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劄记》·卷十三　魏齐周隋书并北史

魏书多曲笔　　魏收仕于北齐，修史正在齐文宣时（高洋），故凡涉齐神武（高欢）在魏朝时事，必曲为回护。　　如孝庄纪建义元年，书“齐献武王（高欢先谥）与于晖等大破羊（侃）于瑕邱。”（北史不书）

　　二年，书“齐献武王与上党王天穆大破刑杲于济南，杲降送京，斩于都市。”（北史不书）

　　前废帝纪普泰元年，书“齐献武王以尔朱荣逆乱，兴义于信都。”（北史不书）　　又尔朱荣传内，书“河阴之役，荣欲篡立，齐献武王及司马子如劝止之，乃仍奉庄帝。”（北史谓刘灵助劝止之，而不及高欢等）

　　此皆深著齐神武之功也。　　孝武西迁为西魏，神武立孝静帝为东魏，则于西魏之君臣率多贬词。

　　孝武之殂则书“宇文黑獭（即宇文泰）既害出帝（即孝武帝），乃以南阳王宝炬（即文帝）僭尊号。”　　斛斯椿随入关，北史载“其死后家无余赀。”而魏收书，则谓“其狡狯多事，好乱乐祸，朝野莫不疾之。”　　贺拔胜自魏奔梁，又自梁归西魏，感梁武之德，见鸟之南飞者，亦不忍射。玉壁之战，追逐齐神武，几获之。北史谓“其垂翅江左，忧魏室之危亡，奋翼关西，感梁朝之顾遇，是固君子人也。”魏收书则谓“其好行小数，志大胆薄，周章南北，终无所成，致殁于贼中。”

　　此皆以其仕于西魏，故肆为诋訾，当时已谓其党齐毁魏，褒贬肆情，则其曲笔可知也。

　　至孝静帝纪，历叙“高澄无礼于帝，及帝逊位于齐文宣时，与宫嫔泣别，乘一犊车而去。后文宣行幸，常以帝自随，竟遇酖而崩。”等语。按魏收修书，正在文宣时，方谄齐之不暇，岂敢直书其事？此必非收原本，乃后人取北史之文以足之。　　惟后妃传内，孝静帝后高氏，本神武之女，文宣妹也，而书“帝崩后，下嫁杨遵彦。”亦似略无忌讳，故丛考前编谓非收原本。今细按之，正见收之谄附遵彦，欲以见其联姻帝室之荣，则此传实系收书，非钞北史之文也。尊彦，杨愔字也，史家书名不书字，今独书其字，尤见其谄愔而不敢书名也。然则收之书趋附避讳，是非不公，真所谓秽史也。

　　孝武帝与高欢不协而西迁，既入关，因闺门无礼，为宇文泰所酖，魏收在齐修魏书，宜乎详著其丑，乃出帝纪（即孝武帝）并不叙及，但云“帝为宇文黑獭所害。”是犹存讳恶之义，或收修书时，孝武闺门之事，尚未闻于齐故耶？

　　魏书纪传互异处

　　魏书道武宣穆皇后传（明元帝之母刘贵人）“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故后以旧法薨。”

　　然考纪传，道武以前未有此事。明元本纪载“道武将立明元为太子，召而告之曰‘昔汉武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与国政也。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于是刘贵人死，明元悲不自胜。”

　　据此，则立子先杀其母之例，实自道武始也。遍检魏书，道武以前，实无此例，而传何以云魏故事耶？北史亦同此误。

　　尔朱荣传

　　北史魏诸臣传多与魏收书相同，惟尔朱荣传，当时谓荣子文畅遗收金，请为其父作佳传，收论内遂有“若修德义之风，则韦、彭、伊、霍，夫何足数？”等语，故北史此传多有改订。

　　今按收书，大概著其功而减其恶。　　先叙其讨破万子乞真、番和婆仑险、乞步落坚胡刘阿如、敕勒北列步若、勒勤斛律洛阳、费也头牧子等，详悉不遗。　　至葛荣作乱，则载其请讨一疏。

　　明帝之殂，则载其请诛徐纥、郑俨一疏。

　　立庄帝后，载帝加以柱国大将军一诏。　　擒葛荣后，载帝加以大丞相一诏。

　　又进位太师一诏。　　平元颢后，载帝加以天柱大将军一诏。

　　及荣死后，又载废帝追赠三诏。

　　而于荣肆横无君，逞凶滥杀，及庄帝畏逼，忧祸潜谋杀荣之事，则不甚详，使阅者但觉功多罪少。此收之舞文也。

　　北史则于讨破万子乞真等小贼，不过檃括数语，其疏与诏，一切删除。（此本北史体例如是，非专略于荣传）而河阴之杀朝臣（魏书谓千三百人，北史谓二千余人）及庄帝杀荣之事，详叙之，历历如绘，自是功罪各不相掩。

　　然收书河阴之役，荣杀帝兄弟，并幽帝于别帐，将弑之，已使赵元则作禅文，因铸己象不成，乃还奉庄帝之处。亦终不能稍讳，则亦未大失实也。

　　惟荣女先为明帝嫔，荣欲以为庄帝后，帝从祖莹言立之，此事荣传中竟绝无一字，则以此后后为齐神武所纳，故讳之。然则收非曲徇尔朱，乃曲徇高氏耳。　　西魏书

　　魏自胡太后临朝，孝明帝崩后，尔朱荣起兵，沈太后、少帝于河，立长乐王子攸，是为孝庄帝。帝以荣肆横，手杀之。尔朱兆等称兵害帝，立长广王奕，又以奕诏禅位于广陵王恭，是为节闵帝（魏书谓前废帝）。

　　高欢起兵讨尔朱氏，废节闵而立平阳王修，是为孝武帝。未几，帝与欢不协，乃西迁关中依宇文泰，欢别立清河王亶子善见为帝，是为东魏，而孝武为西魏。

　　按欢废节闵时，会朝臣议，佥谓“孝文不可无后。”故立孝武，天下共以为主。已三年，始西迁，是魏统自应属孝武。孝武崩，文帝立，文帝崩，废帝、恭帝继之，皆魏之正统也。

　　魏收在北齐修魏书，欲以齐继魏为正统，故自孝武后，即以东魏孝静帝继之，而孝武后诸帝不复作纪，此收之私见也。

　　魏澹作魏书，以西魏为正统，自是正论。惜其书不传。故西魏文帝等纪年纪事，转见于周文帝（即宇文泰）纪内，幸北史增文帝诸纪，名分始正。而魏书究不得为完书。

　　近日谢蕴山藩伯另撰西魏书，以次于魏书之后，诚得史裁之正也。其采掇亦甚详，可称良史。惟列传尚有遗漏：

　　如八柱国内，少李弼、独孤信、赵贵、侯莫、陈崇。　　十二大将军内，少侯莫、陈顺、宇文遵、达奚武、李远、豆卢宁、宇文贵、杨忠、王雄。

　　按柱国本尔朱荣官号，荣贬后，此官遂废。魏文帝以宇文泰功大，始命为之。其后功参佐命、望实俱重者，亦居此职。自大统十六年以前，任者凡八人。泰统百揆，元欣皇族，其余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出则征伐。是诸臣乃大统十六年以前功臣，虽皆宇文泰擢用，然是时魏祚未移，泰亦尚为魏臣，诸人方与泰比肩事魏，则皆西魏臣也，岂得无传？

　　又苏绰在魏，仿周礼定官制，与卢辨同事。今绰有传而辨无传，亦属挂漏。

　　曾属蕴山补之，未知增入否？

　　附谢蕴山答书　　谢启昆

　　前过常州，快聆麈论（清谈），得慰积怀。昨惠手书，过蒙期许。拙诗复宠以序文，感何如之！

　　承示“西魏书挂漏处，极费清心，所有宗室内少元育、元赞。八柱国内少李弼、独孤信等。十二大将军内，少侯莫、陈顺等。”诚属疏略。

　　然断代为书，列传当有限制。尝怪汉之臧洪、陶谦、荀彧、公孙瓒、董卓、二袁诸人，皆未臣魏，陈寿载之魏志，殊失史裁。范蔚宗收入后汉书，是也。

　　然黄初诸臣曾仕建安者甚多，使俱入汉书，则无此义例矣！　　弟为此书之初，搜罗周、隋两朝之曾仕西魏者，凡三百余人。周书列传非西魏臣者，十无一二，势难废周书而改为西魏。故拙撰列传，以宇文受禅为断，其下仕周、隋者，即不立传，虽尉迟迥、独孤信辈，勋业烂然，亦从删削。然封爵表载其爵秩大事。异域表载其勋略。柱国大将军之制，载于百官考。似可与列传互为补苴，不致缺漏矣。此区区作书之旨，不识高明以为然否？

　　大抵吾辈著书，得失参半，一人见识既单，精力有限，不得良友正之，则疑无从改订。尚祈不吝教言，尤荷高谊。吾兄近日著述，如已脱稿，亦望寄示，或可效一得之愚也。诸惟鉴原是幸。　　答谢蕴山藩伯书

　　承示“西魏书断自宇文受禅，而以仆所指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有不能尽入西魏者。”具见斟酌苦心，仆深愧考核未精，妄参末议矣！

　　汉以后数朝，皆以禅代为革命，其臣多历仕前后两朝，故作史者必先立限断。

　　晋武时议立晋书限断，荀勖欲以魏正始为断，王瓒欲以嘉平为断，贾谧欲以泰始为断，后因张华谓宜用正始，其议遂定。

　　徐爰宋书旧本，列晋末诸臣及叛贼并刘毅等与宋武同起义者。

　　沈约修宋书，以桓玄、焦纵、卢循，身为晋贼，无关后代。吴隐、郗僧施，义止前朝，不宜入宋。刘毅、合无忌、诸葛长民、魏咏之、檀凭之，志在匡晋，亦非宋臣。遂一概删却。

　　此皆古人先立限断之法。　　足下西魏书以宇文受禅为断，可谓扼要矣。然亦有未可尽拘者。

　　陈寿魏志，列入汉末诸臣：董卓、陶谦、吕布、二袁、刘表等，诚有如足下所云，殊失史裁。然寿作三国志时，后汉尚未有正史，而诸臣事多与曹操相涉，不立传则记载不明，故仿史记项羽、陈涉之例，遂列汉臣于魏志。及范蔚宗出，悉收入后汉书，而后汉、魏两朝人物，灿若列眉。

　　足下西魏书列斛斯椿、贾显度、贺拔胜等传，正用范书例也。

　　而范书中有荀彧一传，彧出仕即参曹操军事，始终为其谋主，佐成大业，则听其传于魏志可矣。而蔚宗以其心存汉朝，阻魏九锡，特入于汉臣内，此又作史者于限断之中，寓变通之例。

　　今西魏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虽多宇文泰擢用，其后又多仕于周者，然其先则与泰同官魏朝，且泰于魏文帝时尚不失臣节，其出师尝奉魏帝以行，所仿周礼六官亦必奏而后著为令，非如操之目无汉献也。则与泰同立功于西魏者，尚皆魏臣。　　况李弼、侯莫、陈顺当周闵帝受禅之年即卒。赵贵、独孤信并以谋杀宇文护而被害。似不得尽指为周臣，而西魏书不列传也。　　如以仕周者不终于魏，则有新唐书传赵光允、王处直之例在。

　　二人皆唐臣，后历仕朱梁、后唐，而新唐书仍为立传。光允则叙其历官知制诰而止，处直则叙其天复初封太原郡王而止。以此官犹是唐所授，以后则不复叙也。　　否则，有隋、唐二书各传裴矩之例在。

　　矩入唐为民部尚书，唐人修隋书，以其在隋朝事迹最多，特为立传。后宋祁以其说曹旦举山东之地归唐，又为立传于唐书。是一人两传，古亦有此例。

　　西魏达奚武入周，有迎齐将司马消难、拒斛律敦等功，而其先战沙苑、战河桥、斩齐将高敖曹、败梁将萧循，皆魏朝事也。

　　豆卢宁入周，有讨稽胡、刘桑德等功，然其先从擒窦泰、复宏农、破沙苑、平梁仙定、讨乙铁忽，皆魏朝事也。　　杨忠入周，有破齐师于晋阳等功，而其先从平潼关、破回洛城、斩齐将辛纂、擒梁将柳仲礼，皆魏朝事也。

　　宇文贵入周，但有讨吐谷浑之功，而其先从尔朱荣擒葛荣平刑杲、拒元显，则尚在孝武以前。及从孝武入关，援贺若统、败尧雄、走任祥、降是云宝，亦皆魏朝事。魏文帝以金卮置侯上，射中者赐之，贵一发而中，帝即赐贵，且奖谕之，则更为魏帝所宠任者。　　窃意此诸人，仍应补传于西魏。但叙其在魏立功之处，而入周后事迹，周书本有传，固不妨并存，似与隋、唐二书传裴矩、赵光允、王处直之例相合，不必以其曾仕周，遂不入魏书也。

　　前后五代之人多历仕数朝，最难位置。

　　如后五代时，张全义附梁最密，而薛居正以其再仕后唐，则入于唐臣传。

　　冯道历仕数朝，居正以其殁于周，亦入于周臣传。终觉未妥，故欧阳修另立杂传以处之。

　　今以仕周者遂不入魏书，意虽严而事未备也。

　　且前代各史，凡手创帝业，身未为帝，至其子始禅代者，皆听其入新朝纪内，而前朝不复立传。

　　如后汉书不立曹操传。

　　魏志不立司马懿父子传。　　后魏书不立高欢传是也。　　今西魏书以宇文泰为西魏功臣之首，特为立传，此与后周书立杨忠传，同一卓识。泰既立传于西魏，而与泰同仕魏朝、同受魏封之人，反以其仕周遗之，转不免留全书之缺矣。

　　承谕“著书必资友朋订正。”此诚大人先生虚怀集益之雅量，故仆敢再进瞽说，以就正有道焉。　　北史魏书多以魏收书为本

　　李延寿修北史时，魏收、魏澹二书并存。史称澹书义例极严，则延寿魏史自应以澹书为本。今乃与魏收书一一核对，惟道武、太武、献文之殂及以西魏为正统，此盖用魏澹之例。其他纪传，则多本魏收书，但删繁就简耳。（澹书以西魏为正统，东魏为伪。又以道武诸帝并遭非命，前史立纪，不异善终，杀主害君，莫知名姓，则乱臣贼子将何所惧？今分明直书，不敢回避云）　　推原其故，盖魏收修史在北齐时，凡魏朝记载，如邓渊、崔浩、高允所作编年书，李彪、崔光所作纪传表志，邢峦、崔鸿、王遵业所作高祖起居注，温子升所作庄帝纪，元晖业所作辨宗室录，卷帙具在，足资采辑，故其书较为详备。及书成，则尽焚崔、李等旧书，于是收书独存。而魏澹续修，亦仅能改其义例之不当者，而年月件系事实，则固不能舍收书而别有所取也。是知澹书已悉本收书，延寿又在澹后，自不得不以收书为本，故叙事大略相同也。

　　按孝明帝之崩，本胡太后幸臣郑俨、徐纥所为。魏收书及北史本纪皆不见其迹，但云“武泰元年二月癸巳，帝崩于显阳殿”而已，是北史例亦不画一。

　　又晋书苻坚载记“坚遣俱难、邓羌等讨涉翼犍（即魏书什翼犍），涉翼犍战败，遁于阴山，其子翼圭缚父以降，坚以涉翼犍荒俗未知礼义，令入太学习礼，以翼圭执父不孝，迁于蜀。”此事魏收书本纪既不载，北史亦不书。

　　昭成帝为其子实君所弑，魏书但云“二十九年十二月，帝至云中，旬有二日，帝崩。”北史则云“皇子实君作乱，帝暴崩。”

　　道武为清河王绍所弑，魏书但云“冬十月戊辰，帝崩于天安殿，年三十九。”北史则云“清河王绍作乱，帝崩。”

　　太武为中常侍宗爱所弑，魏书但云“正平二年三月甲寅，帝崩于永安宫，年四十五。”北史则云“中常侍宗爱构逆，帝崩。”

　　献文为文明太后所害，魏书但云“承明元年，年二十三，帝崩于永安殿。”北史则书“文明太后有憾于帝，帝崩。”

　　魏书出帝之后，即接以东魏孝静帝，而出帝后诸帝不书。北史则孝武帝即出帝后，有文帝、废帝、恭帝三本纪，恭帝逊位，西魏亡，始列东魏孝静帝本纪。

　　北史改编各传　　北史编次各传多有与正史异者。

　　魏、齐隋俱有外戚传，北史以魏之刘罗辰、李峻、于劲、李延实，齐之娄睿尔、朱文畅、郑仲礼、李祖升、元蛮，隋之独孤罗、萧岿，各附其家传。惟魏之贺讷、姚黄眉、杜超、贺迷闾毗、冯熙、李惠、高肇、胡国珍，齐之赵猛、胡长仁，入外戚传。

　　（周书无外戚传）

　　魏书文苑传，有袁跃、裴敬宪、卢观、封肃、邢臧、裴伯茂、邢昕、温子升，北史惟取子升，其余各附其家传。

　　齐书文苑传，有祖鸿勋、李广、樊逊、刘逖、荀士逊、颜之推，北史惟取祖、李、樊、荀，其余亦各附其家传。

　　周书无文苑传，北史取王褒、庾信，颜之推及弟之仪。　　（之推本在北齐文苑内，后又仕周，故北史编入周代）

　　隋书文学传，有刘臻、崔儦、王頍、诸葛颖、王贞、孙万寿、虞绰、王胄、庾自直、潘徽，北史则取刘臻、诸葛颖、王贞、虞绰、王胄、庾自直、潘徽，又增虞世基、许善心、柳、明克让为文苑传。而崔儦、王頍、孙万寿各从其家传。

　　魏书有孝感传，赵谈、长孙虑、乞伏保、孙益德、董洛生、杨引、阎允明、吴悉达、王续生、李显达、仓跋、张升、王崇、郭文恭也。

　　周书有孝义传，李棠、柳桧、杜叔毗、荆可、秦族、皇甫遐、张元也。

　　隋书有孝义传，陆彦师、田德懋、薛浚、王颁、田翼、杨庆、郭世俊、纽因、刘仕隽、郎方贵、翟普林、李德饶、华秋、徐孝肃也。北史则以赵谈、李棠、柳桧、杜叔毗、陆彦师、李德饶入别传及家传，其余作孝行传。

　　魏书艺术传，晁崇、张胜、殷绍、王早、耿元、刘灵助、江式、周澹、李修、徐謇、王显、崔彧、蒋少游也。　　齐书方技传，由吾道荣、王春、信都芳、宋景业、许遵、吴遵世、赵辅和、皇甫玉、解法选、魏宁、綦母怀文、张子信、马嗣明也。

　　周书艺术传，冀隽、蒋升、姚僧坦、黎景熙、赵文深、褚该、强练也。

　　隋书艺术传，庾季才、卢太翼、耿询、韦鼎、来和、萧吉、张胄元、许智藏、万宝常也。北史则以江式、崔彧、冀隽、黎景熙、赵文深各编列传，又增沙门灵远、李顺兴、檀特师、颜恶头，并以陆法和、徐之才、何稠共为艺术传，其余入别传及家传。

　　魏书酷吏传，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张赦提、羊祉、崔暹、郦道元、谷楷也。

　　齐书酷吏传，邸珍、宋游道、卢斐、毕义云也。

　　周书酷吏传，王文同也。

　　北史则以高遵、羊祉、郦道元、谷楷、宋游道、卢斐、毕义云各从其家传，其余入酷吏传。　　北史全用隋书

　　北史于魏、齐、周正史间，有改订之处。惟于隋则全用隋书，略为删节，并无改正，且多有回护之处。

　　如隋文帝之篡：隋书本纪既循照历代国史旧式，叙九锡文、禅位诏，并帝三让乃受。绝不见攘夺之迹矣。北史亦一一照本钞誊，略无一语差异。只删去九锡文，以省繁冗而已。

　　文帝杀宇文诸王：周书谓“诸王皆以谋执政被害。”而北史则第书“诛陈王纯、诛代王达、诛滕王逌。”一似有罪而伏法者。

　　静帝之殂：帝即位后，封静帝为介国公，年方九岁，开皇元年殂。周书谓“隋志也。”而北史但书“介国公薨，上举哀于朝堂，谥曰‘周静帝’。”一似善终而加以恩礼者。

　　其于文帝之崩：书“帝疾甚，与百寮辞诀，握手欷歔，崩于大宝殿。”又载遗诏一篇，有“恶子孙已为百姓除去，今嗣位者乃好子孙”等语。一似凭几末命，寿考令终，并非遭害者。炀帝纪亦但书“高祖崩，上即位于仁寿宫。”而炀帝使张衡侍疾致毙，及矫诏即位之事，绝不见形迹。即张衡传亦不著其弑逆，但载“其赐死时，自言‘我为人作何事？而望久活？’监刑者塞耳，促杀之。”而已。惟于宣华夫人传“文帝以太子广无礼于夫人，速召故太子勇，杨素急以白太子广，广遂令张衡入寝殿，令夫人及后宫侍疾者皆出，俄而帝崩。”此则略露端倪于隐约之间。然亦未尝直书也。

　　隋书书法承历代相沿旧例，尚不足怪。李延寿自作私史，正当据事直书，垂于后世，何必有所瞻徇？乃忌讳如此。岂于隋独有所党附耶？抑隋书本延寿奉诏所修，其书法已如此，故不便岐互耶？然正史隐讳者，赖有私史，若依样胡卢，略无别白，则亦何贵于自成一家言也！

　　南北史两国交兵不详载

　　南北史以简净为主，大概就各朝正史删十之三四。

　　如每代革易之际，以禅让为篡夺者，必有九锡文、三让表、禅位诏册，陈陈相因，遂成一定格式。南北史则删之，而仅存一二诏策。

　　其他列传内文词无关轻重者，亦多裁汰。如许善心神雀赋，隋书全载原文，北史但记其事，而不载其赋。如此类者，不一而足。宋子京所谓“刊落酿词”，过旧书远甚者也。

　　其于南北交兵事，尤多删削。今即以北史与魏史校对：　　如魏书明元帝泰常七年，魏攻滑台，宋将王景度弃城走。八年克虎牢，获宋将毛德祖等。（此事在宋少帝景平元年，宋书书“魏军克虎牢，执司州刺史毛德祖以去。”南史却不书。）

　　太武帝神麚元年，宋将王仲德寇济阳，王元谟、竺灵秀寇荥阳，魏兵击破之。四年，安颉平滑台，擒宋将朱修之、李元德等，追檀道济至历城而还。（此事在宋元嘉八年，宋书书“滑台复为索虏所陷，檀道济引兵还。”）

　　太平真君四年，皮豹子等破宋兵于浊水。七年，永昌王仁擒宋将王章于高平。十一年，仁斩宋将刘坦之于汝东。宋将萧斌之寇济州，王买德弃城走，斌之入城，遣王元谟寇滑台。帝南伐，遣长孙真率骑五千赴之，元谟、斌之皆遁。乃命诸将并进，宋将臧盾拒守，燕王谭破其援兵胡崇之，永昌王又攻拔悬瓠。车驾至淮，斩宋将唐德祖，遂至瓜步。宋人大惧，献百牢，请进女皇孙以求和，帝以师婚非礼，许和而不许婚。北史俱不书，但云“帝南征，命诸将分道并进，所至城邑皆下，起行宫于瓜步。宋文帝遣使进百牢，并请进女，帝许和而不许婚。”

　　又如孝文帝太和四年，齐将崔文仲陷寿春，崔慧景寇武兴，魏诏元嘉等南讨，破齐将卢绍之于朐山，又诏冯熙等出正阳，贺罗出钟离，诸将击破齐将桓康于淮阳，俘三万余人。北史亦不详载，但云“元嘉破齐军，俘三万口。”十三年，齐将陈显达陷醴阳，左仆射穆亮讨之。十五年，齐兵寇淮阳，太守王僧隽击走之。二十一年，帝留诸将攻赭阳，自至宛城克其郛（外城），至新野，筑长围困之，大破齐将于沔北。二十二年，齐将蔡道福、成公期、胡松等各弃地遁走。又攻宛城，拔之，其将房伯玉出降。齐将裴叔业寇涡阳，诏郑思明救之。二十三年，齐将陈显达寇颍州，诏元英讨之，显达陷马圈，车驾南伐，显达遁走。北史皆不书。

　　宣武帝正始元年，梁将姜庆真陷寿春外郭，州兵击走之。统军刘思祖大破梁兵于邵阳，擒其将赵景悦等。元英又破梁将王僧炳于樊城，又破梁将马仙鞞于义阳，拔之。北史皆不书，但书破马仙鞞一事而已。二年，邢峦擒梁将范始男等，王足斩梁将王明达等，薛真度又破梁将王超宗等。北史俱不书，但云“频大破之。”是年，又诏中山王英南讨襄、沔。三年，梁将王茂先寇荆州，诏杨大眼讨之，斩其将王花等，茂先遁，追至汉水，拔其王城。梁将张惠绍陷宿豫，韦睿陷合肥，诏尚书元遥南讨，奚康生破张惠绍，斩其将宋黑，中山王英破其将王伯敖，邢峦破其将桓和于孤山，诸将别克固城、蒙山，兖州平。邢峦败梁兵于宿豫，张惠绍弃宿豫，萧昺弃淮阳南走，徐州平。中山王英大破梁军于淮南，梁临川王宏等弃淮东走，遂攻钟离。四年，钟离大水，英败绩而回。北史皆不书，但书“命中山王英南讨，破梁将王伯敖，及围钟离，因大水败回”而已。淮阳之役，临川王宏大兵逃回，实两国大事，乃亦不书。

　　盖延寿叙事，专以简括为主，固不能一一详书。且南北交兵，各自夸胜讳败（三国志书法亦同），国史固各记其所记，延寿则合南北皆出其一手，惟恐照本钞誊，一经核对，则事迹多不相符故也。

　　即如齐神武纪“神武围王思政于玉壁，欲以致敌，西师不敢出，乃班师。”而周文纪，谓“周文闻齐神武至玉壁，乃出军蒲阪，神武即退。”是西师未尝不敢出也。

　　芒山之战，齐纪谓“神武大败周文，俘斩六万。会有军士奔西军，告以神武所在，西军尽锐来攻，神武几为贺拔胜所获，仅而免。”是东军先胜而后败也。周纪则云“齐神武阵芒山，数日不进，周文率军夜登山，未明而击之，神武为贺拔胜所逐，仅免。而赵贵等五军居右，战不利，齐神武合军再战，周文又不利。”是西魏军亦先胜后败。

　　两纪相校，则周纪少叙先为东军所败，一似齐纪，又少叙再战而败西军一节，致不相合。且齐神武奔脱后，合兵再战，周文不利之处，应叙于齐纪以夸胜，乃反叙于周纪，而齐纪不书。此战之后，齐纪谓“神武遣刘丰徇地至宏农而还。”周纪谓“齐神武自至陕，达奚武御之，乃退。”亦不相符。

　　可见作史之难，两国交涉处，一经校对，辄多罅隙，宜乎延寿之不敢详书也。

　　按北史太略，亦有不明处。如魏宣武帝景明元年，齐将陈伯之寇淮南，是伯之方为齐攻魏也。忽于正始三年，书“陈伯之自梁城南奔。”一伯之也，何以忽南忽北？魏书则景明三年，书“伯之来降”，正始元年，“伯之破梁将赵祖悦及昌义之。”三月，“伯之自梁城南奔”。则其先降北而又奔南，较为明析。北史不书其降魏一节，殊无来历。若以伯之降魏事小，故不书，然正始元年，梁将夏侯道迁据汉中来降，何以又书也？　　北史与魏齐周隋书岐互处　　北史与魏、齐、周、隋各史比对，大略相同，间有小异处，今为摘出：

　　魏书“神元帝遣子文帝（沙漠汗）如魏，是岁（曹）魏景元二年也。”北史则谓“遣文帝如晋，是岁晋景元二年也。”按景元尚是魏陈留王年号，魏书以属魏，从其名也，是时权已在晋，北史以属晋，从其实也。

　　魏书：凡宗室皆系以元姓，如元觚、元仪、元题之类是也。按拓跋之改姓元，乃孝文帝时事，道武以来，固未尝有此，乃以后来所改之姓，追叙于未改之前，殊属倒装。北史则书秦王觚、东平公仪、襄城公题，较为得实。　　尔朱荣河阴之杀朝士，魏书谓“责百官以明帝被害之故。”北史谓“荣妄言高阳王雍欲反，故杀之。”

　　周书杨忠传“忠从独孤信破穰城，居半年，以东魏之逼，与信俱奔梁，后从梁归关中，周文召居帐下。”是奔梁后方归西魏也。北史云“东魏之逼忠与信，俱归关中，周文召居帐下。”则删却奔梁一节，未免过求简净之失。　　其他与正史稍有岐互者：

　　魏孝文南伐，魏书“步骑百余万”，北史作“三十余万”。　　齐文宣逼魏孝静帝禅位，魏书有“襄城王旭入奏，请静帝法尧禅舜”，北史作“襄城王昹”。

　　西魏克南郑，周书谓“梁萧循降”，北史作“萧修”。

　　周书文帝纪，有“沃野贼卫可孤”，北史作“卫可瑰”。

　　弘农之战，周书谓“斩东魏将李徽伯”，北史谓“擒李徽伯”。

　　此皆稍有差异之处，延寿自序谓“正史外又勘究杂史千余卷。”故有此改订也。

　　北史书法与周隋书不同处

　　周书文帝纪内“魏大统十二年，齐神武围玉壁，不克，以疾班师。十三年春，遂殂。十五年，侯景弑梁武帝。十六年，齐文宣废魏孝静而自立。”北史周纪皆不书，以是时周文帝尚为魏臣，诸事皆书于魏史故也。

　　隋书文帝纪，专叙文帝事，而其父忠立功于周室之处不叙，以周书已立忠传也。北史则于周代不立忠传，而以忠事叙于隋文纪内。

　　周书文帝、孝闵帝、明帝三本纪，各为一论。北史则三帝合为一论，而论词仍檃括周书三论用之。

　　周书武帝、宣帝、静帝纪，各为一论。北史亦檃括其语为一论。

　　至如隋文帝、炀帝、恭帝纪论，则全用隋书，一字不易，惟文帝论开首“龙德在田，奇表见异”八字，换以“树基立本，积德累仁”耳，然隋文以诡诈攘位，有何积德累仁耶？

　　北史纪传互异处

　　隋书文帝本纪“周五王谋隋文帝，帝以洒肴造赵王招，观其指趣。王伏甲于卧内，赖元胄以免。”是文帝知招欲谋害，故以洒肴赴之，以观其意也。　　元胄传则云“招欲害帝，帝不之知，乃将洒肴诣其宅。”则已与纪异矣！

　　周书赵王招传云“招邀隋文帝至第，饮于寝室。”则又非隋文之以洒肴赴之也。

　　周隋书各记所记，故不同如此。北史则延寿一手所成，乃此等处全钞旧文，初不检点，遂亦岐互。

　　大业十四年

　　隋炀帝江都之难在大业十四年，而隋书及北史只书十三年者。　　缘十三年唐高祖起兵入长安，奉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而炀帝大业之号已从削除，修史者皆唐臣，自应遵本朝之制，以义宁纪年，而炀帝之被弑，转书于义宁二年之内。

　　其实天下共主，一日尚存，终当称其年号，则大业十四年，不可没也。

　　太上皇帝　　太上皇帝，本汉高祖有天下后，奉其父太公之称，非太公有天下传于子而有是称也。　　汉书高帝诏曰“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今公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尊号，今上太公曰‘太上皇’。”蔡邕曰“太上皇不言帝，非天子也。”颜师古曰“天子之父，故号曰皇，不预政治，故不曰帝也。又三国志王肃议曰“汉总帝王之号，号曰皇帝，有别称帝，无别称皇者。高祖时，其父见在，而使称皇，则皇是稍轻者也。”裴松之注“汉祖尊其父为皇，其实贵而无位，高而无民，比之于帝，实稍轻也。”

　　其以天下传子而称太上皇帝者，各史所载共十四君，今记于左：

　　按左传“晋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为君，会诸侯伐郑。”史记“赵武灵王传国于子惠文王，自称主父。”此实内禅之始，然未有太上之称，故不列也。他如晋司马伦迁惠帝于金墉城，号曰太上皇。唐高祖立隋代王侑，尊炀帝为太上皇。此皆僭乱革易时事，名同而实异，更不可列入内禅之内也。　　吕光（后凉）即天王位，年号龙飞，在位十年，以老病，立子绍为天王，自称太上皇帝。（晋书载记）

　　后魏（北魏）献文帝即位后，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在位七年，年十七，即内禅。使太保陆馥、太尉源贺奉皇帝玺绶册命皇太子升帝位。（是为孝文皇帝，时年仅五岁）群臣奏曰“昔三皇之世，淡泊无为，故汉高祖尊其父曰太上皇，不统天下。今皇帝幼冲，万几大政，犹宜陛下总之。谨上尊号曰太上皇帝。”帝乃从之，遂徙居崇光宫，采椽不斫，土阶而已。国之大事，仍以奏闻。孝文帝每月一朝崇光宫，后改称宁光宫。其后讨蠕蠕、拾寅等事，献文帝仍躬御戎车。承明二年崩，年二十三。（魏书）　　北齐武成帝即位五年（年二十八岁），以天文有变，太史奏当有变易，祖珽乃上表言“陛下虽贵为天子，未是极贵，按春秋元命苞‘乙酉之岁，除革旧政。’今太岁在乙酉，宜传位东宫，应天道。”乃上魏献文帝禅子故事，帝从之。（祖珽传）乃传位于皇太子纬，是为齐后主。（时年十岁）大赦改元，百官上尊号为太上皇帝。军国大事仍以奏闻。（北齐书本纪）然是时，武成帝仍往来晋阳、邺都，凡除拜生杀，仍自主之。后主天统四年崩，凡为太上皇帝四年。（北齐书）

　　后主纬，隆化二年（时年二十一），自晋阳战败回邺，以周师日逼，乃传位太子恒（时方八岁），改隆化二年为承光元年，尊后主为太上皇帝。后主先走青州，幼主亦东走，又禅位于任城王湝，以太上皇为无上皇，幼主为守国天王，不数日，父子俱为周所执。（北齐书）

　　后周宣帝以大象元年（时年二十一），传位于皇太子衍（时年七岁），诏曰“朕以寡薄，只承鸿绪，上赖先朝得一之迹，下藉群后不二之心，兴隆国本，用宏天历。皇太子衍，地居上嗣，正统所归，远凭积德之休，允协无疆之庆。朕今传位于衍，乃眷四海，深合讴歌之望，传子一人，高蹈风尘之表，万方兆庶，谅朕意焉。”于是自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皇帝衍称正阳宫，朝廷政事，仍宣帝处分。大象二年崩，年二十二。（周书）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乃立世民为皇太子听政。是岁八月，皇太子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贞观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宫。（新唐书本纪书法如此，但言“皇太子即位”，而不言“高祖传位”，以见其迫于势之不得已也。以下皆唐书。）

　　唐睿宗在武后时已立为帝，后中宗归为帝，睿宗仍为相王。中宗为韦后及安乐公主所弑，韦后临朝，临淄王隆基（睿宗子）率兵讨乱，诛韦氏及安乐公主，于是睿宗即皇帝位，立临淄王为皇太子。先天元年，立为皇帝听小事，自称太上皇听大事。明年诏归政于皇帝，是为玄宗。

　　唐玄宗享国既久，尝欲传位于太子，杨国忠等甚惧，使杨贵妃衔土祈哀，乃不果。天宝十五载，安禄山反，帝避乱至马嵬，太子从行，父老请留太子讨贼，帝许之，遣寿王瑁及高力士谕太子，太子乃治兵于朔方。因裴冕、杜鸿渐等请，遂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尊玄宗为上皇天帝，遣使奏闻，玄宗遣韦见素、房管、崔涣奉皇帝册至灵武。肃宗复两京，至德二载，迎玄宗归至咸阳，备法驾于望贤驿，玄宗御楼，肃宗紫袍，望楼拜舞，玄宗降楼，抚肃宗，肃宗泣辞黄袍，玄宗自为衣之，肃宗伏地固辞，玄宗曰“天下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保残龄，即汝之孝也。”肃宗乃受，玄宗居兴庆宫。乾元元年，玄宗入御宣政殿，授肃宗传国受命宝及符册，号曰“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肃宗又上玄宗尊号曰“圣皇天帝”。上元元年，肃宗病，李辅国矫诏迁玄宗于西内。宝应元年，玄宗崩。

　　唐顺宗即位，病喑，乃立广陵王纯为皇太子，命权勾当（担当）军国事。明年，立为皇帝，是为宪宗，而顺宗称太上皇。元和元年，宪宗上尊号曰“应干圣寿太上皇”。

　　宋徽宗宣和七年，以金兵之逼，先命皇太子为开封牧，寻诏皇太子嗣位，自称道君皇帝，太子即位，是为钦宗，尊徽宗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居龙德宫。靖康元年，徽宗避金兵至镇江府，金兵退，还京师，明年，金人以二帝北行。（以下皆宋史）

　　宋高宗自元懿太子薨，访太祖子孙“伯”字行内者育于宫中。绍兴二年，得伯玖，赐名瑗，后封普安郡王。三十年，立为皇子，更名玮。三十一年，金海陵入寇，玮从高宗至金陵。已而海陵被弑，金兵退，高宗自金陵归。三十二年，立为皇太子，改名（慎）。高宗久有传位之意，至是乃降御札“皇太子可即位，朕称太上皇帝，退处德寿宫。”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太子趋避殿侧，高宗勉谕再三，于是高宗出御紫宸殿，宰臣奏事毕，高宗还宫，百官移班殿门外，拜诏毕，复班殿廷，内侍掖太子至御榻前即位，是为孝宗。孝宗是时犹侧立，不敢坐，内侍扶掖至八九，乃略坐，宰相率百官称贺，孝宗遽兴，宰相升殿固请，孝宗愀然曰“此大位，恐不克当。”高宗即驾往德寿宫，孝宗步送出祥曦门，冒雨掖辇，至宫门不止，高宗麾谢再三，令左右扶还，顾曰“吾付托得人，无憾矣！”自是每五日一朝德寿宫，百官月两朝。高宗诰“每月四朝。”孝宗上高宗尊号曰“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孝宗终身备极孝养，两宫无纤毫闲隔。至淳熙十四年，高宗崩，年八十一，凡为太上皇帝者二十四年。孝宗行三年之丧。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诏“自今御内殿，令皇太子侍立。”十六年二月，诏“传位皇太子，以德寿宫为重华宫。”是日，孝宗吉服御紫宸殿，行内禅礼，百官称贺毕，内侍请太子坐，太子固辞，内侍扶掖，乃即位，是为光宗。光宗是时微坐复兴，丞相率百官贺礼毕，枢密院奏事，光宗仍立，听班退。孝宗反丧服，御后殿，光宗侍立，寻登辇，同诣重华宫，光宗还内，上尊号曰“至尊寿皇圣帝”。

　　宋光宗绍熙四年七月以后，因疾不能朝重华宫，明年，孝宗疾甚，光宗仍不能朝，孝宗崩后，亦不能过宫行丧，乃立子嘉王为皇太子。赵汝愚密请太皇太后于禫祭日，命皇太子即位，尊光宗为太上皇。至日，众官扶太子入素幄，披黄袍，太子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须臾，催仗讫，百官班定，内侍扶掖，乃即位，是为宁宗。宁宗诏“建泰安宫以奉太上皇，自是五日一朝。”寻诏“以秋暑，太上皇未须移御，即以寝殿为泰安宫。”上尊号曰“圣安寿仁太上皇帝”，庆元六年崩。

　　明英宗土木之变，陷于也先，皇太后谕立皇长子见深为皇太子，命郕王（英宗弟）辅之，代总朝政。后议者谓时方多难，宜立长君，皇太后亦遣太监金英传旨郕王，宜早正大位。于是郕王即帝位，是为景帝。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后也先送英宗归，景帝奉迎之，礼甚简，将至京，始备法驾于安定门外，英宗自东安门入，景帝迎拜，英宗答拜，各述己意，逊让良久，乃送英宗于南宫，群臣就见而退。后群臣请朝英宗万寿圣节及元旦，景帝皆不许，已又废太子见深为沂王，而立己子见济为皇太子，又杀侍英宗之太监阮浪等。皇太子见济寻卒，御史钟同等请复储，皆被杖，并伐南城中高树，英宗危甚。及景帝不豫，石亨、徐有贞等迎英宗复位。（明史）

　　以上皆历代太上皇故事。

　　北朝诸君固无足道，唐、宋则名分典礼各著称史册。然洪容斋谓“唐四君：顺宗以病不能临政；高祖以秦王杀兄弟；明皇幸蜀，太子擅立；惟睿宗传位，发于诚心，然至先天二年，太平公主被诛之明日，始尽行归政，则犹有不得已者。惟宋高、孝两朝，为千古所未有云。”此固确论也。然南宋国仅偏安，嗣君又非亲子，究不得为大全。

　　惟我高宗纯皇帝，当大一统之运，临御六十年，亲传宝位，犹时勤训政，享年至八十有九。今上自受禅后，极尊养之，诚无一日不亲承色笑。视孝宗之一月四朝，曾不足比数焉。然则两宫授受，慈孝兼隆，福德大备，真开辟以来所未见，岂不盛哉！（然帝非汉人，亦不得为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