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劄记》·卷六 三国志
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
后汉书与三国志，论时代则后汉在前，而作史则三国志先成，且百余年也。
自三国志魏纪创为回护之法，历代本纪遂皆奉以为式，延及旧唐书、旧五代史犹皆遵之。其间虽有习凿齿欲黜魏正统，萧颖士欲改书司马昭弑君，而迄莫能更正。直至欧阳公作五代史及修新唐书，始改从春秋书法，以寓褒贬。而范尉宗于三国志方行之时，独不从其例，观献帝纪，犹有春秋遗法焉。虽陈寿修书于晋，不能无所讳；蔚宗修书于宋，已隔两朝，可以据事直书，固其所值之时不同，然史法究应如是也。
陈寿魏纪，书“天子以公领冀州牧。”蔚宗献帝纪，则曰“曹操自领冀州牧。”
魏纪“汉罢三公官，置丞相，以公为丞相。”献帝纪则曰“曹操自为丞相。”
魏纪“天子使郗虑策命公为魏公，加九锡。”献纪则曰“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魏纪“汉皇后伏氏，坐与父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献纪则曰“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其二子。”
魏纪“天子进公爵为魏王。”献纪则曰“曹操自进号魏王。” 魏纪“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严巨讨斩之。”献纪则曰“耿纪、韦晃起兵诛曹操，不克，夷三族。”
至禅代之际，魏纪书“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张音奉玺绶禅位。”献纪则曰“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
他如董承、孔融等之诛，皆书操杀。此史家正法也。
至汉末诸臣，如董卓、袁绍、刘表、吕布、袁术、公孙瓒、陶谦、刘焉等，二书各有传。今两相比较，繁简互有不同。大概同作一传，则后人视前人所有者必节之，前人所无者必增之，以见其不雷同钞袭。 如袁绍传，范书增陈琳作讨操一檄、刘表劝袁谭勿降操一书、审配劝谭兄弟相睦一书。
刘表传，增表遣韩嵩使许，嵩不肯行一事、刘琦问诸葛亮自安之策一事。 董卓传，增卓先从张温讨边章、韩遂，及不肯就征等事；增卓请追理陈蕃、窦武一疏；增迁都长安，驱洛阳数百万人，及发掘诸陵等事；增卓被诛后，又杀其弟及母、妻子于郿坞一事；增献帝东归，段煨以服御及公卿资储来迎，为杨定所诬，仍不缺于供一事。
袁术传，增术向孙坚妻逼夺传玺事；增孙策止其僭号一书；增术归帝号于袁绍一书。
公孙瓒传，增瓒罪状袁绍一表；增瓒守易京，男子七岁以上不得入门，令妇人习为大声，以传教令一事。
陶谦传，增笮融奉佛造像浴佛等事。
此可以彼此参观者也。
惟荀彧一传，陈寿以其为操谋主，已列魏臣传内。蔚宗以其乃心王室，特编入汉臣，此则其主持公道处。寿志虽列之于魏臣，而传末云“彧死之明年，曹公遂加九锡。”可见彧不死，操尚不得僭窃也。则蔚宗之编入汉臣，自是公论也。
至二书所纪事迹，有彼此不同者。
袁绍传，寿志谓“何进召董卓。”范书谓“袁绍劝何进召董卓。”
吕布传，寿志谓“布畏恶凉州人，以致李傕、郭氾之乱。”范书谓“王允不赦凉州人，以致激变。”
吕布传，寿志谓“布投袁术，术拒而不纳，乃投袁绍。”范书谓“布投术后，恣兵钞掠，术患之，布不安，去从张扬。”
董卓传，李傕劫帝幸其营，寿志谓“傕使公卿诣氾请和，氾皆执之。”范书谓“帝使杨彪、张嘉和傕、氾，氾留质公卿。”
荀彧传，寿志谓“以阻九锡事，留寿春，以忧薨。”范书谓“彧病留寿春，曹操遣人馈之食，发之，乃空器也，遂饮药而卒。”
二书不同，盖皆各有所据，固可两存其说。
又袁绍传，韩馥以冀州让绍，寿志载“沮授说绍曰‘将军弱冠登朝，则名播海内；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济河而北，则渤海稽首；今若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凡用八则字。范书则删却前四则字，以归简净，不知史记中本有此叠字法也。（史记夏侯婴传，婴初从高祖，即为太仆，常奉车，以下历叙其常奉车者五，又叙其以太仆从者十。正见其亲近用事，不以繁复为嫌也。）
三国志书法 自左氏、司马迁以来，作史者皆自成一家言，非如后世官修之书也。
陈寿三国志亦系私史。 据晋书本传，寿殁后，尚书郎范頵等表言“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于是诏洛阳令，就其家写书。可见寿修成后，始入于官也。
然其体例，则已开后世国史记载之法。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
如魏纪书天子以公领冀州牧、为丞相、为魏公、为魏王之类，一似皆出于汉帝之酬庸让德，而非曹氏之攘之者。
此例一定，则齐王芳之进司马懿为丞相；高贵乡公之加司马师黄钺，加司马昭衮冕、赤舄、八命、九锡、封晋公、位相国；陈留王之封昭为晋王、冕十二旒、建天子旌旗，以及禅位于司马炎等事，自可一例叙述，不烦另改书法。此陈寿创例之本意也。 其他体例亦有显为分别者。
曹魏则立本纪，蜀、吴二主则但立传，以魏为正统，二国皆僭窃也。
魏志称操曰太祖，封武平侯后称公，封魏王后称王；曹丕受禅后称帝。而于蜀、吴二主则直书曰刘备、曰孙权，不以邻国待之也。
蜀、吴二志，凡与曹魏相涉者，必曰曹公、曰魏文帝、曰魏明帝，以见魏非其与国也。
魏书于蜀、吴二主之死与袭皆不书。如黄初二年，不书刘备称帝；四年不书备薨，子禅即位。太和三年，不书孙权称帝也。蜀、吴二志，则彼此互书。如吴志黄武二年，书刘备薨于白帝城。蜀志延熙十五年，吴王孙权薨。其于魏帝之死与袭，虽亦不书，而于本国之君之即位，必记明魏之年号。如蜀后主即位，书是岁魏黄初四年也。吴孙亮之即位，书是岁魏嘉平四年也。此亦何与于魏？而必系以魏年，更欲以见正统之在魏也。正统在魏，则晋之承魏为正统，自不待言。此陈寿仕于晋，不得不尊晋也。 然吴志孙权称帝后，犹书其名，蜀志则不书名而称先主、后主。陈寿曾仕蜀，故不忍书故主之名，以别于吴志之书权、亮、休、皓也。此又陈寿不忘旧国之微意也。（顾宁人谓刘玄德帝于蜀，谥昭烈，本可即称其谥，而陈寿既改汉为蜀，又不称谥而称先主，盖以晋承魏纪，义无两帝也。然其称先主、后主以别于吴，究是用意处。）
三国志多回护
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以开掩护之法，然此特为尊者讳也。至于弑君、弑父之事，则大书以正之。如许止、赵盾之类，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诫，义至严也。 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
汉献帝逊位，魏封为山阳公，及薨，追谥为汉孝献皇帝。魏纪即称之为献帝，不曰山阳公也。魏常道乡公逊位，晋封为陈留王，及薨，亦追谥为元皇帝，则魏纪亦应称为元帝，乃仅以陈留王纪事，而绝无元帝之称。则已异于山阳书法矣。
司马师之废齐王芳也，据魏略云“师遣郭芝入宫，太后方与帝对奕。芝奏曰‘大将军欲废陛下。’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大将军意已定，太后但当顺旨。’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芝曰‘大将军何可见耶？’太后乃付以玺绶。”是齐王之废，全出于师，而太后不知也。魏纪反载“太后之令，极言齐王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其诬齐王而党司马氏，亦太甚矣！ 至高贵乡公之被弑也，帝以威权日去，心不能甘，发甲于凌云台，亲讨司马昭。昭令贾充拒之，时相府兵尚不敢动，充即谕成倅、成济曰：“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济乃抽戈犯帝，刃出于背而崩。此事见汉晋春秋、魏氏春秋及世语、魏末传，是司马昭实为弑君之首。乃魏志但书“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弑之迹。反载太后之令，言“高贵乡公之当诛，欲以庶人礼葬之。”并载昭奏称“公率兵向臣，臣即敕将士不得伤害。骑督成倅弟成济，横入兵阵，伤公，进至殒命。臣辄收济付廷尉，结正其罪。”等语。转似不知弑君之事，而反有讨贼之功。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
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乃曹操之征陶谦，
据世语谓“操父嵩在泰山华县。操令泰山太守应劭资送兖州，谦密遣数十骑，掩杀操弟德于门下，嵩穿后垣欲遁，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出，嵩与妾遂皆被害。”是嵩之被难，实谦使人杀之也。
曹腾传亦谓“嵩子操起兵，嵩不肯从，与少子避难琅邪，为陶谦所杀。”应劭传亦谓“嵩与少子德避难琅邪。应劭遣兵迎之。未到，而陶谦素怨操，使轻骑追杀嵩、德。”
韦曜吴书则谓“谦本遣张闿护送，闿见嵩辎重多，乃杀嵩，取其赀奔淮南。”是嵩之被杀，由闿之利其财，而非谦本意也。 案谦生平非嗜利忘害者，且嵩未被害之前，操未尝加兵于徐州，则劭传所谓谦怨操数击之者，殊非实事。而吴书所记，必系闿南奔后自言其事，当属可信。
后汉书谦传亦谓“别将守阴平者，利其赀货，遂袭杀嵩。”而寿作陶谦传，则专据世语，谓“嵩为谦所害，故操志在复仇。”此则因操之征谦，所过无不屠戮，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故坐谦以杀嵩致讨之罪，而不暇辩其主名也。
魏文帝甄夫人之卒，据汉晋春秋，谓“由郭后之宠，以至于死。殡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是甄之不得其死可知也。而魏文纪但书“夫人甄氏卒。”绝不见暴亡之迹。
又魏明帝太和二年，蜀诸葛亮攻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魏遣曹真、张郃大破之于街亭，魏纪固已大书特书矣！是年冬，亮又围陈仓，斩魏将王双，则不书。三年，亮遣陈式攻克武都、阴平二郡，亦不书。以及四年蜀将魏延大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五年，亮出军祁山，司马懿遣张郃来救，郃被杀，亦皆不书。并郭淮传，亦无与魏延交战之事。此可见其书法，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也。乃至蜀后主传，街亭之败，亦不书。但云“亮攻祁山不克”而已。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耶？抑寿所据各国之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耶？
又魏武纪及袁绍传，“官渡之战，绍遣淳于琼率万人迎粮，操自率兵破斩琼。未还营而绍将高览、张郃来降，绍众遂大溃。”是因郃、览等降而绍军溃也。张郃传则谓“郃告绍遣将急救琼，郭图曰‘不如先攻其本营，操必还救。’绍果遣轻骑救琼，自以大兵攻操营，不能下，而操已破琼，绍军溃。郭图谮郃曰‘郃快军之败，出言不逊。’郃惧，乃归操。”是郃因绍军溃后，惧郭图之谮而降操也。纪传皆陈寿一手所作，而岐互如是。盖寿以郃为魏名将，故于其背袁降曹之事，必先著其不得己之故，为之解说也。
又华歆奉曹操令，入宫收伏后，后藏壁中，歆就牵后出，遂将后下暴室，暴崩。而歆传绝不载。
刘放、孙资在中书，久掌机密，夏侯献、曹肇等恶之，指殿中鸡栖树曰“此亦久矣，其复能几？”此犹出于忌者之口。至蒋济为魏名臣，而疏言“左右之人，未必贤于大臣。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恭慎不敢外交，而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而向之。”是可见放、资二人之窃弄威福矣！其后乘明帝临危，请以司马懿辅政，遂至权移祚易，故当时无不病二人之奸邪误国。晋书荀勖传“论者以勖倾国害时，为孙资、刘放之亚。”可知二人之名，至晋时犹为世所诟詈也。而寿作二人合传，极言其“身在近密，每因群臣谏诤，多扶赞其义，并时陈损益，不专导谀言。”是直以放、资为正人，与当时物议，大相反也！盖二人虽不忠于魏而有功于晋，晋人德之，故寿为作佳传。
是不惟于本纪多所讳，并列传中亦多所讳矣！
三国志书事得实处
三国志虽多回护，而其翦裁斟酌处，亦自有下笔不苟者。参订他书，而后知其矜慎也。
袁弘汉纪“曹操薨，子丕袭位，有汉帝命嗣丞相魏王一诏。”寿志无之。
献帝传“禅代时有李伏、刘廙、许芝等劝进表十一道。丕下令固辞，亦十余道。”寿志亦尽删之，惟存九锡文一篇、禅位策一通而已。故寿书比宋、齐、梁、陈诸书，较为简净。
董卓之乱，曹操尚未辅政，故魏纪内不能详叙，而其事又不可不记，则于卓传内详之。此叙事善于位置也。
至甄后之死，本纪虽不言其暴亡，而后传中尚明言“文帝践阼，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甄失志，出怨言，帝怒，遂赐死。”是虽讳之于纪，犹载之于传也。 郭后之死，汉晋春秋谓“文帝宠郭而赐甄死，即命郭母养其子明帝，明帝知之。即位后，数向郭后问母死状，后曰‘先帝自杀，何责问我？’帝怒，遂逼杀之，使如甄后故事以敛。”魏略则谓“甄临殁，以明帝托李夫人。及郭太后崩，李夫人始说甄被谮惨死，不得大敛之状。帝哀感流涕，令殡郭太后，一如甄法。”由前之说，则郭被明帝逼死也。由后之说，则郭死后，明帝始知旧事而以恶殡也。案明帝即位，郭为皇太后，凡九年始崩，若明帝欲报怨，岂至如许之久？则逼杀之说，当是讹传。或死后因李夫人之言，而敛不以礼；或生前明帝虽恨之，而以先帝所立，犹崇以虚名，徙之许昌，而未尝逼杀也。魏自文帝已都洛阳，明帝更大营洛阳宫室，何以帝居洛阳而太后居许？此可见当日情事矣！寿志于明帝纪书“皇太后崩”，郭后传亦但云“太后崩于许昌，葬首阳陵西。”绝不见其被害之迹。盖甄之赐死系实事，故传书之；郭之逼杀系讹传，故传不书。亦足见记事之慎也。而以“崩于许昌”四字，略见其不在宫闱，此又作史之微意也。
正元二年，毌邱俭反，世语谓“司马师奉天子征俭，俭既破，天子先归。”裴松之遍考诸书，惟诸葛诞反时，司马昭挟太后及常道乡公征之，故诏有云“今宜太后与朕，暂临戎也。”征毌邱俭时，则常道乡公并未亲行。寿志但云“司马景王征俭，斩其首。”而不言帝亲征，亦见其考订之核也。
鱼豢魏略谓“刘备在小沛，生子禅后，因曹公来伐，出奔。禅时年数岁，随人入汉中。有刘括者，养以为子，已娶妻生子矣。”禅记“其父字玄德，比邻又有简姓者。会备得益州，使简雍到汉中，禅见简，简讯之符验，以告张鲁，鲁乃送禅于备。”案后主生于荆州，当长阪之败，方在襁褓，赵云抱而奔，得免。其后即位时，年十七。即位之明年，诸葛亮领益州牧，与主簿杜微书曰“朝廷今年十八。”此可证也。若生于小沛，则已三十余岁矣！陈寿据诸葛集，书“即位时年十七。”而并无奔入汉中为人养子之事。
魏略谓“诸葛亮先见刘备，备以其年少轻之。亮说以荆州人少，当令客户皆著籍以益众，备由此知亮。”然亮出师表谓“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是备先见亮，非亮先见备也。寿志亮本传“徐庶谓先主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可就见不可屈致。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如此之类，可见寿作史时，不惑于异说。
又孙策出行，为许贡客所射中，创而死。江表传、志林、搜神记皆以为策杀道士于吉之报。寿作策传，独以为妖妄，削而不书，亦见其有识。 三国志立传繁简不同处
陈寿立三国诸臣传，较旧史有增有删。
如魏略贾逵传，尚有李孚、杨沛二人同卷。寿志无此二人。
魏武故事，载屯田之策，起于枣只，成于任峻。寿志则有峻而无只。
又吴黄武四年，丞相孙邵卒，以顾雍为丞相。是邵为相在雍之前，乃雍有传而邵无传。志林谓邵与张惠恕不睦，作史者韦曜，乃惠恕党也，故不为立传，而寿志亦遂遗之。然则寿志立传，悉本旧史，旧史所无者，概不书也。然如孚、沛、只等，旧史所有者，何又删之？或以其无事迹可纪耶？
至后主禅将出降，其子北地王谌怒曰“若理穷力屈，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禅不听，谌哭于昭烈之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事见汉晋春秋，此岂得无传？乃寿志仅于后主传内附见其死节，而王子传内不立专传，未免太略也！ 亦有以附传见其详者。
如仓慈传后，历叙吴瓘、任燠、颜斐、令狐邵、孔乂等，以其皆良吏而类叙之。
蜀杨戏有季汉辅臣赞，并载於戏传后，其中有寿所未立传者，则于各人下注其历官行事，以省人人立传之烦。
又采益部耆旧传，内增王嗣、常播、卫继三人，由是蜀臣略无遗矣。
吴志陆凯传，增其谏孙皓二十事一疏，本得之传闻者，故云“予从荆扬来，得此疏，问之吴人，多云不闻凯有此，且其文切直，恐非皓所肯受也，或以为凯藏之箧笥，未敢上，及病笃，皓遣董朝来视疾，因以付之。虚实难明，然以其指摘皓事，足为后戒，故列于凯传之后云。”是其编篡亦多详慎也。
至方伎传内，如华佗则叙其治一证即效一证。管辂则叙其占一事即验一事。
独于朱建平传，总叙其所相者若干人，而又总叙各人之征验于后。此又作传之变体，亦另开一法门也。
三国志误处
刘辟死年
魏武纪“建安二年，汝南黄巾贼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操进军讨破之，斩辟、邵等。”是辟已就戮矣。而“建安五年，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汝南降贼刘辟等叛应绍，略许下。绍使刘备助辟。”是辟初未尝死，但降于操，至此又叛应绍也。一纪中已岐互若此。而于禁传“禁从征黄巾刘辟、黄邵等，夜袭操营，禁击破之，斩辟、邵等。”此事叙在从战官渡之前，即建安二年事也，则辟实已死也。蜀先主传“操与绍相拒于官渡，汝南黄巾刘辟等，叛曹应绍，绍遣先主与辟等略许下。”则又是建安五年事，而辟尚在也。何以纪、传又适相符耶？岂其时有两刘辟耶？
明帝时尚称权、备
高堂隆传“魏明帝大营宫室。隆疏谏曰‘今吴、蜀二贼称帝，若有人来告，权、备并修德政，陛下闻之，岂不惕然！’”案蜀先主崩于魏文帝黄初四年，何得于明帝时尚称权、备？此必有误字也。 子乔何人 吴孙辅传“其子松为射声校尉都乡侯，黄龙三年卒。蜀丞相诸葛亮与兄瑾书曰‘既受东朝厚遇，依依于子弟，又子乔良器，为之恻怆，其所与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养子乔咨述云。”此段文字最不可解。子乔乃瑾子，出继亮为后者。盖子乔尝为亮述松之为人也。然所谓“依依于子弟”及“与亮器物”，果何谓也？岂亮前奉使至吴时，与松相识。其后松又托乔，附致器物于亮耶？然文义究不明新。
建安二十四年吕布尚存
陆抗传“抗都督西陵，自关羽至白帝。”白帝，夔州城也。关羽或亦地名。盖羽守荆州，后人遂以其名名其地耳。此尚非有误。夏侯惇传“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孙权。二十四年，曹操击破吕布军于摩陂，召惇同载，以宠异之。”案操擒布在建安二年，距建安二十四年，已二十余载，何得尚有破布之事？考是时，关羽围曹仁，操遣徐晃救之。操自洛阳亲往应接，未至而晃破羽，羽已走，操遂军摩陂。则惇传所云吕布，必关羽之讹也。
孙壹死年
又吴志孙壹传“孙綝遣朱异潜兵袭壹，壹奔魏，魏以为车骑将军，封吴侯，以故主齐王芳贵人邢氏妻之。魏黄初三年死。”案黄初系魏文帝年号，文帝至齐王芳被废，已二十余年，何得妻芳妃？后又死于黄初也？魏志：壹之来降，在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则其死当在景元、咸熙闲，今曰黄初三年死，亦必误也。
荀彧传
荀彧传，后汉书与孔融等同卷，则固以为汉臣也。陈寿魏志，则列于夏侯惇、曹仁等之后，与荀攸、贾诩同卷，则以为魏臣矣。
案董昭等以曹操功高，议欲封魏公、加九锡。彧以为“操本起义兵，匡汉室，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是。”以是拂操意。会征孙权，乃表请彧劳军。彧病留寿春，操遣人馈食。发之，空器也，遂饮药而卒。明年，操乃为魏公。是彧之心乎为汉可知也。 论者或谓末路虽以失操意而死。而当其初去袁绍就操时，值吕布攻兖州，彧为操坚守鄄城及范、东阿，以待操，谓“昔汉高先定关中、光武先取河内以为基，此三城，即操之关中、河内也。”后又劝操迎天子，谓“晋文纳襄王而定霸，汉高发义帝丧而得诸侯。”是早以帝王创业之事劝操，何得谓之尽忠于汉？
不知献帝遭董卓大乱之后，四海鼎沸，强藩悍镇，四分五裂。彧计诸臣中非操不能削群雄以匡汉室，则不得不归心于操而为之尽力，为操即所以为汉也。其初劝操迎天子，谓操曰“将军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是可知彧欲藉操以匡汉之本怀矣！且是时，操亦未遽有觊觎神器之心也。及功绩日高，权势已极，董昭等欲加以上公九锡，则非复人臣之事。彧亦明知操之心已怀僭妄，而终不肯附和，姑以名义折之，卒之见忌于操，而饮药以殉。其为刘之心，亦可共白于天下矣！
陈寿已入于魏臣内，范蔚宗独提出列于后汉书，传论明言“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此实平心之论也。寿于传末亦云“彧死之明年，操遂为魏公。”则亦见彧不死，操尚未敢为此也。则又公道自在人心，而不容诬蔑者矣！
又案臧洪自是汉末义士，其与张超结交，后与袁绍交兵之处，皆无关于曹操也。则魏纪内本可不必立传，而寿列之于张邈之次。盖以其气节，不忍没之耳。蔚宗特传于后汉书内，不以寿志已有洪传而遂遗之。亦见其编订之正。
荀彧郭嘉二传附会处
左传载卜筮奇中处，如陈敬仲奔齐，繇词（卜辞）有“五世其昌，有妫之后，将育于姜”等语，其后无一字不验，似繇词专为此一事而设者，固文人好奇，撰造以动人听也。
陈寿三国志，亦有此者。
荀彧传，谓“彧料袁绍诸臣‘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攸家犯法，配不纵也，不纵，攸必为变。’后审配果以攸家不法，录其妻、子。攸怒，遂背绍降操。” 又郭嘉传“操与绍相持于官渡，或传孙策将袭许，嘉曰‘策勇而无备，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策果为许贡客所杀。”
此二事，彧、嘉之逆料，可谓神矣！然岂知攸之必犯？配之必激变？策之必死于匹夫之手？而操若左券，毋乃亦如左传之穿凿附会乎？
陈寿论诸葛亮
陈寿传（晋书）“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被髡（刑罚，剃发也），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
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 观寿校定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
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
又于杨洪传，谓“西土咸服亮之能尽时人之器能也。”
廖立传，谓“亮废立为民。及亮卒，立泣曰‘吾终为左衽矣！’”
李平传，亦谓“平为亮所废。及亮卒，平遂发病死。平常冀亮在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也。”
寿又引孟子之言，以为“佚道使民，虽劳不怨；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此真能述王佐心事。 至于用兵不能克捷，亦明言“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以众寡不侔，攻守异体，又时无名将，故使功业陵迟，且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
寿于司马氏最多回护，故亮遗懿巾帼，及死诸葛走生仲达等事，传中皆不敢书。而持论独如此，固知其折服于诸葛深矣！而谓其以父被髡之故，以此寓贬，真不识轻重者！
裴松之三国志注
宋文帝命裴松之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纪，增广异闻。书成奏进，帝览而善之曰“此可谓不朽矣！”其表云“寿书铨叙可观，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其寿所不载而事宜存录者，罔不毕取。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者，并皆钞内，以备异闻。”此松之作注大旨，在于搜辑之博，以补寿之阙也。其有讹谬乖违者，则出己意辨正，以附于注内。今案松之所引书凡五十余种： 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九州春秋、战略序传、张璠汉纪、袁暐献帝春秋、孙思光献帝春秋、袁弘汉纪、习凿齿汉晋春秋、孔衍汉魏春秋、华峤汉书灵帝纪、献帝纪、献帝起居注、山阳公载记、三辅决录、献帝传、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蔡邕明堂论、汉末名士录、先贤行状、汝南先贤传、陈留耆旧传、零陵先贤传、楚国先贤传、荀绰冀州记、襄阳记、英雄记、王沈魏书、夏侯湛魏书、阴澹魏纪、魏文帝典论、孙盛魏世籍、孙盛魏氏春秋、魏略、魏世谱、魏武故事、魏名臣奏、魏末传、吴人曹瞒传、鱼氏典略、王隐蜀记、益都耆旧传、益部耆旧杂记、华阳国志、蜀本纪、汪隐蜀记、郭仲记诸葛五事、郭颁魏晋世语、孙盛蜀世谱、韦曜吴书、胡冲吴历、张勃吴录、虞溥江表传、吴志、环氏吴纪、虞预会稽典录、王隐交广记、王隐晋书、虞预晋书、干宝晋纪、晋阳秋、傅畅晋诸公赞、陆机晋惠帝起居注、晋泰始起居注、晋百官表、晋百官名、太康三年地理记、帝王世纪、河图括地象、皇甫谧逸士传、列女传、张隐文士传、虞喜志林、陆氏异林、荀勖文章叙录、文章志、异物志、博物记、列异传、高士传、文士传、孙盛杂语、孙盛杂记、孙盛同异评、徐众三国评、袁子傅子、干宝搜神记、葛洪抱朴子、葛洪神仙传、卫恒书势序、张俨默记、殷基通语、顾礼通语、挚虞决疑、曹公集、孔融集、傅咸集、嵇康集、高贵乡公集、诸葛亮集、王朗集、庾阐扬都赋、孔氏谱、孙氏谱、嵇氏谱、刘氏谱、王氏谱、郭氏谱、陈氏谱、诸葛氏谱、崔氏谱、华峤谱叙、袁氏世纪、郑玄别传、荀彧别传、祢衡传、荀氏家传、邴原别传、程晓别传、王弼传、孙资别传、曹志别传、陈思王传、王朗家传、何氏家传、裴氏家记、刘廙别传、任昭别传、钟会母传、虞翻别传、赵云别传、费祎别传、华佗别传、管辂别传、诸葛恪别传、何邵作王弼传、缪袭撰仲长统昌言表、傅元撰马先生序、会稽邵氏家传、陆机作顾谭传、陆氏世颂、陆氏祠堂像赞、陆机所作陆逊铭、机云别传、蒋济万机论、陆机辨亡论。
凡此所引书，皆注出书名，可见其采辑之博矣！
范蔚宗作后汉书时，想松之所引各书，尚俱在世，故有补寿志所不载者。今各书闲有流传已不及十之一，寿及松之、蔚宗等当时已皆阅过，其不取者必自有说，今转欲据此偶然流传之一二本，以驳寿等之书，多见其不知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