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志·卷四十二

食货二

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无节，而大盗起，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

自代宗时，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至德宗相杨炎，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置两税使以总之，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商贾税三十之一，与居者均役。田税视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定。遣黜陟使按比诸道丁产等级，免鳏寡惸独不济者。敢有加敛，以枉法论。议者以租、庸、调，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轻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旧户三百八十万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户三百八十万，客户三十万。天下之民，不土断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虚实。岁敛钱二千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以供外；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千六百余万斛，以供京师。

税法既行，民力未及宽，而硃滔、王武俊、田悦合从而叛，用益不给，而借商之令出。初，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请借富商钱，德宗以问度支杜佑，以为军费裁支数月，幸得商钱五百万缗，可支半岁，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代佑行借钱令，约罢兵乃偿之。京兆少尹韦桢、长安丞薛萃搜督甚峻，民有不胜其冤自经者，家若被盗。然总京师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万缗。又取僦柜纳质钱及粟麦粜于市者，四取其一，长安为罢市，市民相率遮邀宰相哭诉，卢杞疾驱而过。韦桢惧，乃请钱不及百缗、粟麦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获裁二百万缗。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增其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