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志·卷四十二

食货二

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无节，而大盗起，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

自代宗时，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至德宗相杨炎，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置两税使以总之，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商贾税三十之一，与居者均役。田税视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定。遣黜陟使按比诸道丁产等级，免鳏寡惸独不济者。敢有加敛，以枉法论。议者以租、庸、调，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轻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旧户三百八十万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户三百八十万，客户三十万。天下之民，不土断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虚实。岁敛钱二千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以供外；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千六百余万斛，以供京师。

税法既行，民力未及宽，而硃滔、王武俊、田悦合从而叛，用益不给，而借商之令出。初，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请借富商钱，德宗以问度支杜佑，以为军费裁支数月，幸得商钱五百万缗，可支半岁，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代佑行借钱令，约罢兵乃偿之。京兆少尹韦桢、长安丞薛萃搜督甚峻，民有不胜其冤自经者，家若被盗。然总京师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万缗。又取僦柜纳质钱及粟麦粜于市者，四取其一，长安为罢市，市民相率遮邀宰相哭诉，卢杞疾驱而过。韦桢惧，乃请钱不及百缗、粟麦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获裁二百万缗。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增其本道税钱，每缗二百，因诏天下皆增之。

自太宗时置义仓及常平仓以备凶荒，高宗以后，稍假义仓以给他费，至神龙中略尽。玄宗即位，复置之。其后第五琦请天下常平仓皆置库，以畜本钱。至是赵赞又言：“自军兴，常平仓废垂三十年，凶荒溃散，餧死相食，不可胜纪。陛下即位，京城两市置常平官，虽频年少雨，米不腾贵，可推而广之，宜兼储布帛。请于两都、江陵、成都、杨、汴、苏、洪置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缗，下至十万，积米、粟、布、帛、丝、麻、贵则下价而出之，贱则加估而收之。诸道津会置吏，阅商贾钱，每缗税二十，竹、木、茶、漆税十之一，以赡常平本钱。”德宗纳其策。属军用迫蹴，亦随而耗竭，不能备常平之积。是时，诸道讨贼，兵在外者，度支给出界粮。每军以台省官一人为粮料使，主供亿。士卒出境，则给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费。将士利之，逾境而屯。赵赞复请税间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为间，上间钱二千，中间一千，下间五百；匿一间，杖六十，告者赏钱五万。除陌法：公私贸易，千钱旧算二十，加为五十；物两相易者，约直为率。而民益愁怨。及泾原兵反，大讠虖长安市中曰：“不夺尔商户僦质，不税尔间架、除陌矣。”于是间架、除陌、竹、木、茶、漆、铁之税皆罢。

硃泚平，天下户口三耗其二。贞元四年，诏天下两税审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户。自初定两税，货重钱轻，乃计钱而输绫绢。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绢匹为钱三千二百，其后一匹为钱一千六百，输一者过二，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税物颁诸司，皆增本价为虚估给之，而缪以滥恶督州县剥价，谓之折纳。复有“进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历之数再倍。又疠疫水旱，户口减耗，刺史析户，张虚数以宽责。逃死阙税，取于居者，一室空而四邻亦尽。户版不缉，无浮游之禁，州县行小惠以倾诱邻境，新收者优假之，唯安居不迁之民，赋役日重。帝以问宰相陆贽，贽上疏请厘革其甚害者，大略有六：

其一曰：

国家赋役之法，曰租、曰调、曰庸。其取法远，其敛财均，其域人固。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天下法制均壹，虽转徙莫容其奸，故人无摇心。天宝之季，海内波荡，版图隳于避地，赋法坏于奉军。赋役旧法，行之百年，人以为便。兵兴，供亿不常，诛求隳制，此时弊，非法弊也。时有弊而未理，法无弊而已更。两税新制，竭耗编，日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损上益下，啬用节财，而摘郡邑，验簿书，州取大历中一年科率多者为两税定法，此总无名之暴赋而立常规也。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两税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税轻，多者税重。不知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贵而人莫窥者；有场圃、囷仓，直轻而众以为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货，数寡而日收其赢者；有庐舍器用，价高而终岁利寡者。计估算缗，失平长伪，挟轻费转徙者脱徭税，敦本业者困敛求。此诱之为奸，驱之避役也。今徭赋轻重相百，而以旧为准，重处流亡益多，轻处归附益众。有流亡则摊出，已重者愈重；有归附则散出，已轻者愈轻。人婴其弊。愿诏有司与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罢之，广费者节之。军兴加税，诸道权宜所增，皆可停。税物估价，宜视月平，至京与色样符者，不得虚称折估。有滥恶，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两税判官一人与度支参计户数，量土地沃瘠、物产多少为二等，州等下者配钱少，高者配钱多。不变法而逋逃渐息矣。

其二曰：

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赋以布、麻、缯、纩、百谷，勉人功也。又惧物失贵贱之平，交易难准，乃定货泉以节轻重。盖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人所为也；钱货，官所为也。人所为者，租税取焉；官所为者，赋敛舍焉。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曷尝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今两税效算缗之末法，估资产为差，以钱谷定税，折供杂物，岁目颇殊。所供非所业，所业非所供，增价以市所无，减价以货所有，耕织之力有限，而物价贵贱无常。初定两税，万钱为绢三匹，价贵而数不多。及给军装，计数不计价，此税少国用不充也。近者万钱为绢六匹，价贱而数加。计口蚕织不殊，而所输倍，此供税多人力不及也。宜令有司覆初定两税之岁绢、布定估，为布帛之数，复庸、调旧制，随土所宜，各脩家技。物甚贱，所出不加；物甚贵，所入不减。且经费所资，在钱者独月俸、资课，以钱数多少给布，广铸而禁用铜器，则钱不乏。有籴盐以入直，榷酒以纳资，何虑无所给哉！

其三曰：

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户口增加，二曰田野垦辟，三曰税钱长数，四曰率办先期。夫贵户口增加，诡情以诱奸浮，苛法以析亲族，所诱者将议薄征则遽散，所析者不胜重税而亡，有州县破伤之病；贵田野垦辟，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亩虽辟，旧畬芜矣，人以免租年满，复为污莱，有稼穑不增之病；贵税钱长数，重困疲羸，捶骨沥髓，苟媚聚敛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贵率办先期，作威残人，丝不容织，粟不暇舂，贫者奔迸，有不恕物之病：四病繇考核不切事情之过。验之以实，则租赋所加，固有受其损者，此州若增客户，彼郡必减居人。增处邀赏而税数加，减处惧罪而税数不降。国家设考课之法，非欲崇聚敛也。宜命有司详考课绩，州税有定，徭役有等，覆实然后报户部。若人益阜实，税额有余，据户均减十三为上课，减二次之，减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税见户者，殿亦如之。民纳租以去岁输数为常，罢据额所率者。增辟勿益租，废耕不降数。定户之际，视杂产以校之。田既有常租，则不宜复入两税。如此，不督课而人人乐耕矣。

其四曰：

明君不厚所资而害所养，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给然后敛余财。今督收迫促，蚕事方兴而输缣，农功未艾而敛谷。有者急卖而耗半直，无者求假费倍。定两税之初，期约未详，属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税期，随风俗时候，务于纾人。

其五曰：

顷师旅亟兴，官司所储，唯给军食，凶荒不遑赈救。人小乏则取息利，大乏则鬻田庐。剑穫始毕，执契行贷，饥岁室家相弃，乞为奴仆，犹莫之售，或缢死道途。天灾流行，四方代有。税茶钱积户部者，宜计诸道户口均之。谷麦熟则平籴，亦以义仓为名，主以巡院。时稔伤农，则优价广籴，谷贵而止；小歉则借贷。循环敛散，使聚谷幸灾者无以牟大利。

其六曰：

古者百亩地号一夫，盖一夫授田不得过百亩，欲使人不废业，田无旷耕。今富者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家，为其私属，终岁服劳，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京畿田亩税五升，而私家收租亩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穑者安得足食？宜为占田条限，裁租价，损有余，优不足，此安富恤穷之善经，不可舍也。

贽言虽切，以谗逐，事无施行者。

十二年，河南尹齐抗复论其弊，以为：“军兴，国用稍广，随要而税，吏扰人劳。陛下变为两税，督纳有时，贪暴无容其奸。二十年间，府库充牜刃。但定税之初，钱轻货重，故陛下以钱为税。今钱重货轻，若更为税名，以就其轻，其利有六：吏绝其奸，一也；人用不扰，二也；静而获利，三也；用不乏钱，四也；不劳而易知，五也；农桑自劝，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税反配钱，至输时复取布帛，更为三估计折，州县升降成奸。若直定布帛，无估可折。盖以钱为税，则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觉。今两税出于农人，农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又有鼓铸以助国计，何必取于农人哉？”疏入，亦不报。

初，德宗居奉天，储畜空窘，尝遣卒视贼，以苦寒乞襦绔，帝不能致，剔亲王带金而鬻之。硃泚既平，于是帝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江西观察使李兼有“月进”，淮南节度使杜亚、宣歙观察使刘赞、镇海节度使王纬、李锜皆徼射恩泽，以常赋入贡，名为“羡余”。至代易又有“进奉”。当是时，户部钱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矫密旨加敛，谪官吏、刻禄禀，增税通津、死人及蔬果。凡代易进奉，取于税入，十献二三，无敢问者。常州刺史裴肃鬻薪炭案纸为进奉，得迁浙东观察使。刺史进奉，自肃始也。刘赞卒于宣州，其判官严绶倾军府为进奉，召为刑部员外郎。判官进奉，自绶始也。自裴延龄用事，益为天子积私财，而生民重困。延龄死，而人相贺。

是时，宫中取物于市，以中官为宫市使。两市置“白望”数十百人，以盐估敝衣、绢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每中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彻肆塞门。谏官御史数上疏谏，不听，人不堪其弊。户部侍郎苏弁言：“京师游手数千万家，无生业者仰宫市以活，奈何罢？”帝悦，以为然。京兆尹韦凑奏：“小人因宫市为奸，真伪难辨，宜下府县供送。”帝许之。中官言百姓赖宫市以养者也，凑反得罪。

顺宗即位，乃罢宫市使及盐铁使月进；宪宗又罢除官受代进奉及诸道两税外榷率，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诸道节度、观察调费取于所治州，不足则取于属州，而属州送使之余与其上供者，皆输度支。是时，因德宗府库之积，颇约费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刘辟、李锜既平，訾藏皆入内库。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河东节度使王锷进献甚厚，翰林学士李绛尝谏曰：“方镇进献，因缘为奸，以侵百姓，非圣政所宜。”帝喟然曰：“诚知非至德事，然两河中夏贡赋之地，朝觐久废，河、湟陷没，烽候列于郊甸。方刷祖宗之耻，不忍重敛于人也。”然独不知进献之取于人者重矣。

及讨淮西，判度支杨于陵坐馈餫不继贬，以司农卿皇甫镈代之，由是益为刻剥。司农卿王遂、京兆尹李翛号能聚敛，乃以为宣歙、浙西观察使，予之富饶之地，以办财赋。盐铁使王播言：“刘晏领使时，自按租庸，然后知州县钱谷利病虚实。”乃以副使程异巡江、淮，核州府上供钱谷。异至江、淮，得钱百八十五万贯。其年，遂代播为盐铁使。是时，河北兵讨王承宗，于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度支盐铁与诸道贡献尤甚，号“助军钱”。及贼平，则有贺礼及助赏设物。群臣上尊号，又有献贺物。

穆宗即位，一切罢之，两税外加率一钱者，以枉法赃论。然自在籓邸时，习见用兵之弊，以谓戎臣武卒，法当姑息。及即位，自神策诸军，非时赏赐，不可胜纪。已而幽州兵囚张弘靖，镇州杀田弘正，两镇用兵，置南北供军院。而行营军十五万，不能亢两镇万余之众。而馈运不能给，帛粟未至而诸军或强夺于道。

盖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至是四十年。当时为绢二匹半者为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帝亦以货轻钱重，民困而用不充，诏百官议革其弊。而议者多请重挟铜之律。户部尚书杨于陵曰：“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通变不倦，使物无甚贵甚贱，其术非它，在上而已。何则？上之所重，人必从之。古者权之于上，今索之于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广铸以资用，今减炉以废功；昔行之于中原，今泄之于边裔。又有闾井送终之唅，商贾贷举之积，江湖压覆之耗，则钱焉得不重，货焉得不轻？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盈百万，今才十数炉，岁入十五万而已。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泉货，故钱不足。今宜使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钱，悉输以布帛谷粟，则人宽于所求，然后出内府之积，收市廛之滞，广山铸之数，限边裔之出，禁私家之积，则货日重而钱日轻矣。”宰相善其议。由是两税、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丝纩，租、庸、课、调不计钱而纳布帛，唯盐酒本以榷率计钱，与两税异，不可去钱。

文宗大和九年，以天下回残钱置常平义仓本钱，岁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罚俸，书下考；州县假借，以枉法论。

文宗尝召盐仓御史崔虞问太仓粟数，对曰：“有粟二百五十万石。”帝曰：“今岁费广而所畜寡，奈何？”乃诏出使郎官、御史督察州县壅遏钱谷者。时豪民侵噬产业不移户，州县不敢徭役，而征税皆出下贫。至于依富室为奴客，役罚峻于州县。长吏岁辄遣吏巡覆田税，民苦其扰。

武宗即位，废浮图法，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大秦穆护、袄二千余人。上都、东都每街留寺二，每寺僧三十人，诸道留僧以三等，不过二十人。腴田鬻钱送户部，中下田给寺家奴婢丁壮者为两税户，人十亩。以僧尼既尽，两京悲田养病坊，给寺田十顷，诸州七顷，主以耆寿。

自会昌末，置备边库，收度支、户部、盐铁钱物。宣宗更号延资库。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属宰相，其任益重。户部岁送钱帛二十万，度支盐铁送者三十万，诸道进奉助军钱皆输焉。

懿宗时，云南蛮数内寇，徙兵戍岭南。淮北大水，征赋不能办，人人思乱。及庞勋反，附者六七万。自关东至海大旱，冬蔬皆尽，贫者以蓬子为面，槐叶为齑。乾符初，大水，山东饥。中官田令孜为神策中尉，怙权用事，督赋益急。王仙芝、黄巢等起，天下遂乱，公私困竭。昭宗在凤翔，为梁兵所围，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宫及宗室多饿死。其穷至于如此，遂以亡。

初，乾元末，天下上计百六十九州，户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四，不课者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者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减天宝户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

元和中，供岁赋者，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户百四十四万，比天宝才四之一。兵食于官者八十三万，加天宝三之一，通以二户养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广，无上供。至长庆，户三百三十五万，而兵九十九万，率三户以奉一兵。至武宗即位，户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会昌末，户增至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

宣宗既复河、湟，天下两税、榷酒茶盐钱，岁入九百二十二万缗，岁之常费率少三百余万，有司远取后年乃济。及群盗起，诸镇不复上计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