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集》·卷一一四·奏议卷十八

政府进札子五首　　言西边事宜第一状〈治平二年〉　　右臣伏见谅祚狂僭，衅隙已多，不越岁年，必为边患。臣本庸暗，不达时机，辄以外料敌情，内量事势，鉴往年已验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谋。虽兵不先言，俟见形而应变；然坐而制胜，亦大计之可图。谨具条陈，庶裨万一。

　　臣所谓外料敌情者，谅祚世有夏州，自彝兴、克睿以前，止于一镇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时，继捧、继迁始为边患，其后遂陷灵、盐，尽有朔方之地。盖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余年，既不能剪灭，遂务招怀。适会继迁为潘罗支所杀，其子德明乃议归款，而我维以恩信，复其王封，岁时俸赐，极于优厚。德明既无南顾之忧，而其子元昊亦壮，遂并力西攻回纥，拓地千余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强，元昊遂复背叛。国家自宝元、庆历以后，一方用兵，天下骚动，国虚民弊，如此数年。元昊知我有厌兵之患，遂复议和。而国家待之，恩礼又异于前矣，号为国主，仅得其称臣，岁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时，半于契丹之数。今者谅祚虽曰狂童，然而习见其家世所为。盖继迁之叛，而复王封；元昊再叛，而为国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国，以为鼎峙之势尔。此臣窃料敌情在于如此也。

　　夫所谓内量事势者，盖以庆历用兵之时，视方今御边之备，较彼我之虚实强弱，以见胜败之形也。自真宗皇帝景德二年，盟北虏于澶渊，明年，始纳西夏之款，遂务休兵，至宝元初，元昊复叛，盖三十余年矣。天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识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而元昊勇鸷桀黠之虏也，其包畜奸谋欲窥中国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为虏，待其谋成兵具，一旦反书来上，然后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骇，举动仓惶，所以用兵之初，有败而无胜也。既而朝廷用韩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极力经营，而勇夫锐将亦因战阵稍稍而出。数年之间，人谋渐得，武备渐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也，所以屈意忍耻，复与之和，此庆历之事尔。今则不然。方今甲兵虽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垒粗尝完缉，不若往年之隳颓也。土兵蕃落增添训练，不若往年寡弱之骄军也。大小将校曾经战阵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随之徒绮纨子弟也。一二执政之臣皆当时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时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盖往年以不知边事之谋臣，驭不识干戈之将，用骄兵，执朽器，以当桀黠新兴之虏，此所以败也。方今谋臣武将、城壁器械不类往年，而谅祚狂童不及元昊远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觉，可以早为之备。苟其不叛则已，若其果叛，未必不为中国利也。臣谓可因此时，雪前耻，收后功，但顾人谋如何尔。若上凭陛下神威睿算，系累谅祚君臣献于庙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虏于黄河之北，以复朔方故地。最下尽取山界，夺其险而我守之，以永绝边患。此臣窃量事势，谓或如此。　　臣所谓鉴往年已验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数，臣请言其大者。夫夷狄变诈，兵交阵合，彼佯败以为诱，我贪利而追之，或不虞横出而为其所邀，或进陷死地而困于束手。此前日屡败之戒，今明习兵战者，亦能知之。此虽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谓大计之缪者，攻守之策皆失尔。臣视庆历御边之备，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余里，分为路者五。而路分为州军者，又二十有四。而州军分为寨、为堡、为城者，又几二百，皆须列兵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