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正文·第五篇 徙戎问题

《晋书》九七《北狄传，匈奴传》略云-

"郭钦上琉曰：魏初人寡，西北渚郡皆为戎居，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以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按《资治通鉴》八一太康元年末载郭钦此疏，不载"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之语，可能是不太了解其意义，遂与"出北地"等句，一并省去。又《文选》四九干令升《晋纪总论》"思郭钦之谋而悟戎狄之有畔"句，李善注亦未及"见士四万家"之语，且置冯翊、平阳之句于不可解，当有脱误。

郭钦的话讲了三个问题，一是魏初人寡，所以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二是宜乘平吴之威，出北地、西河等郡之戎；三是于平阳以北诸县募取犯了死罪的人并迁徙三河三魏现有士家四万户以充实北地、西河等郡。

三河指司州河南、河内、河东三郡。三魏，据《后汉书，

志》二〇《郡国志二》冀州魏郡条注引《魏志》："建安十

七年，割河内之荡阴、朝歌、林虑，东郡之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钜鹿之澳陶、曲周、南和、广平、任，赵国之襄国、邯郸、易阳，以益魏都。十八年，分置东、西都尉。"从而有了三魏。郭钦之言未被晋武帝采纳，《通鉴》太康元年胡注云："为后渚胡乱华张本。"

郭钦讲的第一个问题"西北诸郎皆为戎居"，即戎狄的内徙问题，自汉已然。这有政策的、天灾的、战争的原因。关于北狄，《晋书，匈奴传》略云："前汉末，匈奴大乱，五单于争立，而呼韩邪单于失其国，携率部落，人臣于汉。汉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于是匈奴五千余落人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镝贡赋。多历年所，户口渐滋，弥漫北钥，转难禁制。建安中，瑰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晋）武帝践昨后，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

据此可知北狄人居诸郡，汉为一个时期，本居并州北界，其后弥漫北朔。建安中是一个时期，曹操分其众为左、右、南、北、中五部，兹氏、祁县、蒲子、新兴、大陵都有北狄。晋武帝是一个时期，塞外匈奴二万余落因水灾人居河西故宜阳城下。由此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等郡无不有北狄。汉允许他们人居并州北界，魏武帝分其众为五部，晋武帝接纳塞外因水灾来归的新匈奴人，都有政策上的考虑。

西戎主要指羌人与氐人。羌人在东汉已经进人北地、冯翊等郡，氐人的徙动亦可上溯汉朝。《三国志，

魏志》三〇注引《魏略，西戎传》云："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都，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研、陇左右。"

至建安中，曹操又曾将氐人五万余落，徙出武都郡。《三国志，魏志》一五《张既传》略云-"太祖将拔汉中守，恐刘备北取武都氐以遇关中，问既。既曰：'可劝使北出就谷以避贼，前至者厚其宠赏，则先者知利，后必慕之。'太祖从其策，乃自到汉中引出诸军，令既至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

江统《徙戎论》亦云："餽武皇帝令将军夏侯妙才（夏侯渊）讨叛氐阿贵、千万等。后因拔弃汉中，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晋书五六《江统传》）由此扶风等地也有了氐人。

曹操迁徙氐人，是他的徙民政策的一部分。汉末战争频繁，为了不以民资敌，或者如江统所说，为了"弱寇强国"，曹操曾多次徙民。《三国志，魏志》一四《蒋济传》略云："太祖问济曰：'昔孤与袁本初对官渡，徙燕白马民，民不得走，贼亦不敢纱，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济对曰：'是时兵弱娀强，不徙必失之。（今）民无他志，然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太祖不从，而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后济使诣邺，太祖迎见大笑：'本但欲使避娀，乃更驱尽之/"曹操同袁绍打仗，曾徙燕、白马民。同孙权打仗，曾徙淮南民，但是，徙的结果与徙燕、白马民不一样。后来同张鲁打仗，攻取汉中，又曾徙民。《魏志，张既传》云：(张》鲁降，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是时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陇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动，扰扰不安。既假三郡人为将吏者休课，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

这次徙民，目的与徙燕、白马、淮南民，不以民资敌有所不同。据《张既传》，或者是"以实长安及三辅、或者是"以充河北"。不以民资敌，是战争的需要；"以实"、"以充"则是因为"魏初人寡"，需要充实。徙民以充实人少的地方，既然是曹魏的政策，那么，戎狄自动进人人少的地方，如郭钦所云西北诸郡，自然也就不会受到千扰。魏普南北朝的大变动，即由人口迁徙问题引起。人口的徙动，为魏晋南北朝三百年来之大事。汉开其端，曹魏进人了一个发展时期。

郭钛说的第二个问题宜将北地、西河等郡戎狄徙出，魏末邓艾已经做过。《三国志，魏志》二八《邓艾传》略云："(艾〉又陈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大将军司马景王（司马师）新辅政，多纳甩焉。"

邓艾可以说是第一个建议徙皮的人。伹他所谓"出之"，是"使居民表"，不是把他们迁回去。邓艾还曾"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傅玄说是"本邓艾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造成。（《晋书》四七《傅玄传》）这与曹操迁徙氐人的政策有相同之处。在徙戎问题上，至邓艾，发生了变化。即不单是徙人，而开始主张徙出了。目的在"塞奸宄之路"。

郭钦说的第三个问题"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曹魏也是做过的。《三国志，魏志》二五《辛蚍传》略云："(文》帝砍徙冀州士家（《通鉴》作"士卒家''》十万户实河南。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帝遂徙其，可知魏文帝时，从冀州治魏郡邾县〉被徙至河南（三河之一地的士家，即有五万户之多。魏文帝的目的在充实河南之地。徙士家以充实某地，是曹操徙民以充实长安、三辅、河北等地的一个发展。从此士家加人了人口徙动的行列。

晋时三河之有兵家，可以从《晋书》王尼等传眷出。列举如下。

《晋书》四九《王尼传》略云："王尼，城阳（属兖州济阴郎）人，或云河内《三河之一）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阳（河南尹治所；)。初为护军府军士，胡母辅之与琅邪王澄、北地傅畅、中山刘舆、潁川

之，…一因免为兵。"同书九六《烈女传，王浑妻钟氏传》咯云："王浑妻钟氏字琰。瑛女亦有才淑，为求贤夫。时有兵家子甚俊，《琰子）济欲妻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见之。'济令此兵与群小杂处，琰自帏中察之，既而谓济：'绯衣者非汝所拔乎？'济曰：'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寿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与婚。'遂止。其人数年果亡。"

据此可知三河如河内、河南乃至络阳都有兵家。兵家地寒，但如王尼之例，若免兵籍，仍可仕进。可能这是王济欲以妹妻兵家子的原因。但兵家子要免除兵的身份，为"制旨所及"（《王尼传》〉。能被解免的，只是极个别的人。要迁徙他们，不象迁徙普通人那样困难（如《魏志，张既传》所云：曹操"徙民以充河北，陇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动"。〉。故郭钦提出在将戎狄之人徙出西北诸郡以后，再将三河、三魏士家徙入西北诸郡以充实之。

郭钦的意见，有历史作根据。他虽不是第一个提出迁出戎狄建议的人，但徙戎问题到郭饮，即到晋武帝平吴之初，巳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了。主张徙戎的人也多了起来，如傅玄和《徙戎论》的作者江统均主张徙出戎狄。然而戎狄的内迁，到晋武帝称帝之时还在继续。这是一个历史的现象，或者说一种历史的趋势，现在要把戎狄迁出去，反其道而行之，几乎无此可能。武帝之所以未采纳郭钦的意见，原因在此。

稍后于郭钦的江统，写了一篇《徙戎论》。在此论中，江统谈到了把关中氐、羌及并州诸胡迁回他们的本域旧土问题。他的论点可以代表当时人们对于内地戎狄的看法。《晋书》五六《江统传》略云："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其辞曰-……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廉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中平中，以黄巾贼起，发调其兵，部众不从而杀羌渠，由是于弥扶罗求助于汉，以讨其賊。仍值世丧乱，遂乘衅而作，卤掠赵媿，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际，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为四。于是刘猛内叛，连结外虏。近者郝散之变，发于谷远。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晓勇，弓马便利，倍于氏羌。若有不廣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逾发遣，还其本域，慰彼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垔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惠）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

江统认为内地戎狄既多，难免风尘之警。他的忧虑与郭钦、傅玄是相同的。他提出了一个设想，即令氐羌"各附本种，反其旧土"；并申瑜发遣并州诸胡，"还其本域"。可朝廷未采纳。江统以为戎狄之所以久居内地，是因为统治者需要"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其实戌狄内迁，有政策、战争、天灾等各方面的原因，有它的历史的必然性。迁居内地的戎狄，与汉人错居，接受汉化，为日巳久。再要强迫他们回到本土上去，与汉人隔绝，这种相反方向的大变动，反而会促成变乱。取足夷虏，只是招致"戎狄乱华"的原因之一。直接引起"戎狄乱华"的，还是由罢州郡武备、封建诸王而酴成的八王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