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七六

▲本经术以为教（中）
程颐曰：“《礼记》杂出于汉儒，然其间传圣门绪余及格言甚多，如《乐记》《学记》之类无可议者，《檀弓》《表记》《坊记》之类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择之，如《王制》《礼运》《礼器》，其书亦多传古意。”又曰：“《礼记》除《中庸》《大学》，惟《乐记》为最近道，学者深思而自得之，《表记》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朱熹曰：“《礼记》要兼《仪礼》读，如冠礼、丧礼、乡饮酒礼之类皆载其事，《礼记》只发明其理，读《礼记》而不读《仪礼》，则许多理俱无安着处。”
又曰：“或谓《礼记》乃汉儒说，恐不然。汉儒最纯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纯者莫如三策，何曾有《礼记》中说话来？如《乐记》所谓‘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仲舒安能到此？必是古来流传得此文字如此。”
臣按：《礼记》一书杂出于汉儒，然非汉儒所能作，乃其所传记者也。《大学》曾子作，《中庸》子思作，《缁衣》公孙尼子作，《月令》吕不韦作，《王制》文帝时博士刺经作。臣窃以为，《易》《书》《诗》《春秋》四经之外，帝王之良法、圣贤之格言杂出于四十九篇之中详矣，是诚学者致知之要、人君为治之法也。《易》言阴阳，《书》言政事，《诗》言性情，《春秋》言名分，然皆主于一事，惟礼之为书无所不载，大而三才、五典，细而庶类万事，与夫治道之常、礼节之变，无不曲备而旁通焉。臣于“治国平天下之要”采辑诸书，而于是书所取为多。
又曰：“若欲观礼，须将《礼记》节出切于日用常行者看。”
臣按：《礼记》一书虽专以礼名，而礼之为礼不止于一，读者当以礼为主而分四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