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集》·卷一二三·濮议卷四

论议濮安懿王典礼札子〈是岁十月撰，不曾进呈。〉

　　臣伏见朝廷议濮安懿王典礼，两制、礼官请称皇伯。中书之议以谓事体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称，考于经史皆无所据。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访群议，以求其当。陛下屈意，手诏中罢，而众论纷然，至今不已。臣以谓众论虽多，其说不过有三：其一曰宜称皇伯者，是无稽之臆说也；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是厚诬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当用汉宣、哀为法以干乱统纪者，是不原本末之论也。臣请为陛下条列而辨之。

　　谨按《仪礼。丧服记》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报者，齐衰期也。谓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开元、开宝《礼》、国朝《五服年月》、《丧服令》皆云：“为人后者，为其所生父齐衰，不杖期。”盖以恩莫重于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义莫重于所继，故宁抑而降其服。此圣人所制之礼，著之六经，以为万世法者，是中书之议所据依也。若所谓称皇伯者，考于六经无之，方今国朝见行典礼及律令皆无之，自三代之后秦汉以来，诸帝由藩邸入继大统者亦皆无之，可谓无稽之臆说矣。夫《仪礼》者圣人六经之文，《开元礼》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礼，《开宝通礼》者圣宋百年所用之礼，《五服年月》及《丧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议者皆弃而不用，直欲自用无稽之臆说，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臣伏以上天降灾，皆主人事。故自古圣王逢灾恐惧，多求阙政而修之，或自知过失而改悔之，庶几以塞天谴。然皆须人事已著于下，则天谴为形于上。今者濮王之议，本因两制礼官违经弃礼，用其无稽之臆说，欲定皇伯之称，中书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礼，虽有明据，亦未敢自信而自专，方更求下外廷博议，而陛下遽诏中罢，欲使有司徐求典礼。是则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谦畏如此，君臣不敢轻议妄举，而天遽谴怒杀人害物，此臣所谓厚诬天也。议犹未决，仍罢不议，而便谓两统二父以致天灾者，厚诬人也。其三引汉宣、哀之事者。臣谨按《汉书》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称亲，谥曰悼，置奉邑、寝园而已。其后改亲称皇考，而立庙京师。皇考者，亲之异名尔，皆子称其父之名也，汉儒初不以为非也。自元帝以后，贡禹、韦玄成等始建毁庙之议，数十年间，毁立不一。至哀帝时，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议，云：“亲谥曰悼，裁置奉邑，皆应经义。”是不非宣帝称史皇孙为亲也。所谓应经义者，即《仪礼》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是也。惟其立庙京师，乱汉祖宗昭穆，故晏等以谓两统二父非礼，宜毁也。定陶恭王初但号共皇，立庙本国，师丹亦无所议。至其后立庙京师，欲去定陶，不系以国，有进干汉统之渐，丹遂大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