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劄记》·卷十三 魏齐周隋书并北史

魏书多曲笔  魏收仕于北齐,修史正在齐文宣时(高洋),故凡涉齐神武(高欢)在魏朝时事,必曲为回护。  如孝庄纪建义元年,书“齐献武王(高欢先谥)与于晖等大破羊(侃)于瑕邱。”(北史不书)

  二年,书“齐献武王与上党王天穆大破刑杲于济南,杲降送京,斩于都市。”(北史不书)

  前废帝纪普泰元年,书“齐献武王以尔朱荣逆乱,兴义于信都。”(北史不书)  又尔朱荣传内,书“河阴之役,荣欲篡立,齐献武王及司马子如劝止之,乃仍奉庄帝。”(北史谓刘灵助劝止之,而不及高欢等)

  此皆深著齐神武之功也。  孝武西迁为西魏,神武立孝静帝为东魏,则于西魏之君臣率多贬词。

  孝武之殂则书“宇文黑獭(即宇文泰)既害出帝(即孝武帝),乃以南阳王宝炬(即文帝)僭尊号。”  斛斯椿随入关,北史载“其死后家无余赀。”而魏收书,则谓“其狡狯多事,好乱乐祸,朝野莫不疾之。”  贺拔胜自魏奔梁,又自梁归西魏,感梁武之德,见鸟之南飞者,亦不忍射。玉壁之战,追逐齐神武,几获之。北史谓“其垂翅江左,忧魏室之危亡,奋翼关西,感梁朝之顾遇,是固君子人也。”魏收书则谓“其好行小数,志大胆薄,周章南北,终无所成,致殁于贼中。”

  此皆以其仕于西魏,故肆为诋訾,当时已谓其党齐毁魏,褒贬肆情,则其曲笔可知也。

  至孝静帝纪,历叙“高澄无礼于帝,及帝逊位于齐文宣时,与宫嫔泣别,乘一犊车而去。后文宣行幸,常以帝自随,竟遇酖而崩。”等语。按魏收修书,正在文宣时,方谄齐之不暇,岂敢直书其事?此必非收原本,乃后人取北史之文以足之。  惟后妃传内,孝静帝后高氏,本神武之女,文宣妹也,而书“帝崩后,下嫁杨遵彦。”亦似略无忌讳,故丛考前编谓非收原本。今细按之,正见收之谄附遵彦,欲以见其联姻帝室之荣,则此传实系收书,非钞北史之文也。尊彦,杨愔字也,史家书名不书字,今独书其字,尤见其谄愔而不敢书名也。然则收之书趋附避讳,是非不公,真所谓秽史也。

  孝武帝与高欢不协而西迁,既入关,因闺门无礼,为宇文泰所酖,魏收在齐修魏书,宜乎详著其丑,乃出帝纪(即孝武帝)并不叙及,但云“帝为宇文黑獭所害。”是犹存讳恶之义,或收修书时,孝武闺门之事,尚未闻于齐故耶?

  魏书纪传互异处

  魏书道武宣穆皇后传(明元帝之母刘贵人)“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故后以旧法薨。”

  然考纪传,道武以前未有此事。明元本纪载“道武将立明元为太子,召而告之曰‘昔汉武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与国政也。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于是刘贵人死,明元悲不自胜。”

  据此,则立子先杀其母之例,实自道武始也。遍检魏书,道武以前,实无此例,而传何以云魏故事耶?北史亦同此误。

  尔朱荣传

  北史魏诸臣传多与魏收书相同,惟尔朱荣传,当时谓荣子文畅遗收金,请为其父作佳传,收论内遂有“若修德义之风,则韦、彭、伊、霍,夫何足数?”等语,故北史此传多有改订。

  今按收书,大概著其功而减其恶。  先叙其讨破万子乞真、番和婆仑险、乞步落坚胡刘阿如、敕勒北列步若、勒勤斛律洛阳、费也头牧子等,详悉不遗。  至葛荣作乱,则载其请讨一疏。

  明帝之殂,则载其请诛徐纥、郑俨一疏。

  立庄帝后,载帝加以柱国大将军一诏。  擒葛荣后,载帝加以大丞相一诏。

  又进位太师一诏。  平元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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