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集》·附录二·先公事迹〈欧阳发等述〉

先公为人天性刚劲，而气度恢廓宏大，中心坦然，未尝有所屑屑于事。事不轻发，而义有可为，则虽祸患在前，直往不顾。以此或至困逐，及复振起，终莫能掩。而公亦正身特立，不少屈夺。四五十年之间，气象伟然盖天下，而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故历事三圣，尝被眷倚，遂托以天下安危之计。而公亦以身许国，进退出处，士人以为轻重。至于接人待物，乐易明白，无有机虑与所疑忌。与人言，抗声极谈，径直明辨，人人以为开口可见心腑。至于贵显，终始如一，不见大官贵人事位貌之体，一切出于诚心直道，无所矜饰，见者莫不爱服。而天资劲正高远，无纤毫世俗之气，常人亦自不能与之合也。平生学之所得，以至文章事业，皆明识所及，性所自得，不劳而至，无所勉强。而众人学之者，终莫能及。其于经术，务明其大本而本于性情，其所发明简易明白。其论《诗》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经师之末也。今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尽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又云：“今夫学者知前事之善恶，知诗人之美刺，知圣人之劝戒，是谓知学之本而得其要，其学足矣，又何求焉？”公于经术，去取如此，以至先儒注疏有所不通，务在勇断不惑。平生所辨明十数事，皆前世人不以为非，未有说者。如五帝不必皆出于黄帝，春秋赵盾弑君非赵穿，许世子非不尝药，武王之十有一年非受命之年数，及力破汉儒灾异五行之说。《正统论》破以秦为伪闰，或以功德，或以国地不相臣属，则必推一姓以为主之说。以为正者正天下之不正，统者统一天下之不一。至于各据地而称帝，正朔不相加，则为绝统，惟合天下于一者为正统。统或绝、或续，而正统之说遂定焉。然亦不苟务立异于诸儒，尝曰：“先儒于经不能无失，而所得已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诋之不可也。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得以论正。予非好为异论也。”其于《诗》、《易》，多所发明。为《诗本义》，所改正百余篇，其余则曰：“毛、郑之说是矣，复何云乎。”其公心通论如此。

　　先公四岁而孤，家贫无资，太夫人以荻画地，教以书字，多诵古人篇章，使学为诗。及其稍长，而家无书读，就闾里士人家借而读之，或因而抄录，抄录未毕，而已能诵其书。以至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自幼所作诗赋文字，下笔已如成人。兵部府君阅之，谓韩国太夫人曰：“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不惟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及举进士时，学者方为四六，号时文，公已独步其间。天圣七年，补国子监生。是秋取解，明年南省试，皆为第一人，由是名重当世。及景祐中，在西京，与尹公洙偕为古文。已而有诏，戒天下学者尽为古文。独公古文既行，遂擅天下。四十年间，天下以为模范，一言之出，学者竞相传道，不日之间，流布远近，外至夷狄，莫不仰服。后进之士，争为门生，求受教诲。当世皆以为自两汉后，五六百年，有韩退之；退之之后，又数百年，而公继出。自李翱、柳宗元之徒，皆不足比。然公之文，备尽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或过退之。如《醉翁亭记》、《真州东园记》，创意立法，前世未有其体。作《尹公洙志文》，以为尹公文简而有法，取其意而为之，即得其体。《石先生介墓志》，不多假事迹，但述其平生志意所存，与其大节气概，读之如见其人。作《集古录叙》，今王丞相以谓读之可辟疟鬼。

　　先公既奉敕撰《唐书·纪·志·表》，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作《本纪》，用《春秋》之法，虽司马迁、班固皆不及也。其于《唐书·礼乐志》，发明礼乐之本，言前世治出于一，而后世礼乐为空名。《五行志》不书事应，悉破汉儒灾异附会之说。皆出前人之所未至。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其论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书成，减旧史之半，而事迹添数倍，文省而事备，其所辨正前史之失甚多。嘉祐中，今致政侍郎范公等列言于朝，请取以备正史，公辞以未成。熙宁中，有旨取以进御。〈按《神宗实录》，熙宁五年八月丁亥，诏颍州令欧阳某家，上某所撰《五代史》。

　　先公笔札，精劲雄伟，自为一家，当世士大夫有得数十字，皆藏以为宝，而未尝为人书石。

　　先公平生以奖进贤材为己任，一时贤士大夫虽潜晦不为人知者，知之无不称誉荐举，极力而后已。既为当世宗师，凡后进之士，公尝所称者，遂为名人。时人皆以得公一言为重，而公推扬诱进不倦，至于有一长者，识与不识皆随其所长而称之。至今当世显贵知名者，公所称荐为多。今湖州孙正言觉为合肥主簿，未与公相识。郡守怒之，欲捃拾以罪。时胡侍讲在太学以属公，公为作手书与其寮佐，令保全之，遂获免。福州处士陈烈，素不与公相识。公闻其名，知其行义，屡荐于朝，乞赐召用，朝廷即召烈为国子监直讲。

　　先公尝言：平生为学所得，惟平心无怨恶为难。故于事未尝挟私喜怒以为意，虽仇雠之人，尝出死力挤陷公者，他日遇之，中心荡然，无纤芥不足之意。尝曰：“孔子言以直报怨。夫直者，是之为是，非之为非。是非付之至公，则是亦不报也。”先公初贬滁州，盖钱明逸辈为之。自外还朝，遇明逸于京师，屡同饮宴，不以为嫌。其后公在中书，明逸罢秦州归，复用为翰林学士。近日小人蒋之奇妄兴大谤，及公移青州，其兄之仪知临淄县，为二司所不喜，力欲坏之，亦以托公。公察其实无他，力保全之。

　　先公平生文章擅天下，未尝以矜人，而乐成人之美，不掩其所长。诗笔不下梅圣俞，而尝推之，自谓不及，然识者或谓过之。初奉敕撰《唐书》，专成《纪》、《志》、《表》，而《列传》则宋公祁所撰。朝廷恐其体不一，诏公看详，令删为一体。公虽受命，退而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己意？”于是一无所易。书成奏御，旧制惟列官最高者一人，公官高，当书。公曰：“宋公于传，功深而日久，岂可掩其名，夺其功？”于是《纪》、《志》、《表》书公名，而《列传》书宋公。宋丞相庠闻之叹曰：“自古文人好相凌掩，此事前所未有也！”先公笃于交友，恤人之孤。梅圣俞家素贫。既卒，公醵于诸公，得钱数百千，置义田以恤其家，且乞录其子增。尹龙图洙已卒，公乞录其子构。孙先生复有《尊王发微》十五卷，有旨进内，未毕而卒。公乞令其家录进，而推恩其子大年。尹构、孙大年、梅增，皆蒙录用以官。

　　天圣初，胥公在汉阳，先公时年二十余，以所为文谒之。胥公一见奇之曰：“子当有名于天下。”因馆于门下，与公偕入京师，及公登第，乃以女妻之。

　　王文康公知西京，先公为留守推官。一日，当都厅勘事，有一兵士自役所逃归。文康曰：“勘兵士何谓未断？”公曰：“合送本处行遣。”文康曰：“似此，某作官处断过甚多，推官新作官，不须疑。”公曰：“若相公直断，虽斩亦可，有司则不敢奉行。”一夜，文康夜召，问：“军人未断否？”公曰：“未。”文康曰：“几至误事。”明日，遂送所属处。

　　先公在河南，以文学负当世之名。前后留守，皆名公好贤，莫不倾身礼接。王文康自西京召归，谓公曰：“今来有例，合举馆职，当奉举。”遂用王文康公荐，自西京留守推官召试。

　　范文正公以言事忤大臣，贬知饶州。先公一日遇司谏高若讷于余襄公家，若讷非短范公，以为宜贬。公归，遂为书与之辩，且责若讷不能论列。若讷缴进其书，遂坐贬为夷陵令。既而余襄公、尹公洙亦连坐被贬。蔡公为《四贤诗》述其事，天下传之。　　先公既坐范公远贬，数年，复得滑州职官。会范公复起，经略陕西，辟公掌笺奏，朝廷从之。时天下久无事，一旦西边用兵，士之负材能者，皆欲因时有所施为，而范公以天下重名好贤下士，故士之乐从者众。公独叹曰：“吾初论范公事，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遂辞不往。其于进退不苟如此，以至致位二府，惟以忠义自得主知，未尝有所因缘凭藉。

　　先公在馆中，遇西边用兵，天下多事，诣阙上书，为三策，以料贼情，及指陈天下利害甚众。既而有诏，百官许上封章言事。公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陈当时之患。仁宗增谏官为四员，先公与蔡公襄、余襄公靖、今致政王尚书素同时迁用。是时陕西用兵已久，京东、西盗贼群起，内外多事。仁宗既进退大臣，遂欲改更阙失，方急于求治。公遇事感激，知无不言。范文正公、杜正献公、今司徒韩魏公、富郑公四人同时登用，公屡请召封访问，责以所为。既而仁宗降手诏，出六条以责诸公，各亦有所陈述。公言诸公所陈，宜力主张，勿为群言所夺。而王文安公为三司使，有为无名诗中之者。公请严禁止之，以绝小人流言，摇动朝政之渐，敕出官爵购捕其人。时上欲改更朝政，小人不便，故造作语言动摇，及敕榜出，自此遂绝。是后，上遂下诏劝农桑，兴学校，改更庶事之弊。

　　自范文正公之贬，先公与余襄公等坐党人被逐，朋党之说遂起，久而不能解，一时名士皆被目为党人。公在谏院，为《朋党论》以献，群言遂息，大救当时之弊。时天下久安，上下失于因循，一旦陕西用兵，而群贼王伦、张海等所在皆起。先公请遣使者按察州县，朝廷命诸路转运使皆兼按察。公言转运使苟非其人，则按察遂为空名，复条陈按察六事。于是两府聚议，尽破常例，不次用人。〈后来别因一札子中备言此事。〉其后州县多所升降，内外百职振举。及杜待制杞为京西转运使，与御史蔡禀同治贼事，公言杞可独任，无用禀。杞果遂平诸盗，京西无事。

　　时张温成方有宠，人莫敢言，因生皇女，染绫罗八千匹。先公上言，乞裁损其恩宠，及其亲戚恩泽太频可以减罢，极陈女宠骄恣以至祸败之戒。　　皇叔燕王薨，议者以国用不足，请待丰年而葬。先公乞减费而葬，以为不肯薄葬，留之以待侈葬，徒成王之恶名，使四夷闻天子皇叔薨，无钱出葬，遂轻中国。有旨，减节浮费而葬。

　　澧州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先公上言：“今四海骚然，未见太平之象。”又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自古帝王致太平，皆有道，得道则太平，失道则危乱。今见其失，未见其得，愿陛下忧勤万务，渐期致理。其瑞木，乞不宣示于外。”庆历三年，御试进士，以《应天以实不以文》为赋题。公为拟试赋一道以进，指陈当世阙失言，言甚切至。　　淮南转运使吕绍宁，到任便进羡余钱十万。公乞拒而不受，以彰朝廷均恤外方，防御刻剥。

　　前后所上章疏百余，其间斥去奸邪，抑绝侥幸，以谓任人不可疑，节制不可不一，当推恩信以怀不服，其事往往施行。　　先公以谏官除知制诰。故事：知制诰当先试。有旨更不召试，有国以来不试而受者惟杨文公、陈文惠公与公三人。公既典制诰，尤务敦大体。初作《劝农敕》，既出，天下翕然，人人传诵，王言之体，远复前古。　　陕西兵役之后，河东困弊，粮草阙少。又有言者请废麟州，或请移于合河津，或请废五寨。朝廷命先公视其利害，及访察一路官吏能否，擘划经久利害，及计置粮草。公为四议，以较麟州利害，请移兵就食于河滨清塞堡，缓急不失应援，而平时可省馈运，麟州遂不废。又建言忻、代、岢岚、火山四州军，沿边有禁地弃而不耕，人户私籴北界斛斗，入中以为边储，今若耕之，每年可得三二百万石以实边，朝廷从之。此两事，至今大为河东之利。

　　自西事后，河东赋敛重而民贫，道路嗟怨。先公奏罢十事，以宽民力。〈文字见《河东奏事》，谓乞罢和籴米、三司银之类。〉先公自河东还，会保州兵叛，遂出为河北都转运使，别得不下司札子云：“河北宜选有文武材识转运使二员，密授经略之任，使其熟图利害，豫为御备。”保州既降，总管李昭亮私取叛兵妻女，通判冯博文等亦往往效之。先公发博文罪，置狱推劾，昭亮恐惧，立令送出。

　　自保州事后，河北兵骄，少不如意即谋结集，处处有之。上下务在姑息。先公屡乞主张将师每事镇重，以遏士心，河北卒无事。

　　保州叛兵既降，其胁从者二千余人，分隶河北诸州。富郑公为宣抚使，恐其复生变，欲委诸州同日诛之。方作文书，会先公权知镇府，遇富公于内黄，富公夜半屏人，密以告公。公曰：“祸莫大于杀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许以不死招之，今已戮之矣。此二千人本以胁从，故得不死，奈何一旦无辜就戮？且无朝旨，若诸郡不肯从命，事既参差，则必生事，是趣其为乱也。且某至镇州，必不从命。”富郑公遂止。

　　先公在河北，既被朝廷委任之重，悉力经营，凡一路官吏能否，山川地里，财产所出，兵粮器械，教阅阵法，一一别为图籍，尽四路之事如在目前。或问公曰：“公以文章儒学名天下，而治此俗吏之事乎！”公曰：“吏之不职，吾所愧也。系民休戚，其敢忽乎？”奏置御河催纲司，通致粮运，以省入中之数。置都作院于磁、相二州，以省诸州兵器之费。既究见河北利害本末，乃一一条列，遍贻书于执政，将大为经画。未尽行，而公罢去。

　　庆历初，仁宗既复四谏之职，拔英俊贤能材德之士，并进于朝。公负天下之望而居其职，仁宗宠异之意独绝众人，尝因奏事，论及当世人材，仁宗不觉谓公曰：“如欧阳某，何处得来！”公乃尽心悉力，思所补报，遇事不避，以至犯忤权贵，排击奸佞，怨怒随至，常欲大用而未果。是时中外多事，仁宗意以谓艰难之际，非公不足以办事，故自谏官奉使河东，委以一路之利害。及保州事作，河北转运使张р之得罪。公自河东还未数月，复出为河北转运使，及陛辞之日，仁宗面谕曰：“不久当还，无为久居计。有事但言来，无以中外为限。”公对曰：“在京师所言，尚以风闻，或恐失实，况于在外？”仁宗曰：“有所闻，但言来，行与不行则在此。”及至河北，百事振举，小人忌公，恐大用。而又杜、范、韩、富同时罢黜，小人汇进。公上疏，极言四人忠实可用而无过，辨明小人诬罔之言，请加任用。于是群小益惧，相与造为谤辞。及诏狱之起，穷究无状，仁宗亦悟，止夺职知滁州。

　　南京素号要会，宾客往来无虚日，一失迎候，则议论蜂起。先公在南京，虽贵臣权要过者，待之如一。由是造为语言，达于朝廷。时陈丞相升之安抚京东。因令审察是非。陈公阴访之民间，得俚语，谓公为照天蜡烛。远而奏之，上方欲召用，而公丁太夫人忧。

　　先公初服除，还朝，惟除本官龙图阁直学士，而无主判。入见日，仁宗恻然，怪公鬓发之白，问公在外几年，今年几何，恩意甚至。公求补外，仁宗曰：“此中见人多矣。为小官时，则有肯尽言，名位已高，则多顾藉。如卿且未要去。”明日以责大臣，即以公判流内铨。是时小人忌公且进用，伪为公乞澄汰内臣札子，传布中外。内臣人人切齿，判铨六日，杨永德以差船及引见胡宗尧事中公，出知同州。而外议纷纭，论救者众。上亦开悟。适会刘公沆有札子，乞催宋公祁结绝《唐书》。上曰：“莫不须宋祁否？”刘公曰：“别未有人。”上曰：“欧阳某知同州，臣寮已有文字请留。”刘公曰：“乞自陛下宣谕。”明日朝辞，上殿。上曰：“休去同州，且修《唐书》。”既而曾鲁公自翰林学士换侍读学士、知郑州，刘公奏欧阳某见未有主判处，乞替曾某会判三班院。上曰：“翰林学士有人未？”刘公曰：“见商量。”上曰：“欧阳某不止一好差遣，亦好一翰林学士，便可替曾某。”遂入翰林，为史官，判三班院。上尝面问以唐学士院铃索故事，将议临幸，其于眷待之意甚厚。

　　先公在侍从八年，知无不言，屡建议，多见施行。自初还朝，唐公介与诸公方居言职，所言久之未见听纳。公上疏言人君拒谏之失，请采听言者。其后上遂用谏官言，进退宰相。

　　时议者方以河患为意，陈恭公在相位，欲塞商胡，开横垄，回大河于故道。先公上疏言其不可。未几，恭公罢去，新宰相复用李仲昌议，欲开六塔，全回河流。公两上疏争之，不听，河才成而决，滨、棣、德、博数千里大被其害。仲昌等议者流窜远方，卒如公议。

　　至和二年，先公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贵臣陈留郡王宗愿、惕隐大王宗熙、北宰相萧知足、尚父中书令晋王萧孝友来押宴，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宗愿、宗熙，并契丹皇叔；北宰相，蕃官中最高者，尚父中书令晋王，是太皇太后弟。送伴使耶律元宁言：“自来不曾如此一并差近上亲贵大臣押宴。”嘉祐初，狄武襄公为枢密使。。狄自破蛮贼之后，方振威名。而是时仁宗不豫久之，初康复。而狄得士心，京师讹言??。先公因水灾言武臣典机密，得士心，而讹言可畏，非国之便，请且出之于外，以保全之。未久，狄终以流言不已，罢知陈州。

　　嘉祐中，复用贾魏公为枢密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