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集》·附录五·居士集序

门人翰林学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撰）

　　夫言有大而非夸，达者信之，众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杨、墨。”盖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丧，何与于天，而禹之功与天地并，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孟子之言行而杨、墨之道废。天下以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殁，有申、商、韩非之学，违道而趣利，残民以厚主，其说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侥幸一切之功，靡然从之。而世无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权其祸福之轻重，以救其惑，故其学遂行。秦以是丧天下，陵夷至于胜、广、刘、项之祸，死者十八九，天下萧然。洪水之患，盖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复有一孟子，则申、韩为空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杨、墨得志于天下，其祸岂减于申、韩哉！由此言之，虽以孟子配禹可也。

　　太史公曰：“盖公言黄、老，贾谊、晁错明申、韩。”错不足道也，而谊亦为之，予以是知邪说之移人，虽豪杰之士有不免者，况众人乎！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子，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说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呜呼，此岂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欧阳子殁十有余年，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实，识者忧之。赖天子明圣，诏修取士法，风厉学者专治孔氏，黜异端，然后风俗一变。考论师友渊源所自，复知诵习欧阳子之书。予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于其子?，乃次而论之曰：“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欧阳子讳修，字永叔。既老，自谓六一居士云。元?六年六月十五日叙。〈周必大刻本《欧阳文忠公集》。〉欧阳先生文粹跋（宋·陈亮）

　　右《欧阳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公之文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盖所以翼六经而载之万世者也。虽片言半简，犹宜存而弗削。顾犹有所去取于其间，毋乃诵公之文而不知其旨，敢于犯是不韪而不疑也。

　　初天圣、明道之间，太祖、太宗、真宗以深仁厚泽，涵养天下，盖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乐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儿幼稚什伯为群，相与鼓舞于里巷之间。仁宗恭己无为于其上，太母制政房闼，而执政大臣实得以参可否，晏然无以异于汉文、景之平时。民生及识五代之乱离者，盖于是与世相忘久矣。而学士大夫其文犹袭五代之卑陋，中经一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学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独有愧于古。天子慨然下诏书，以古道饬天下之学者，而公之文遂为一代师法。未几，而科举禄利之文，非两汉不道，于是本朝之盛极矣。公于是时，独以先王之法度未尽施于今，以为大缺。其策学者之乱，殷勤切至，问以古今繁简浅深之宜，与夫周礼之可行与不可行。而一时习见百年之治，若无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遂伸，而荆国王文公得乘其间而执之。神宗皇帝方锐意于三代之治，荆公以霸者功利之说饰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职业，修兵民，制国用，兴学校，以养天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圣虑之所及者，尝试行之，寻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改作之意，盖见于末命，而天下已纷然趋于功利而不可禁。学者又习于当时之所谓经义者，剥裂牵缀，气以日卑。公之文虽在，而天下不复道矣。此子瞻之所为深悲而屡叹也。元?间始以末命从事，学者复知诵公之文，未及十年，浸复荆公之旧。迄于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于世，然其间可胜道哉！

　　二圣相承又四十余年，天下之治大略举矣，而科举之文犹未还嘉祐之盛。盖非独学者不能上承圣意，而科制已非祖宗之旧，而况上论三代。是以公之文，学者虽私诵习之而未以为急也。故予姑掇其通于时文者，以与朋友共之。由是而不止，则不独尽究公之文，而三代、两汉之书，盖将自求之而不可御矣。先王之法度，犹将望之，而况于文乎？则其犯是不韪，得罪于世之君子而不辞也。虽然，公之文雍容典雅，纡余宽平，反复以达其意，无复毫发之遗。而其味常深长于言意之外，使人读之蔼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关世教，岂不大哉！

　　初，吕文靖公、范文正公以议论不合党与遂分，而公实与焉。其后西师既兴，吕公首荐范、富、韩三公以靖天下之难。文正以书自咎，欢然与吕公戮力。而富公独念之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