，击匈奴右地，降浑邪王，筑令居以西，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又使李广利伐大宛，斩其王母寡。自敦煌西至盐泽起亭障，屯田于轮台、渠黎。此开境于西与北者也。

　　使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取南粤，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此开境于极南者也。

　　又使杨仆及横海将军韩说等击东越，东越人杀其王余善降，遂徙东越之民于江淮而空其地。此开境于东境者也。

　　又使唐蒙、司马相如讽谕西南诸夷，继遣中郎郭昌、卫平等，平南夷为牂柯郡，邛都为越嶲郡，莋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白马为武都郡。夜郎、滇王先后入朝，以滇地为益州郡。此开境于西南者也。

　　又使杨仆及左将军荀彘击朝鲜，以其地为真番、临屯、乐浪、元菟四郡。此开境于东北者也。

　　又使张骞等通西域，而三十六国君长皆慕化入贡。此开境于极西者也。　　其中有秦所本有，已沦入外国而武帝恢复之者，如朔方、朝鲜、南越、闽越，秦时虽已内属，然不过羁縻（牵制维系）附隶，至武帝始郡县其地也。　　并有秦所本无而新辟之者。西北则酒泉、敦煌等郡，南则九真、日南等郡，西南则益州等郡。而西域三十六国，又秦时所未尝闻也。

　　统计武帝所辟疆土，视高惠文景时，几至一倍。西域之通，尚无与中国重轻。其余所增地，永为中国四至，千万年皆食其利。故宣帝时韦元成等议，以武帝丰功伟烈，奉为世宗，永为不毁之庙。

　　乃班固一概抹煞，并谓其不能法文景之恭俭，转以开疆辟土为非计者。盖其穷兵黩武，敝中国以事四夷，当时实为天下大害。故宣帝时议立庙乐，夏侯胜已有“武帝多杀士卒，竭民财力，天下虚耗”之语。至东汉之初，论者犹以为戒。故班固之赞如此。其西域传赞，亦谓“光武闭玉门关，谢外国朝贡。虽大禹之叙西戎，文帝之却走马，殆无以过。”其持论犹此意也。

　　汉帝多自立庙

　　西汉诸帝，多生前自立庙。　　汉书本记“文帝四年，作顾成庙。”注：“帝自为庙，制度狭小，若可顾望而成者。”贾谊策有云：“使顾成之庙，为天下太宗。”即指此也。

　　景帝庙曰“德阳”，武帝庙曰“龙渊”，昭帝庙曰“徘徊”，宣帝庙曰“乐游”，元帝庙曰“长寿”，成帝庙曰“阳池”。俱见汉书注。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掾（官府属员）。曹参，狱掾（监狱管理官）。任敖，狱吏（监狱管理员）。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武卒）。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挽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　　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

　　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

　　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

　　而兼并之力，尚在有国者。天方藉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扫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使秦皇当日发政施仁，与民休息，则祸乱不兴。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惟其威虐毒痡，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

　　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作奸犯科，不顾性命之人）。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

　　天之变局，至是始定。

　　然楚汉之际，六国各立后，尚有楚怀王心、赵王歇、魏王咎、魏王豹、韩王成、韩王信、齐王田儋、田荣、田广、田安、田布等，即汉所封功臣，亦先裂地以王彭、韩等。继分国以侯绛、灌等。盖人情习见前世封建故事，不得而遽易之也。　　乃不数年而六国诸王皆败灭。汉所封异姓王八人，其七人亦皆败灭。则知人情犹狃于故见，而天意已另换新局，故除之易易耳。　　而是时尚有分封子弟诸国，迨至七国反后，又严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又多以事失侯。　　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　　汉初诸侯王自置官属

　　汉书齐悼惠王传赞云：“高祖初定天下，大封同姓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汉但为置丞相而已。”此可见当日法制之疏也。

　　今案悼惠初封，得自置二千石。（悼惠传）是二千石得自置也。

　　田叔为人廉直，赵相言于赵王，张敖即以为郎中。（田叔传）是郎中亦自置也。

　　薄昭与淮南厉王书云：“大王逐汉所置相二千石，而请自置，皇帝屈法许之。”是并得自置相矣。

　　昭书又云：“今诸侯子为吏者，御史主；为军吏者，中尉主；出入殿门者，卫尉大行主；从蛮夷来归者，内史县令主。”如淳曰：“御史以下，皆王官也。”是诸侯王有此等官，以主诸事矣。

　　至景帝以梁孝王属官韩安国为梁内史，孝王则欲以公孙诡为之，窦太后诏不许。是时已在七国反后，故禁令稍严。

　　武帝以衡山王骄恣，乃为置吏二百石以上，则禁网更密矣。　　其后又有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贫者或乘牛车（悼惠传赞）。盖法制先疏阔而后渐严，亦事势之必然也。　　武帝年号系元狩以后追建

　　古无年号，即有改元，亦不过以某年改作元年。

　　如汉文帝十六年，因新垣平侯日再中以为吉祥，乃以明年为后元年。

　　景帝即位之七年，改明年为中元年。又以中元五年，改明年为后元年是也。

　　至武帝始创为年号。朝野上下俱便于记载，实为万世不易之良法。

　　然武帝非初登极即建年号也。

　　据史记封禅书：武帝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明年，至雍郊，见五畤。以后则但云：其后、其后，而不著某年。

　　下又云：“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见，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

　　是帝至元狩始建年号。从前之建元、元光等号，乃元狩后重制嘉号，追纪其岁年也。不然，则武帝六年，即应云建元六年，其下所云明年又明年，皆可书元光几年、元朔几年，岂不简易明白？而乃云明年后年耶！

　　又案武帝自建元至元封，每六年一改元。太初至征和，每四年一改元。征和四年后，但改为后元年而无复年号，盖帝亦将终矣。

　　汉儒言灾异

　　上古之时，人之视天甚近。迨人事繁兴，情伪日起，遂与天日远一日。此亦势之无可如何也。即以六经而论：　　易最先出，所言皆天道。

　　尚书次之，洪范一篇，备言五福六极之征。其他诏诰，亦无不以惠迪从逆为吉凶。　　至诗礼乐盛于商周，则已多详于人事，而天人相应之理略焉。如正月繁霜，诸作不一二见也。

　　惟春秋记人事，兼记天变。盖犹是三代以来记载之古法，非孔子所创也。

　　战国纷争，诈力相尚。至于暴秦，天理几于灭绝。　　汉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数其祸福，傅以洪范（五行志序），而后天之与人又渐觉亲切。观五行志所载，天象每一变，必验一事。推既往以占将来，虽其中不免附会，然亦非尽空言也。

　　昌邑王为帝无道，数出微行。夏侯胜谏曰“久阴不雨，臣下有谋上者。”时霍光方与张安世谋废立，疑安世漏言。安世实未言，乃召问胜。胜对洪范五行传云“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谋上者。”光、安世大惊（胜传）。

　　宣帝将祠昭帝庙，旄头剑落泥中，刃向乘舆。帝令梁邱贺筮之，云“有兵谋，不吉。”上乃还。果有任宣子章匿庙间，欲俟上至为逆。事发伏诛（贺传）。　　京房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每先上疏，言其将然。近者或数月，远或一岁，无不屡中（房传）。

　　翼奉以成帝独亲异姓之臣，为阴气太甚，极阴生阳，恐反有火灾。未几，孝武园白鹤馆火（奉传）。　　是汉儒之言天者，实有验于人。故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无复忌讳。

　　翼奉谓：“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变见于星气。犹人之五脏六体，脏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伸动于貌也。”

　　李寻谓：“日失其度，晻昧无光。阴云邪气，在日出时者，为牵于女谒（嫔妃之言）；日出后者，为近臣乱政；日中者，为大臣欺诬；日入时者，为妻妾役使所营也。”

　　孔光谓：“皇之不极，则咎征荐臻。”其传曰：“有日月乱行，诸变异也。”

　　而尤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欲止其乱也。”　　谷永亦言：“灾异者，天所以儆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改则祸消，不改则咎罚。”

　　是皆援天道以证人事，若有秒忽不爽者。而其时人君，亦多遇灾而惧。

　　如成帝以灾异用翟方进言，遂出宠臣张放于外，赐萧望之爵，登用周堪为谏大夫。又因何武言，擢用辛庆忌。

　　哀帝亦因灾异用鲍宣言，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罢孙宠、息夫躬等。

　　其视天犹有影响相应之理，故应之以实不以文。　　降及后世，机智竞兴，权术是尚，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无权。即有志图治者，亦徒详其法制禁令，为人事之防，而无复有求端于天之意。故自汉以后，无复援灾异以规时政者。间或日食求言，亦只奉行故事。而人情意见，但觉天自天，人自人，空虚寥廓，与人无涉。

　　抑思孔子修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见三、夜恒星不见、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以及五石陨坠、六鹢退飞、多麋、有蜮、鹆来巢、昼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八月杀菽之类。大书特书不一书，如果与人无涉，则圣人亦何事多费此笔墨哉？

　　汉书艺文志，有刘向五行传十一卷。是以言五行传者，皆以为刘向所作。

　　然汉书五行志，先引经曰，则洪范本文也，次引传曰。颜师古初未注明何人所作。今观夏侯胜引洪范五行传以对张安世，则武帝末已有是书，不自刘向始也。

　　汉代言阴阳灾异者，惟眭孟与胜同时。其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李寻、解光等，皆在胜后（见眭、宏、寿传赞）。则胜所引，必非诸人所作也。

　　在胜前者，有董仲舒、夏侯始昌。然仲舒之阴阳，本之春秋，不出于洪范。今仲舒所著繁露具在，初无推演五行之处。　　至尚书虽自景帝时伏生所传，而伏生亦未言洪范灾异。其弟子作尚书大传，亦无五行之说。

　　惟夏侯始昌以尚书教授，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果验。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甚重始昌。然则胜所引洪范五行传，盖即始昌所作也。其后刘向又推演之，成十一篇耳。

　　汉重日食

　　汉文帝诏曰：“人主不德，则天示之灾。今日食适见于天，灾孰大焉。”　　宣帝诏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

　　光武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百官，各上封事。上书者，不得言圣。”

　　明帝诏曰：“朕奉承祖业，无有善政。日月薄蚀，彗孛见天。虽夙夜勤思，而知能不逮。今之动变，倘有可救，其言事者，靡有所讳。”又诏曰：“朕以无德，下贻人怨，上动三光，日食之变，其灾尤大。春秋图谶，所谓至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

　　章帝诏曰：“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栗切切，痛心疾首。前代圣君，博思咨诹，有开匮反风之应。今予小子，徒惨惨而已。”　　以上诸诏，皆有道之君，太平之世，尚遇灾而惧如此。

　　他如西汉成帝建始三年、河平元年、永始二年之诏；哀帝元寿元年之诏、东汉和帝永元六年之诏，虽庸主亦以灾异为忧。

　　甚至明帝永平十三年日食，三公亦皆免冠自劾。

　　盖汉时去古未远，经传垂戒之语，师友相传。

　　如孔光论：“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君德衰微，则日蚀应之。”　　谷永以正月朔日蚀为兵乱将作。　　刘向并以春秋日食三十六，为弑君三十六之应。　　郑兴亦疏言：“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今孟夏纯干，阴气未作，其灾尤重。”　　马严亦疏言：“日者众阳之长，食者阴侵之征。是阴盛陵阳之象也。”　　丁鸿亦以为臣陵君之象。

　　盖皆圣贤绪论，期于修德弭灾，初不以为次舍躔度之常，不关人事也。　　汉诏多惧词　　文帝诏曰：“朕以不敏不明，而久临天下，朕甚自愧。”又诏曰：“间者岁比不登，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

　　元帝诏曰：“元元（人民）大困，盗贼并兴，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亏，咎至于此，朕甚自耻。为民父母，若是之薄，谓百姓何。”又诏曰：“朕晻于王道，靡瞻不眩，靡听不惑，是以政令多违，民心未得。”

　　东汉明帝诏曰：“朕承大运，继体守文，不知稼穑之艰难。惧有废失，若涉渊冰，而无舟楫。实赖有德，左右小子。”又诏曰：“比者水旱不时，边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

　　章帝即位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战栗，不敢荒宁（怠惰纵乐）。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章不中。可不忧欤。”岐山得铜器，诏曰：“今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民之无良，相怨一方。斯器曷为来哉？”

　　和帝诏曰：“朕奉承鸿烈，阴阳不和，水旱违度，而未获忠言至谋，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叹，用思孔疚。”又诏曰：“比年不登，百姓虚匮，京师去冬无雪，今春无雨，黎民流离，困于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济。瞻仰昊天，何辜今人。”　　安帝诏曰：“朕以不德，不能兴和降善。灾异蜂起，寇贼纵横，百姓匮乏，疲于征发。朕以不明，统理失中，亦未获忠良，以毗（辅助）阙政。”　　顺帝诏曰：“朕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阴阳气隔，寇盗肆暴。忧瘁永叹，疢如疾首。”

　　以上诸诏，虽皆出自继体守文之君，不能有高、武英气，然皆小心谨畏，故多蒙业而安。两汉之衰，但有庸主而无暴君，亦家风使然也。

　　汉时以经义断事　　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

　　如张汤为廷尉，每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者，补廷尉史，亭疑奏谳（汤传）。

　　倪宽为廷尉掾，以古义决疑狱，奏辄报可（宽传）。

　　张敞为京兆尹，每朝廷大议，敞引古今，处便宜，公卿皆服是也（敞传）。

　　今见于各传者：

　　宣帝时，有一男子诣阙，自称卫太子（刘据，即戾太子），举朝莫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至，即令缚之。或以为是非未可知。不疑曰：“昔蒯瞆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已为罪人矣。”帝及霍光闻之曰：“公卿当用经术明大义者。”（不疑传）

　　匈奴大乱，议者遂欲举兵灭之。萧望之曰：“春秋士（丐）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还。君子善其不伐丧。今宜遣使吊问，则四夷闻之，咸服中国之仁义。”宣帝从之，呼韩邪单于遂内属（望之传）。

　　朱博、赵元、傅晏等奏：“何武、傅喜虽已罢退，仍宜革爵。”彭宣劾奏：“博、元、晏等欲禁锢大臣以专国权。”诏下公卿议。龚胜引“叔孙侨如欲专国，谮季孙行父于晋。晋人执囚行父。春秋重而书之。今傅晏等职为乱阶，宜治其罪。”哀帝乃削晏封户，坐元罪（朱博传）。

　　哀帝宠董贤，以武库兵送其第。毋将隆奏：“春秋之谊，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臣请收还武库。”（隆传）。

　　贾捐之与杨兴迎合石显，上书荐显，为显所恶，下狱定谳。引书“谗说殄行，王制顺非而泽，请论如法。”捐之遂弃市，兴减死一等（捐之传）。

　　此皆无成例可援，而引经义以断事者也。援引古义，固不免于附会。后世有一事，即有一例，自亦无庸援古证今。第条例过多，竟成一吏胥之天下，而经义尽为虚设耳。

　　汉贤良方正茂材直言多举现任官

　　汉时贤良方正等人，大抵从布衣举者甚少。今见于各列传者，贤良惟公孙弘由布衣起。

　　晁错则已为太子家令。

　　董仲舒已为博士。　　冯唐已为骑都尉，归家。群臣举为贤良，唐年九十余，不能为官。

　　王吉已为云阳令，举贤良，为昌邑中尉。

　　贡禹已为凉州刺史，病去官。复举贤良，为河南令。

　　此贤良之多已仕者也。

　　杜钦举方正时，已为武库令。

　　朱云举方正时，已为槐里令。

　　孔光已为议郎，举方正，迁谏大夫。

　　盖宽饶亦已为郎，举方正，对策高第，亦迁谏大夫。

　　陈咸已为九卿，罢归，举方正直言，为光禄大夫给事中。

　　此方正之多已仕者也。

　　薛宣为不其丞，举茂才，迁乐浪都尉。

　　尹赏为楼烦长，举茂材，迁粟邑令。

　　此茂材之多已仕者也。

　　至于孝廉之举，其名虽合为一，而廉与孝又分。大约举孝者少，而察廉者多。

　　如平陵令薛恭，乃本县孝者，不能繁剧。　　其他如赵广汉，以察廉为阳翟令尹。

　　翁归举廉，为缑氏尉，又举廉为弘农尉。　　张敞察廉，为泉仓长。

　　萧望之察廉，为大行治礼丞。

　　王尊察廉，为盐官长。

　　黄霸察廉，为太守丞是也。　　汉时诸王国各自纪年　　三代诸侯，各自纪年。孔子志在尊王，而修春秋亦以鲁公编年。盖成例相沿，虽圣人不能改也。至汉犹然。

　　史记诸侯王世家，纪年不用帝年，而仍以诸侯王之年纪事。

　　如楚元王传“元王子戊二十一年，景帝之三年也。”

　　又梁孝王传“十四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复朝。”最后云“梁共王三年景帝崩。”是转以侯国岁年，记天子之事矣。

　　汉书亦同。盖当时虽已大一统，而列国纪载，犹用古法也。

　　案汉书齐悼惠传“城阳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虚侯与东平侯兴居俱立。二年薨。子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是又以帝年纪侯国事。

　　三老孝悌力田皆乡官名　　汉文帝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其以户口率置常员。”章怀后汉书注：“三老、孝悌、力田皆乡官之名也。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云。

　　而其时孝与悌，又稍有差别。

　　文帝赐三老及孝者帛，人五匹；弟及力田，人一匹。

　　武帝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

　　元帝诏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人三匹。

　　东汉章帝诏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劳也，其赐帛人各一匹。”

　　汉三公官

　　二府、三公

　　汉承秦制，设丞相、御史大夫，以理朝政，谓之二府。刘向封事所云：“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是也。

　　亦称三公。晁错之父谓错曰：“人口议多怨公者”，以父而呼子为公，徐孚远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错父盖以官称之。”又汲黯谓公孙弘：“身为三公而犹布被。”是时，弘为御史大夫。是御史大夫，已称三公也。

　　太尉（大司马）

　　其掌兵者，则曰太尉。武帝改为大司马，而冠以将军之号。（如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

　　御史大夫（大司空）

　　成帝以何武言：“政事烦多，丞相一人，事多废滞。”于是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与丞相、大司马，备三公官。

　　丞相（大司徒）

　　哀帝又改丞相为大司徒。

　　太尉、大司徒、大司空

　　至东汉光武，又改大司马为太尉。于是太尉、大司徒、大司空，称为三公。

　　建武二十七年，诏大司徒、大司空去“大”字。故刘昭百官志称太尉公、司徒公、司空公。

　　此三公亦曰三司。安帝以旱蝗诏责三公曰：“三司之职，内外是监。”顺帝诏亦云：“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是也。

　　仪同三司

　　邓骘以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于是三司之外，又有仪同之号，自骘始也。　　太傅　　东汉诸帝，多幼年嗣位。于是三公之上，又以太傅录尚书事。如和帝初，窦太后临朝，以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殇帝初，邓太后临朝，以张禹为太傅，录尚书事是也。于是太尉、太傅、司徒、司空，又称四府。种皓疏：“请敕四府，条举近臣之亲为二千石残秽者”是也。

　　大将军　　至大将军、骠骑、车骑将军，本由太尉改为大司马而冠以此号，后省大司马，仍为太尉，则将军之号可不必设。然自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辅政，自后外戚辅政者，往往为是官。于是大将军之权又在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四府之上。

　　旧制，大将军位在三公下。明帝以弟东平王苍为骠骑将军辅政，故位在三公上。后仍复旧制。

　　和帝初，窦宪以大将军辅政，权势既盛。公卿希旨，奏宪位在太傅下、三公上。嗣后梁商、梁冀为大将军皆因之。故顺帝举将帅，选武猛等诏，皆以大将军列三公之首。　　终汉之世，以外戚秉权者为大将军，以老臣录尚书者为太傅。否则不设。惟三公官，常为宰相之任。

　　相国

　　至献帝时，董卓自为相国（相国又在丞相上，萧何由丞相进位相国），而太尉、司徒、司空之官仍旧。

　　迨曹操柄国，虑人分权，乃复汉初旧制，罢三公官，专设丞相、御史大夫，而自为丞相，于是大权尽归于操矣。

　　三公二府秦、汉初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西汉武帝大司马冠将军号西汉成帝大司空西汉哀帝大司徒东汉光武太尉司徒司空三司东汉和帝太傅录尚书事大将军四府东汉殇帝仪同三司东汉献帝相国

　　灾异策免三公

　　案周官三公之职，本以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为务。汉初犹重此说。

　　陈平谓文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遂万物之宜者也。”

　　丙吉问牛喘，以为：“三公调和阴阳，今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因暑而喘，则时节失气，有所伤害。”

　　魏相亦奏：“臣备位宰相，阴阳未和，灾害未息，咎在臣等。”

　　是汉时三公官，犹知以调和阴阳，引为己职。因而遇有灾异，遂有策免三公之制。

　　徐防传：“防为太尉，与张禹参录尚书事。后以灾异寇贼，策免三公。以灾异策免，自防始也。”（防传）。然薛宣为丞相，成帝册曰：“灾异数见，比岁不登，百姓饥馑，盗贼并兴，君为丞相，无以帅示四方，其上丞相印绶罢归。”是防之先，已有此制。

　　如淳汉书注，谓：“天文大变，天下大祸，则使侍中以上尊养牛赐丞相，策告殃咎，丞相即日自杀。”则并有不止策免者矣。

　　亦有不待免而自劾者。　　如元帝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无光。丞相于定国，自劾归侯印，乞骸骨。

　　明帝永平十三年，日蚀，三公免冠自劾是也。

　　盖西汉三公之官，无所不统。

　　观安帝诏谓：“三司之职，内外是监。”顺帝诏谓：“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此虽东汉之诏，而职任实自西京。可见选用牧守，举劾奸邪，皆三公之责。　　朱浮传：“汉故事，刺史奏二千石不任职者，事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案实，然后黜退。”　　武帝又置丞相司直，助丞相举不法者。如鲍宣为冀州牧，司直奏宣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置吏。

　　又王商为丞相，有琅邪太守杨彤，其郡有灾十四以上。商部属案实，商遂奏免彤官。此可见西汉三公之任也。

　　自光武躬亲吏事，三府任轻，机事转委尚书（陈忠传）。

　　其刺史劾二千石，亦不复下三公，而权归刺举之吏。故朱浮谓：“帝以使者为腹心，使者以从事为耳目，是谓尚书之平，决于百石之吏。”（浮传）。

　　自和、安以后，女后临朝，外戚辅政，三公之任益轻。

　　如邓彪年老，窦太后兄宪，以其柔和易制，让彪为太傅录尚书事。而宪实握事权，有所施为，外令彪奏，内白太后，事无不从。是录尚书者，且听命于戚臣矣。

　　三公之轻如此，而策免三公，则沿为故事，此实非事理之平。

　　故陈忠以为非国体。而仲长统谓：“光武虽置三公，权归台阁（谓尚书也），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如韩歆、欧阳歙、戴涉等先后为司徒，皆坐事死）　　以后则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及至灾异屡见，反以策让三公，至于死免。

　　往者任之重而责之轻，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此两汉三公，轻重不同之大概也。

　　上书无忌讳

　　贾谊治安策：愿文帝“生而明帝，没为明神，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天无极。”又曰：“若畜乱宿祸，使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不可谓仁。”是直谓帝必早崩于太后之前，太子未成人之时也。

　　又谷永奏成帝曰：“汉兴九世，百九十余岁，继体之主七，皆顺承天道。至陛下独违道纵欲，轻身妄行，积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为人后嗣，守人功业，如此岂不负哉。”（永传）

　　刘向奏成帝亦曰：“陛下为人子孙，而令国祚移于外家，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

　　此等狂悖无忌讳之语，敌以下所难堪，而二帝受之不加谴怒，且叹赏之，可谓盛德矣。然文帝以谊所言分封王国子弟等事，多见之施行。成帝则徒叹向之忠，而不能收外家之权，卒至日后篡夺之祸。是徒受直言亦无益也。

　　上书召见

　　汉高祖驻军，郦食其谒见，帝方洗足，即召入。郦生责以不宜倨见长者。帝又改容谢之。

　　陈平以魏无知入见，即召赐食，遣出，平曰：“臣所言不可过今日。”遂欣然留使尽言（平传）

　　帝在洛阳，娄敬脱挽辂，谓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虞将军欲为易衣，敬曰：“臣衣帛，帛见；衣褐，褐见。”将军入言上，上即召见，赐食。（敬传）

　　此高祖创业时，固以收揽人才为急也。

　　至武帝则继体已五世，朝廷尊严，宜与臣民阔绝矣。　　乃主父偃上书，朝奏入，暮即召见。同时徐乐、严安亦上书，俱召见。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主父偃传）

　　终军上书言事，帝奇其文，即拜为谒者（军传）。

　　甚而东方朔上书，自言：“年十三学书，十五学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亦诵二十二万言。今年二十三，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为天子大臣矣。”其狂肆自举如此，使在后世，岂不以妄诞得罪。乃帝反伟之，而令待诏金马门，遂以进用（东方朔传）。　　史称武帝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宜乎兴文治，建武功，为千古英主也。

　　又戾太子死巫蛊之祸。车千秋上书为太子讼冤，帝大感悟，召见，即拜为大鸿胪。不数月，遂为丞相。

　　帝之度外用人如此，而当时禁网疏阔，怀才者皆得自达，亦于此可见矣。

　　汉武用将

　　武帝长驾远驭，所用皆跅弛之士（放荡不羁之人），不计流品也。

　　张骞传：“自骞开外国道，致尊贵，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利害。天子为其绝远，辄予节（使者之信物）募吏民，无问所从来，为备人众遣之。或道中被侵盗，失物及失指（未达目的），天子为其习之，辄案致重罪以激之，令赎（赔偿抵罪）复求使。大者予节，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争应募。”此其鼓动人材之大略也。

　　至其操纵赏罚，亦实有足以激劝者。

　　如卫青、霍去病等，屡经出塞，为国宣力，固贵之宠之，封侯增邑不少靳（吝惜）。　　或奋身死事。　　如韩千秋战死南越，帝曰：“千秋功虽不成，然亦军锋之冠。”则封其子为成安侯。

　　或在军有私罪而功足录者。　　如李广利伐大宛，斩其王母寡，而私罪恶甚多，则以其万里征伐，不录其过。

　　甚至失机败事，而其罪可谅，其才尚可用者，亦终不刑戮，使得再自效。

　　如张骞与李广，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广失亡多，骞后期（迟误预定会合之期限），皆当斩，皆许赎为庶人。

　　广又全军覆没，身为匈奴所得，佯死夺其马奔归，当斩，亦赎为庶人。

　　他如公孙敖亡七千人；赵食其迷失道；楼船将军杨仆击朝鲜，坐兵至列口，不待左将军，以致失亡多，皆当斩，皆许赎为庶人，后皆重诏起用，使之立功。

　　且任用时，不拘以文法（法令）。

　　如李广夜行，为灞陵醉尉所辱。及为将，请尉俱行，至即斩以报怨。上疏自言，帝不惟不以为罪，反奖誉之，以成其气。

　　其有恃功稍骄蹇者，则又挫折而用之。

　　如杨仆已破南越，会东越反，帝欲以为将，为其伐（恃功自夸）前劳，特诏责之，又数其受诏不至兰池宫等罪，激使立功自赎。其驾驭豪杰如此，真所谓涤旋在手，操纵自如者也。

　　而于畏懦者则诛无赦。

　　如大司农张成、山州侯刘齿击东越，畏贼不敢进，却就便处，即立诛之。　　又或冒功行诈。

　　如左将军荀彘击朝鲜，与杨仆争功嫉妒，虽克朝鲜，终坐弃市。（以上皆见各本传）

　　赏罚严明如此，孰敢挟诈避险而不尽力哉。史称雄才大略，固不虚也。

　　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

　　汉武帝三大将，皆从嬖宠擢用。

　　卫青父郑季，给事平阳侯家。与卫媪通，生青。故青冒姓卫氏，为平阳主骑奴。而卫媪先有女子夫，以主家讴者（歌奴），得幸于帝，立为后。青以后同母弟，见用为大将军，征匈奴有功，封长平侯。平阳主寡居，青即尚焉。　　霍去病父霍仲孺，先与卫子夫之姊少儿通，生去病。去病以皇后姊子，见用为骠骑将军，征匈奴有功，封冠军侯。　　李广利之进也。其女弟本倡，后得幸于帝为李夫人。帝用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得其王母寡头以归，封海西侯。

　　三大将皆出自淫贱苟合，或为奴仆，或为倡优，徒以嬖宠进，后皆成大功，为名将，此理之不可解者也。

　　且卫媪一失节仆妇。生男为大将军。生女长君孺嫁公孙贺，官至丞相。次少儿生去病，又嫁陈掌，亦为詹事（太子东宫之庶务官）。小女子夫，且为皇后。而去病异母弟光，又因去病入侍中，后受遗辅政，封博陆侯，为一代名臣。其始皆由贱妇而起，闲气所钟，固有不择地者哉。（大臣乃应天地气运而生，所谓“正气为帝，间气为臣，秀气为人。”

　　与苏武同出使者

　　苏武使匈奴，守节不屈，十九年始得归，人皆知之。然是时守节绝域，或归或不得归，不止武一人也。

　　先是长史任敞使匈奴，欲令单于为外臣，单于怒，留敞不遣。

　　又郭吉讽单于，单于亦留吉，辱之于北海上。

　　路充国为单于所留，且鞮侯单于立，始得归。

　　是诸人皆在武之先。

　　又匈奴传，匈奴欲和亲，先归苏武、马宏等以通善意。马宏者，前副光禄任忠使西域，为匈奴所遮，忠战死，宏被擒，不肯降，至是得归。是武之外，尚有马宏也。

　　赵破奴以浚稽将军与匈奴战，为所得，在匈奴中十年，与其子定国逃归。是破奴亦守节不屈者也。

　　张骞先使月氏，道半为匈奴所得，留十年，持汉节不失。后乃逃出，由大宛、康居至月氏、大夏，从羌中归，又为匈奴所得。岁余，乘其国内乱乃脱归。是骞之崎岖险阻，更甚于武也。

　　即与武同时出使者，有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后胜为匈奴所杀，惠仍在匈奴。教汉使言天子在上林，射得雁足书，知武等所在。故武得归。是惠在匈奴，亦十九年也。

　　同时随武还者九人，见于武传者，常惠、徐圣、赵终根，然至今但称武而已。惠后以军功封长罗侯，尚在人耳目闲，圣、终根虽附书于传，已莫有知之者，其余尚有六人，并氏名亦不载，则同一使也，而传不传亦有命。

　　又况是时二十余年闲，汉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汉使以相当，前后凡十余辈，则其中守节不屈者，亦必有人，而皆不见于史籍，则有幸有不幸，岂不重可叹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