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志·卷十一·礼乐十一

礼乐十一

声无形而乐有器。古之作乐者，知夫器之必有弊，而声不可以言传，惧夫器失而声遂亡也，乃多为之法以著之。故始求声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广，积而为分、寸；一黍之多，积而为龠、合；一黍之重，积而为铢、两。此造律之本也。故为之长短之法，而著之于度；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于量；为之轻重之法，而著之于权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时而弊，则又总其法而著之于数。使其分寸、龠合、铢两皆起于黄钟，然后律、度、量、衡相用为表里，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则推其法数而制之，用其长短、多少、轻重以相参考。四者既同，而声必至，声至而后乐可作矣。夫物用于有形而必弊，声藏于无形而不竭，以有数之法求无形之声，其法具存。无作则已，苟有作者，虽去圣人于千万岁后，无不得焉。此古之君子知物之终始，而忧世之虑深，其多为之法而丁宁纤悉，可谓至矣。

三代既亡，礼乐失其本，至其声器、有司之守，亦以散亡。自汉以来，历代莫不有乐，作者各因其所学，虽清浊高下时有不同，然不能出于法数。至其所以用于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则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

自汉、魏之乱，晋迁江南，中国遂没于夷狄。至隋灭陈，始得其乐器，稍欲因而有作，而时君褊迫，不足以堪其事也。是时郑译、牛弘、辛彦之，何妥、蔡子元、于普明之徒，皆名知乐，相与撰定。依京房六十律。因而六之，为三百六十律，以当一岁之日，又以一律为七音，音为一调，凡十二律为八十四调，其说甚详。而终隋之世，所用者黄钟一宫，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调而已。

《记》曰：“功成作乐，盖王者未作乐之时，必因其旧而用之。唐兴即用隋乐。武德九年，始诏太常少卿祖孝孙、协律郎窦璡等定乐。初，隋用黄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