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劄记》·卷一　史记　汉书

司马迁作史年岁

　　司马迁报任安书，谓：“身遭腐刑而隐忍苟活者，恐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论者遂谓：“迁遭李陵之祸，始发愤作史记。”而不知非也。

　　其自序谓父谈临卒，属迁论著列代之史。父卒三岁，迁为太史令，即紬石室金匮之书。为太史令五年，当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后五百年之期，于是论次其文。会草创未就而遭李陵之祸，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无怨。

　　是迁为太史令，即编纂史事，五年为太初元年，则初为太史令时，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汉二年遭李陵之祸已十年。

　　又报任安书内谓：“安抱不测之罪，将迫季冬，恐卒然不讳，则仆之意终不得达，故略陈之。”安所抱不测之罪，缘戾太子以巫蛊事斩江充，使安发兵助战，安受其节而不发兵。武帝闻之，以为怀二心，故诏弃市。此书正安坐罪将死之时，则征和二年间事也。

　　自天汉二年至征和二年，又阅八年。

　　统计迁作史记，前后共十八年。况安死后，迁尚未亡，必更有删订改削之功。

　　盖书之成，凡二十余年也。其自序末谓“自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乃指所述历代之事止于太初，非谓作史岁月至太初而讫也。

　　李延寿作南北史凡十七年。欧阳修、宋子京修新唐书，亦十七年。司马温公作资治通鉴凡十九年。迁作史之岁月，更有过之。合班固作史之岁月并观之，可知编订史事，未可聊尔命笔矣。元末修宋、辽、金三史，不过三年。明初修元史，两次设局，不过一年。毋怪乎草率荒谬，为史家最劣也。

　　班固作史年岁

　　汉书武帝以前，纪、传、表多用史记文，其所撰述，不过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朝君臣事迹。且有史迁创例于前，其成之易易。乃考其始末，凡经四人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然后知其审订之密也。

　　据后汉书班固传：“固父彪接迁书太初以后，继采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

　　是彪已有撰述也。

　　固以父书未详，欲就其业，会有人告其私改国史。明帝阅其书而善之，使固终成之。固乃起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为纪、表、志、传，凡百篇。自永平始受诏，积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

　　是固成此书已二十余年。　　其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就而固已卒。和帝又诏其妹昭，就东观藏书阁踵成之。

　　是固所未成，又有妹为之卒业也。　　汉书始出，多未能通。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

　　是昭之外，又有马续也。　　百篇之书，得之于史迁者，已居其半，其半又经四人之手而成。　　其后张衡又条上汉书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卢植、马日磾、杨彪、蔡邕、韩说等校书东观，又补续汉记，则是书亦尚有未尽善者。益信著书之难也。

　　各史例目异同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其后沿为编年、记事二种。

　　记事者，以一篇记一事，而不能统贯一代之全；编年者，又不能即一人而各见其本末。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魏禧序十国春秋，谓“迁仅工于文，班固则密于体。”以是为史汉优劣。不知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此固未可同日语耳。

　　至于篇目之类，固不必泥于一定。或前代所有而后代所无；或前代所无而后代所有，自不妨随时增损改换。今列二十二史篇目异同于左：

　　本纪　　古有禹本纪、尚书世纪等书。迁用其体，以叙述帝王。惟项羽作纪颇失当。故汉书改为列传。

　　后汉书又立皇后纪。盖仿史汉吕后纪之例。不知史迁以政由后出，故高纪后，即立后纪。至班固则先立孝惠纪，孝惠崩，始立后纪。其体例已截然。以少帝既废，所立者非刘氏子，故不得以伪主纪年，而归之于后也。若东汉则各有帝纪，即女后临朝，而用人行政已皆编在帝纪内，何必又立后纪？

　　新唐书武后已改唐为周，故朝政则编入后纪。宫闱琐屑事，仍立后传，较有斟酌。　　宋史度宗本纪后，附瀛国公及二王，不曰帝而曰瀛国公、曰二王，固以著其不成为君，而犹附于纪后，则以其正统绪余，已登极建号，不得而没其实也。

　　至马令、陆游南唐书作李氏本纪、吴任臣十国春秋，为僭大号者皆作纪，殊太滥矣。其时已有梁、唐、晋、汉、周称纪，诸国皆偏隅，何得亦称纪耶？　　金史于太祖本纪之前，先立世纪以叙其先世。此又仿尚书世纪之名，最为典切。

　　世家

　　史记卫世家赞：“余读世家言”云云，是古来本有世家一体，迁用之以记王侯诸国。

　　汉书乃尽改为列传（按班固传：改世家为列传，系其父彪变例）。传者，传一人之生平也。王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今改作传，而其子孙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后，究非体矣。然自汉书定例后，历代因之。

　　晋书于僭伪诸国数代相传者，不曰世家而曰载记。盖以刘、石、符、姚诸君，有称大号者，不得以侯国例之也。　　欧阳修五代史，则于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北汉、楚、吴、越、闽、南平皆称世家。

　　宋史因之，亦作十国世家。

　　辽史于高丽、西夏，则又变其名曰外记。

　　表

　　史记作十表，仿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为立传，此外大臣无功无过者，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则于表载之。作史体裁，莫大于是。

　　故汉书因之，亦作七表。以史记中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皆无与于汉也。其余诸侯，皆本史记旧表，而增武帝以后沿革以续之。惟外戚恩泽侯表，史记所无。又增百官公卿表，最为明析。另有古今人表，既非汉人，何烦胪列。且所分高下，亦非定评，殊属赘设也。

　　后汉、三国、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及南北史皆无表。

　　新唐书宰相、方镇、宗室世系三表。

　　薛五代史无表。欧五代史亦无表。但有十国世家年谱。

　　宋史有宰相、宗室二表。

　　辽史立表最多。有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游幸表、部属表、属国表。表多则传可省，此作史良法也。　　金史宗室、交聘二表。　　元史后妃、宗室世系、诸王、公主、三公、宰相六表。　　明史诸王、功臣、外戚、宰辅、七卿，共五表。

　　后人有因各史无表而补之者：伏无忌、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边韶、崔寔、延笃作百官表，皆不传。袁希之又有汉表，熊方有后汉表，李焘作历代宰相年表，皆所以补前人之缺。近时万斯同又取历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补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十三篇，最为详赡。

　　书志

　　八书乃史迁所创，以纪朝章国典。

　　汉书因之，作十志。律历志则本于律书、历书也。礼乐志则本于礼书、乐书也。食货志则本于平准书也。郊祀志则本于封禅书也。天文志则本于天官书也。沟洫志则本于河渠书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

　　其后律历、礼乐、天文、地理、刑法，历代史皆不能无。

　　后汉书改地理为郡国。又增礼仪、祭祀、百官、舆服四志。

　　三国无志。　　晋、宋、齐书，大概与前书同。惟宋书增符瑞志。齐书亦有祥瑞志。　　梁、陈书及南史无志。

　　魏书改天文为天象，地理为地形，祥瑞为灵征，余皆相同，而增官氏、释老二志。　　齐、周及北史皆无志。

　　隋书本亦无志，今志乃合梁、陈、齐、周、隋并撰者。其艺文则改为经籍。

　　新唐书增仪卫、选举、兵制三志。

　　薛五代史志类有减无增。欧五代史另立司天、职方二考，亦即天文、地理而变其名也。

　　宋史诸志与前史名目多同。　　惟辽史增营卫、捺钵、部族、兵卫诸志，其国俗然也。　　金元二史志目与宋史同，惟少艺文耳。

　　明史志目与宋史同，其艺文志内，专载明人著述，而前代书流传于世者不载。　　列传　　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事迹也。（说见陔余丛考）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又于传之中，分公卿将相为列传，其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又别立名目，以类相从。

　　自后作史者，各就一朝所有人物传之，固不必尽拘迁史旧名也。如汉书少刺客、滑稽、日者、龟策四传，而增西域传。盖无其人不妨缺，有其事不妨增。至外夷传则又随各朝之交兵通贡者而载之，更不能尽同也。

　　惟货殖一款，本可不立传，而汉书所载货殖，又多周秦时人，与汉无涉，殊亦赘设。

　　后汉书于列传，儒林、循吏、酷吏外，又增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

　　三国志名目有减无增。

　　晋书改循吏为良吏，方术为艺术，不过稍易其名。又增孝友、忠义二传。其逆臣则附于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

　　宋书但改佞幸为恩幸。其二凶亦附卷末。（二凶：刘劭、刘浚）

　　齐书改文苑为文学，良吏为良政，隐逸为高逸，孝友、忠义为孝义，恩幸为幸臣，亦稍变其名。其降敌国者，亦附卷末。

　　梁书改孝义为孝行，又增止足一款。其逆臣亦附卷末。

　　陈书及南史亦同。惟侯景等另立贼臣名目。　　后魏书改孝行为孝感，忠义为节义，隐逸为逸士，宦者为阉宦，亦稍变其名。其刘聪、石勒、晋、宋、齐、梁俱入外国传。

　　北齐各传名目，无所增改。　　周书增附庸一款。

　　隋书改忠义为诚节，孝行又为孝义，余与前史同。而以李密、杨玄感次列传后。宇文化及、王世充附于卷末。

　　北史各传名目，大概与前史同，增僭伪一款。

　　旧唐书诸传名目，亦与前史同。其安禄山等，亦附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

　　新唐书增公主、藩镇、奸臣三款。逆臣中又分叛臣、逆臣为二，亦附卷末。

　　薛五代史增世袭一款。　　欧五代史另立家人、义儿、伶官等传。其历仕各朝者，谓之杂传。又分忠义为死节、死事二款。又立唐六臣传。盖五代时事多变局，故传名亦另创（创）也。

　　宋史增道学一款及周三臣传，余与前史同。

　　辽史改良吏为能吏，余与前史同。另有国语解。

　　金史无儒学，但改外戚为世戚，文苑为文艺，余与前史同。亦另有国语解。

　　元史增释老，余亦与前史同。

　　明史各传名目，亦多与前史同，增阉党、流贼及土司传。

　　史记编次

　　史记列传次序，盖成一篇，即编入一篇，不待撰成全书后，重为排比。

　　故李广传后，忽列匈奴传，下又列卫青、霍去病传。朝臣与外夷相次，已属不伦。然此犹曰：诸臣事皆与匈奴相涉也。　　公孙弘传后，忽列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传，下又列司马相如传。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传。循吏后，忽列汲黯、郑当时传。儒林酷吏后，又忽入大宛传。

　　其次第皆无意义，可知其随得随编也。

　　褚少孙补史记不止十篇

　　汉书司马迁传谓：“史记内十篇，有录无书。”颜师古注引张晏曰：“迁没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凡十篇。元、成间，褚少孙补之，文词鄙陋，非迁原本也。”是少孙所补，只此十篇。

　　然细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孙增入者。　　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见。及钩弋夫人生子，武帝将立为太子，而先赐钩弋死。又卫青本平阳公主骑奴，后贵为大将军，而平阳公主寡居，遂以青为夫等事。　　田仁传后增：仁与任安，皆由卫青舍人，选入见帝。二人互相举荐，帝遂拔用之等事。

　　又张苍、申屠嘉传后增记征和以后为相者。车千秋之外，有韦贤、魏相、丙吉、黄霸，皆宣帝时也。韦元成、匡衡，则元帝时也。

　　此皆少孙别有传闻，缀于各传之后。今史记内，各有“褚先生曰”以别之，其无“褚先生曰”者，则于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以为识别。此少孙所补，显然可见者也。

　　又有就史迁原文而增改者。

　　楚元王世家后，叙其子孙有至地节二年者，则宣帝年号也。

　　齐悼惠王世家后，叙朱虚侯子孙，有至建始三年者，则成帝年号也。

　　此皆在迁后，而迁书内见之，则亦少孙所增入也。

　　李广利之降年考

　　又史记匈奴传：“太初四年，且鞮侯单于立。其明年，浞野侯亡归。又明年，汉使李广利击右贤王于天山。又使李陵出居延陵，败降匈奴。”则天汉二年也。“又二年，汉使广利出朔方，与匈奴连战十余日。广利闻家已族灭，遂降匈奴。”则应是天汉四年事。

　　然汉书武帝纪：“天汉二年，李陵降匈奴。”此与传同。而“广利之降，则在征和三年”。距“天汉四年”，尚隔七年，殊属歧互。不知者，必以史迁为及身亲见，与班固事后追书者不同，自应以史记为准。然征和元年，巫蛊事起。三年，太子斩江充，战败自杀。而广利之降，则以太子既死之明年。广利出击匈奴，丞相刘屈牦饯于郊外。广利以太子既死，属屈牦劝上立昌邑王为太子。昌邑王者，广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广利甥也。此语为人所告发，帝遂诛其家。广利闻之，乃降匈奴。是广利之降，在卫太子死后。而太子之死，实在征和二年。此等大事，汉书本纪，编年纪载，断无差误。则广利之降，必不在天汉四年明矣。

　　再以汉书匈奴传核对。则李陵降匈奴以前，皆与史记匈奴传同。“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兵，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无所得，乃引还。”并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鞮侯单于死，狐鹿姑单于立，是为汉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汉乃又遣广利出塞，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闻妻子坐巫蛊事被收，乃降匈奴。”计其岁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与武帝纪相合。

　　则知史记匈奴传末所云“天汉四年，广利降匈奴者”，非迁原本也。迁是时目击其事，岂有错误年岁至此。盖迁所作传，仅至李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塞不利引还便止。（迁自叙谓讫于太初，则并在陵降匈奴之前）而褚少孙于数十年后，但知广利降匈奴之事，不复细考年代，即以系于天汉四年出兵之下，故年代错误也。

　　可知史记十篇之外，多有少孙所窜入者。　　按史公自叙：“十二本纪、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史公已订成全书。其十篇之缺，乃后人所遗失，非史公未及成而有待于后人补之也。班固作迁传，但云：“十篇有录无书”，而不言少孙所补。然班书内燕王旦等封策，及平阳公主以卫青为夫等事，皆采少孙语入列传。则知少孙所补，久附史记并传矣。　　又案史公自序，作武帝纪，谓：“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与封禅，改正朔，易服色，故作今上本纪。”是迁所作武纪，凡征匈奴、平两越、收朝鲜、开西南夷，以及修儒术、改夏正等事，必按年编入，非仅侈陈封禅一事也。今少孙所补，则系全取封禅书下半篇所叙武帝事，遂以作武帝本纪。凡封禅书中所云“今上”，皆改曰“武帝”（中尚有一“今上”字未改），其文字稍异者，惟“亳人谬忌”，武纪改云“薄诱忌”。“少翁以书置牛腹中，天子识其手书。”武纪改云“天子疑之，有识其手书者”而已。武纪赞亦全用史公封禅书后文，无一字改易。

　　因思少孙所补，大概多钞录旧文，不必自作。

　　如龟策传内“宋元王与卫平论龟之文”，皆是韵语，此必掌故中本有此文字。其后所云：“首仰首俯，足开肣开”之类，亦是当时龟卜成法，特少孙钞入以补缺耳。　　至扁鹊、仓公传，虽非少孙所补，然淳于意答文帝诏问之语，所治何人，所疗何症，自成一篇。亦必当时有此现成文字而钞入者。使史迁为之，必不如此琐屑。窃意扁鹊传，史迁原文也；仓公传，亦少孙钞入者也。　　褚少孙，沛人。尝受诗于王式。后应博士弟子选。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张长安、唐长宾与少孙同受业王式。汉书儒林传）

　　史记有后人窜入处

　　史记田儋传赞，忽言“蒯通辩士，著书八十一篇。项羽欲封之而不受。”

　　此事与儋何涉而赞及之。

　　司马相如传赞，谓“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云云。

　　按雄乃哀、平、王莽时人，史迁何由预引其语？此并非少孙所补，而后人窜入者也。汉书相如传赞正同，岂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赞，而后人反移作史记传赞耶？　　外戚世家叙卫子夫得幸之处，不曰“今上”而曰“武帝”，此或是少孙所改耳。　　史记律书即兵书

　　史记所缺十篇，张晏谓“礼书、乐书、兵书”。颜师古据史记目录“但有律书而无兵书”以驳张晏之误。不知律书即兵书也。迁自序云：“非兵不强，非德不昌。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徐广曰王子成甫）能绍而明之，故作律书”云云。是迁所作律书即兵书也。

　　今褚少孙所补序亦云：“六律为万事根本，其于兵械尤重，遂极论秦时黩武，汉定天下，偃兵息战等事。”是亦尚见兵律相关之意。而其传则又专序律吕上生下生之法，与兵事毫不相涉，此篇最无头绪。盖少孙补作时，见迁序目有司马法、太公、孙、吴字样，故其序以兵律相关为言。至其正文，则以律书为名，遂专取律吕以实之，而与兵事不相涉也。

　　张晏谓兵书者，专指史迁序目而言。颜师古驳之者，专据少孙所补律吕而言。度史迁原文，必有兵与律相应之故，惜不可考矣。

　　史记变体

　　史记曹参世家叙功处，绝似有司所造册籍。自后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傅宽、靳歙、周鲽等传记功，俱用此法，并细叙斩级若干、生擒若干、降若干人，又分书身自擒斩若干、所将卒擒斩若干，又总叙攻得郡若干、县若干，擒斩大将若干、裨将若干、二千石以下若干，纤悉不遗，另成一格。

　　盖分封时所据功册，而迁料简存之者也（张良传：以诸将未定封，上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是必先有功册）。然亦可见汉初起兵，即令诸将各立简牍以纪劳绩，无枉无滥，所以能得人死力以定大业也。

　　又张苍、任敖、周昌合为一传。窦婴、灌夫、田蚡亦合为一传，似断不断，似连不连，此又是一体。汉书皆全用之。

　　汉书韩安国传下半篇，全载王恢与安国辩论击匈奴事，一难一答，至十余番，不下断语，亦一奇格。

　　汉王父母妻子

　　高祖纪称：“汉王之二年，定三秦，将五诸侯兵，破彭城。寻为项羽所败，西奔过沛，使人求家室，家室已亡去。道遇孝惠、鲁元公主，载以行。而家属反遇楚军，为羽所得，常置军中为质。”　　据史记谓是时羽取汉王“父母妻子”置军中。　　汉书则但谓取“太公、吕后”而不言父母妻子。

　　其后羽与汉王约，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遂归汉王家属。

　　据史记谓归汉王“父母妻子”。

　　而班书亦但言归“太公、吕后”，而不言父母妻子。盖（班）以高祖之母，久已前死（高祖起兵时，母死于小黄），羽所得者，但有太公、吕后。而以史记所云“父母妻子”者，不过家属之通称，非真有母与子在项羽军中，故改言太公、吕后也。

　　不知高祖母虽已前死，而楚元王为高祖异母弟，则高祖尚有庶母也。

　　史记谓同母少弟，汉书则谓同父少弟。颜师古注言“同父，则知其异母也。”按吴王濞传：“晁错曰：‘高帝大封同姓庶弟元王王楚四十余城。’”则元王乃异母弟无疑。陆机汉高功臣颂：“侯公伏轼，皇媪来归。”正指侯公说项羽，羽归汉王家属之事。曰“皇媪来归”，明言汉高之母也。

　　孝惠帝尚有庶兄肥，后封鲁为悼惠王。当高祖道遇孝惠时，与孝惠偕行者，但有鲁元公主，则悼惠未偕行可知也。悼惠既未偕行，又别无投归高祖之事，则必与太公、吕后同为羽所得。故高祖有子在项军也。

　　然则史记所谓“父母妻子”，乃无一字虚设，而汉书改云“太公、吕后”，转疏漏矣。

　　五世相韩

　　史记称“张良以五世相韩，故为韩报仇”。

　　然五世指韩王而言。谓“韩王五世皆张氏为相”，非“张氏五世皆相韩”也。

　　良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及宣惠王、襄哀王，良父相厘王及悼惠王，是为五世。颜师古注：“从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也。”

　　过秦论三处引用

　　贾谊过秦论，大指谓“秦尚法律，不施仁义，以至一夫作难，天下土崩。”

　　史迁用之秦本纪后，最为切当。

　　乃褚少孙又引之于陈涉世家后，则以其中有“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数语，故牵用之。然已非正旨矣。

　　班固又于陈涉、项羽传后引此及史迁所论项羽者，以作二人传赞。未免数典而忘其祖也。

　　再汉书武帝以前，纪传多用史记文，而即以为己作，未尝自言引用史迁云云。所引过秦论及战国策、陆贾新语之文，亦即以为己作，未尝自言引用某人。盖古人著述，往往如此，不以钞窃为嫌也。（汉书五行志记秦始皇滈池君遗璧之事，却书明引用史记之文）

　　史记自相岐互处

　　史记田儋传：项梁趣齐进兵，共击章邯。儋欲楚杀田假，然后出兵。　　据项羽纪：项梁曰“假与国之王，穷来归我，杀之不义。”

　　而田荣传则以此语为楚怀王之言。

　　齐悼惠王传：悼惠子哀王将发兵诛诸吕，乃先诱燕王刘泽入齐。使祝午至燕，发其国兵并将之。泽不得归，乃愿往长安，议立哀王为帝。哀王遂资其行。

　　而泽传不言被诱入齐事，但云：太后崩，泽即曰：“帝少，诸吕用事，刘氏孤弱。”遂与齐合兵，而泽先至长安。（汉书亦同）

　　朱建传谓：“黥布欲反，建谏之不听，布诛，建得不诛。事在黥布传中。”云云。

　　今布传无此语。

　　佞幸传序：“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闳孺。”

　　而朱建传又云：“孝惠有闳籍孺。”是并二人为一人。

　　汉书亦云闳籍孺。

　　郦食其传既叙“食其见高祖之事”，

　　而朱建传又重叙“郦生见高祖之事”，与彼传小异。

　　周仁传：“仁以不洁清得幸。景帝崩，仁尚为郎中令，终无所言，景帝以此再自幸其家。”　　案既云“景帝崩”，乃又云“景帝再幸其家”，文义不顺。

　　汉书删“景帝崩”三字便明。　　田仁传：“戾太子斩江充，发兵与丞相刘屈牦战”之事，

　　既云“丞相令司直田仁闭守城门，因纵太子，下吏诛死。”下又云：“仁发兵，长陵令车千秋上变，仁族死陉城。”文既繁复，且不可解。

　　史汉不同处

　　一代修史，必备众家记载，兼考互订，而后笔之于书。

　　观各史艺文志，所载各朝文士著述，有关史事者，何啻数十百种。当修史时，自必尽取之。彼此校核，然后审定去取。其所不取者，必其记事本不确实，故弃之。

　　而其书或间有流传，好奇之士往往转据以驳正史，此妄人之见也。

　　即如班固作汉书，距司马迁不过百余年，其时著述家岂无别有记载？倘迁有错误，固自当据以改正。乃今以汉书比对，武帝以前，如高祖纪及诸王侯年表、诸臣列传，多与史记同。并有全用史记文，一字不改者。然后知正史之未可轻议也。

　　其间有不同者，张泌有汉书刊误、朱子文有汉书辨正、刘巨容有汉书纂误，今皆不传。

　　现存者惟刘攽汉书刊误、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皆不过就本书中穿穴订正，非于此二书外，别有援据以资辨驳也。

　　刘仁翁有班马异同，盖亦就史记、汉书岐互处分别指出，今少有其本。

　　姑以此二书比对，摘其不同者列于后：

　　韩信击魏豹。史记在“汉三年”，汉书在“二年”。

　　韩信袭杀龙且。史记在“三年”，汉书在“四年”。

　　诸侯会垓下。史记在“四年”，汉书在“五年”。

　　项羽使海春侯曹咎守成皋，为汉王所虏。史记在“刘项同军广武之后”，汉书在“同军广武之前”。

　　徙王韩信于楚。史记在“汉王即帝位后”，汉书在“杀羽未即位前。”

　　萧何造未央宫。史记在“八年”，汉书在“七年”。

　　黥布封九江王后。史记谓“七年朝陈，八年朝洛阳。”汉书谓“六年朝陈，七年朝洛阳。”　　二书纪事，每差一年。　　项羽、陈涉二人。史记称“项王、陈王”，汉书改为列传，故皆称名。

　　史记“项羽立田都为齐王，田荣怒，乃杀都自立为齐王。”汉书谓“荣攻都，都走降楚。”

　　史记项纪、高纪皆言“项羽徙义帝长沙都郴。使衡山王、临江王击杀义帝。”汉书高纪则云“羽使九江王布击杀义帝于郴。”（颜师古注谓：“衡山、临江、九江三王，羽皆使杀义帝，而击杀者乃九江王也。）

　　史记项纪：“楚军败于定陶，项梁死，楚怀王恐，乃从盱眙徙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汉书谓“羽与沛公等，闻项梁死，乃徙怀王，都于彭城。”

　　项羽分王诸将。史记“先叙诸将分王毕，方叙徙楚怀王于长沙。”汉书则“先叙徙怀王，然后分王诸将。”

　　史记分王诸将“韩王成都阳翟。”汉书无“都阳翟”三字。以成虽有此封，实未至国也。（案史记成无军功，羽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杀之。）

　　史记“田荣击杀济北王田安，并王三齐。”汉书“彭越击杀田安，荣遂王三齐。”

　　史记“项羽美人名虞。”汉书谓“姓虞氏。”

　　史记“汉骑将追项羽，为羽所叱，人马俱惊者为赤泉侯，而不著姓名。”汉书则曰“杨喜”。然史记“羽死后，分其四体者”有杨喜，又不言即赤泉侯。

　　史记“张耳传：外黄富人女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谓所嫁者乃庸奴，故逃之，至父客处也。汉书谓“庸奴其夫，亡抵父客。”则富人女以夫为庸奴，故去之也。

　　史记，卢绾、陈豨分两传。汉书两人合为一传。以绾之反，因陈豨事见疑而起也。

　　荆王刘贾，史记谓“不知其何属。”汉书谓“高祖从父兄。”

　　燕王刘泽，史记谓“诸刘远属。”汉书谓“高祖从祖兄弟。”　　任敖传，史记谓“高后崩，敖不与大臣共诛诸吕，故免官。”汉书“皆与大臣共诛诸吕，后坐事免官。”

　　史记“倪宽在儒林尚书条内，董仲舒在儒林春秋条内。”汉书皆改入列传。

　　史记“循吏传载周秦间人：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汉书所载则“文翁、王成、王霸、朱邑、龚遂、召信臣”，皆汉人也。

　　史记“张汤在酷吏传。”汉书以其子孙多为名公卿，乃以汤另入列传。”其他酷吏、游侠、佞幸，内较史记，各有所增，则皆迁以后人也。惟货殖传多仍史记之旧。列入白圭、猗顿、乌氏、巴寡妇清等，但去子贡耳。诚思汉书也，而叙周秦间人耶？

　　史记儒林传“以诗为首，次尚书，次礼，次易，次春秋。”汉书儒林传“以易为首，次尚书，次诗，次礼，次春秋。”

　　史记“高祖为亭长，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求盗者，亭长之副也。薛有作冠师，故令其副至薛，使冠师治之。）汉书但云“令求盗之薛治。”（删一“之”字便不明）

　　史记“秦始皇以东南有天子气，乃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隐于芒砀山泽之间。吕后以其所居处，常有云气，求辄得之。”汉书删却“即自疑”三字。高祖以匹夫而以天子自疑，正见其志气不凡也。汉书删此三字，便觉无意。

　　史记“沛公破丰，命雍齿守之。齿以丰降魏，沛公攻之，不能下。项梁益沛公五千兵攻丰。”而不言攻之胜负。汉书则云“攻丰拔之，雍齿奔魏。”

　　史记“汉王败入关，又东出。袁生说汉王出武关，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汉书作“辕生”。

　　陈涉传。汉书改“伍徐”曰“伍逢”，“朱房”曰“朱防”。

　　史记“项羽烧秦宫东归，说者讥其沐猴而冠。”汉书“说者乃韩生也。”

　　吴王濞传。史记“高祖封兄仲为郃阳侯”。汉书作“合阳侯”。

　　韩信传。史记“汉王之败彭城，信收兵，与汉王会荥阳。”汉书谓“信发兵，与汉王会荥阳。”案是时，信未有分地，从何发兵，盖收集溃卒耳。“收”字得实。　　张良传。史记“载其所致四皓姓名：东园公、甪里先生（复姓，通“角”）、绮里季、夏黄公。”汉书但云“四人”，不著氏名。

　　周勃传。史记“沛公拜勃为虎贲令。”汉书作“襄贲令”。　　史记“周文”，汉书作“周仁”，“张叔”，汉书作“张驱”。　　史记梁平王传“有告变者曰‘类犴反’”汉书作“犴反”。又史记“告变后验实，削梁八城，梁尚有十城。”汉书则云“削五县，尚有十城。”　　史记田蚡传“景帝后三年，封蚡为武安侯。”汉书则云“武帝初即位，蚡以舅封武安侯。”案景帝后三年，正是武帝即位之岁。蚡乃武帝所封，特是时尚未改元故耳。

　　李广传。史记“广为匈奴所得，络而盛两马间，广佯死，睨其旁一胡儿，骑善马，乃腾而上，推堕儿，乘其马归。”汉书谓“抱胡儿，鞭马南驰。”

　　李陵传。史记“陵降匈奴，汉闻单于以女妻陵，遂族其母妻子。”汉书谓“汉闻李陵教匈奴为兵，遂族其母妻子。后乃知教兵者李绪，非李陵也。”

　　史汉互有得失　　垓下之战　　史记高祖纪，叙韩信、孔将军、费将军等战颇详。

　　汉书高纪，但撮叙数语。然杀项羽是汉王一大事。汉书略之，殊失轻重。

　　高祖纪末

　　史记但记其诸子。汉书独总叙高祖之明达好谋，虽日不暇给，而规模宏远。史记少此议论。

　　又史记高纪，既叙高祖八男，而吕后纪内又叙之，殊复。汉书两纪俱不叙，另立高五王传。

　　孝文纪

　　史记于后六年，忽总叙帝之节俭宽厚，下方叙后七年六月帝崩，殊属非法。总叙自应在帝崩后也。汉书取此语作赞。　　吴王濞传

　　史记“晁错议削诸王地。楚王戊以在薄太后服中有奸，削东海郡。因削吴之豫章、会稽二郡。及前二年，削赵王河闲郡、胶西王六县。汉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恐削地无已，因此发谋。”案是时廷臣所议削者，即豫章、会稽也。故下文云“及削豫章、会稽，书至，吴王遂反。”今先云“削吴之豫章、会稽”，下又云“方议削吴”，是又于二郡外，再议削矣。则下文所谓“及削豫章、会稽，书至”者，又何说耶？

　　汉书先删去“削豫章、会稽”字，但云“削楚及赵胶西地，廷臣方议削吴，及削豫章、会稽，书至，吴王遂反。”较为明析。

　　七国反时

　　史记谓“胶西王听吴王计，约同反。遂发使约齐。临灾、胶东、济南、济北皆许诺。”汉书独无“济北”。

　　按齐孝王传“是时孝王狐疑，不同反。寻被临灾等三国围急，阴与三国通谋，会路中大夫来，告汉兵且至，遂坚守。及汉将栾布等解三国围后，闻齐亦通谋，将伐之，孝王惧自杀。而济北王以城坏未完，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发兵，故亦不同反。后闻齐王自杀，济北王亦欲自杀，梁孝王为之辨雪，乃得不坐。”（邹阳传）

　　据此，则齐与济北二王，亦非必能坚守之人。史记谓“胶西来约同反时，齐、济北皆许诺。”从其实也。汉书独无“济北”，则以其未成反也。然以其未成反而遂不列于约反之内，则齐王不惟不反，且有坚守之功，何以转列于从反之内乎？岂以齐王自杀，遂坐以反谋，济北免罪，则并其先欲从而不得反之处，概为隐讳耶？

　　四国攻临灾时

　　史记谓“胶西为渠率，与胶东、灾川、济南共攻临灾。”汉书则云“胶西、胶东为渠率，与灾川、济南共攻临灾。”案胶西听吴王之谋，使人约诸王反，则主兵者胶西也。汉书增胶东为主谋，亦非。

　　淮南厉王传

　　史记“高帝过赵，赵王献美人，帝幸之，有身。会贯高等谋反，帝令尽捕赵王家属系之。美人亦在系中。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闻，上方怒，未理。及美人生厉王，即自杀。吏奉厉王诣上，上令吕后母之。”

　　汉书叙事亦同。而改美人告吏曰：“得幸上，有子。”案是时厉王尚未生也，何得先言有子。史记以为有身，较稳。

　　厉王以罪废徙蜀

　　史记谓“一路传送者，皆不听发车封。王谓侍者曰：‘吾以骄故，不闻过至此。人生一世间，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发封，以死闻。”案既不发封，则王在车中与谁语，若有人共语，则饿死后，岂不声言，直待雍令发封始知耶？汉书“先叙王语，方叙传送者不敢发封，以致饿死。”文义较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