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劄记》·卷二十七 辽史金史
辽史
辽史太简略，盖契丹之俗，记载本少。
太宗会同元年，虽诏有司编始祖奇善（旧名奇首）可汗事迹。然辽史所载，仅记其生于都庵山，徙于潢河之滨而已，盖已荒渺无可稽也。
历朝亦有监修国史之官。
如刘慎行、邢抱朴、室昉、刘晟、马保忠、耶律隆运、耶律玦、萧罕嘉努（旧名萧韩家奴）、耶律阿苏（旧名阿思）、王师儒等，皆以此系衔。（见各本传）
然圣宗诏修日历官毋书细事。道宗并罢史官预闻朝议，俾问宰相书之。惟萧罕嘉努修国史，以圣宗猎秋山熊鹿伤数十人，直书其事，帝见而命去之，既出，又书其事，以为史笔当如是也。其他则隐讳苟简可知矣！
其编为史册，
至兴宗时，耶律孟简上言“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乃编耶律吓噜（旧名曷鲁）、乌哲（旧名屋质）、休格（旧名休哥）三传以进，兴宗始命置局编修。其时有耶律古裕（旧名谷欲）、耶律庶成及萧罕嘉努实任编纂之事，乃录约尼氏（旧作遥辇氏）以来事迹，及诸帝实录共二十卷上之。盖圣宗以前事皆是时所追述也。
道宗大安元年，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则又本耶律古裕等所编而审订之，其时刘辉谓道宗曰“宋欧阳修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臣亦请以赵氏初起时事，详附我朝国史。”据辉所言，则不惟诸帝有实录，且渐有全史矣！
至天祚帝乾统三年，又诏耶律俨纂太祖以下诸帝实录，共成七十卷，于是辽世事迹粗备。辽史传赞谓“其具一代治乱之迹，亦云勤矣。”当辽之世，国史惟此本，号为完书。金熙宗尝于宫中阅辽史，即此本也。
金二次修史
熙宗皇统中，又诏耶律固、伊喇因（旧名移剌因）、伊喇子敬（旧作移剌子敬）等续修辽史，而卒业于萧永琪，共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皇统七年上之。此金时第一次所修也。 章宗又命伊喇履提控刊修辽史，党怀英、郝俣充刊修官，伊喇益、赵沨等七人为编修官，凡民间辽时碑志及文集，悉送上官，同修者又有贾铉、萧贡、陈大任等，泰和元年，又增三员，有改除者，听以书自随。怀英致仕后，诏大任继成之。（俱见各本传）此金时第二次所修也。
至元修辽史时，耶律俨及陈大任二本俱在，后妃传序云“俨、大任辽史后妃传大同小异，酌取以著于篇。”而历象闰考中，并注明俨本某年有闰，大任本某年无闰。尤可见其纂修时悉本俨、大任二书也。 辽史二
辽、金二代之兴，皆经祖宗数世开创，始成帝业。
金史于太祖本纪前，先立世纪以叙其先世，最为明析。 辽史则开卷即作太祖本纪，而其祖宗递传之处，反附见于本纪赞内，故所叙太简。肃祖、懿祖、元祖、德祖四代，其妻已立传于后妃内，其夫反无专纪而附于赞内，岂不详略两失乎？
且赞中所叙，又不甚明了，谓：自奇善可汗生都庵山，传至聂哷（旧名雅里），让苏尔威（旧名阻午）而不肯自立，聂哷生必塔（旧名毗牒），必塔生海兰（旧名颏领），海兰生努尔苏（旧名耨里思），是为肃祖，肃祖生萨喇达（旧名萨剌德），是为懿祖，懿祖生伊德实（旧名匀德），是为元祖，元祖生色勒迪（旧名撒剌的，北庭杂记又名斡里），是为德祖，即太祖安巴坚（旧名阿保机）之父也，世为约尼之额尔奇木（旧作夷离堇），太祖受可汗之禅，遂建国云。
太祖本纪，又谓哈陶津汗（旧作痕德堇可汗）殂，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太祖三让，乃许之。按新唐书谓：契丹王锡里济（旧唐书及薛居正五代史俱作习尔之）死，族人沁丹（唐书、薛史俱作钦德）嗣，尝入寇，为刘仁恭所败，乃以重赂乞盟，故沁丹晚节不竞。而欧阳五代史谓：约尼以次代，为刘仁恭所攻，八部之人以约尼为不任事，选于众，得安巴坚代之。盖此即辽史所谓“受可汗之禅”者也。（钦德、痕德堇、遥辇，皆名字传闻之误）
其聂哷让苏尔威而不自立之处。按耶律吓噜传：哈陶津汗殁，群臣奉遗命立太祖，太祖曰“吾祖聂哷尝以不当立而辞位，吾可受乎？”吓噜曰“昔聂哷之辞，以未有遗命也。今先君言犹在耳，君命不可违。”太祖乃即位。据此，则所谓聂哷让苏尔威及太祖受可汗之禅，欧史虽不载，要是实事。
又吓噜云“自苏尔威后十余世，国衰民困。今正当兴王之运，不可失也。”此亦与唐书、欧史所谓“被刘仁恭所攻，八部之人以约尼为不任事，而立安巴坚”者，略相合。然辽史谓“群臣奉遗命立安巴坚。”欧史则谓“八部人公议立安巴坚。”又属岐互。至新唐书谓“八部迭相更代，独安巴坚自为一部不肯代，自号为王。”欧史又谓“安巴坚既立后，值中国多故，汉人归之者众，告以中国之主无代立者。安巴坚于是立。九年尚不求代，诸部共责诮之，安巴坚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诸部许之，遂率汉人于滦河上，筑城种田，而以计诱八部大人来会，尽杀之，然后并八部为一。”此与新唐书相合，当是安巴坚实事。而辽史并无一字及之。盖耶律俨修实录时，为其先世隐讳。陈大任修史，亦遂因之，不复勘对唐书及欧史也。
且辽史隐讳之处，亦不止此。
欧史载李克用先约安巴坚共攻梁，已而安巴坚背约，反遣梅老聘梁，奉表称臣以求封册，克用大恨，临殁以一矢属庄宗报仇，后果为庄宗击于望都，大败而去。而辽史则以克用结好之事，为约其共攻刘仁恭而不言攻梁，以掩其背约之迹，此其讳饰一也。
欧史德光灭晋后，归殁于滦城，契丹人剖其腹，实以盐，载之北归。晋人谓之“帝”。辽史并不载，但书其自悔之语，谓“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私财，二也；不遣诸节度归镇，三也。”而赞其如秦穆之能悔过。又记其迁晋主母子于黄龙府时，仍以其宫女、宦官、东西班官、医官、控鹤官及庖人、茶酒司等从行，又以晋旧臣赵莹、冯玉、李彦韬等护送，以见其加惠于亡国之处。
凡此有善则书，有恶则讳，可见皆耶律俨在辽时所修原本，而陈大任因之者也。而元时修史之草率，并唐书、欧史亦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