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集摘》·经学理窟义理

学未至而好语变者，必知终有患。盖变不可轻议，若骤然语变，则知操术已不正。
吾徒饱食终日，不图义理，则大非也，工商之辈，犹能晏寐夙兴以有为焉。
知之而不信而行之，愈于不知矣，学者须得中道乃可守。
人到向道后，俄顷不舍，岂暇安寝？然君子向晦入燕处，君子随物而止，故入燕处。然其仁义功业之心未尝忘，但以其物之皆息，吾兀然而坐，无以为接，无以为功业，须亦入息。
此学以为绝耶？何因复有此议论，以为兴耶？然而学者不博。孟子曰：“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孔子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学者，则道可传矣。
人不知学，其任智自以为人莫及，以理观之，其用智乃痴耳。棋酒书画，其术固均无益也，坐寝息，其术同，差近有益也，惟与朋友燕会议论良益也。然大义大节须要知，若细微亦不必知也。
凡人为上则易，为下则难。然不能为下，亦未能使下，不尽其情伪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己尝为之则能使人。
凡事蔽盖不见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义所得，所至不得见底，又非于吾言无所不说。
人虽有功，不及于学，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则虽接人事即是实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则终身由之，只是俗事。
今人自强自是，乐己之同，恶己之异，便是有固、必、意、我，无由得虚。学者理会到此虚心处，则教者不须言，求之书，合者即是圣言，不合者则后儒添入也。
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论孟二书于学者大足，只是须涵泳。
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则当以博大求之，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也。
尊其所闻则高明，行其所知则光大，凡未理会至实处，如空中立，终不曾踏着实地。性刚者易立，和者易达，人只有立与达。“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然则刚与和犹是一偏，惟大达则必立，大立则必达。
学者欲其进，须钦其事，钦其事则有立！有立则有成；未有不钦而能立；不立则安可望有成！
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人惰于进道，无自得达，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从心所欲不逾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终学不成也。
闻见之善者，谓之学则可，谓之道则不可。须是自求，己能寻见义理，则自有旨趣，自得之则居之安矣。
合内外，平物我，自见道之大端。
道德性命是长在不死之物也，己身则死，此则常在。
耳目役于外，揽外事者，其实是自惰，不肯自治，只言短长，不能反躬者也。
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尽亦可，有终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当识其要，总其大体，一言而乃尽尔。
释氏之学，言以心役物，使物不役心；周孔之道，岂是物能役心？虚室生白。
今之人灭天理而穷人欲，今复反归其天理。古之学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后，其心不传，如荀扬皆不能知。
义理之学，亦须深沈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盖惟深则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说得便似圣人，若此则是释氏之所谓祖师之类也。
此道自孟子后千有余岁，今日复有知者。若此道天不欲明，则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既使人知之，似有复明之理。志于道者，能自出义理，则是成器。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曰能者，是今日不能而能之，若以圣人之能而为不能，则狂者矣，终身而莫能得也。
学贵心悟，守旧无功。
知德斯知言，己尝自知其德，然后能识言也。人虽言之，己未尝知其德，岂识其言！须是己知是德，然后能识是言，犹曰知孝之德则知孝之言也。
三代时人，自幼闻见莫非义理文章，学者易为力，今须自作。
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不尔皆为人之弊，卒无所发明，不得见圣人之奥。故学者先须变化气质，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
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阴阳鬼神莫不尽之矣。
仁不得义则不行，不得礼则不立，不得智则不知，不得信则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兹愈远。
学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颜子未至于圣人处，犹是心粗。
观书必总其言而求作者之意。
学者言不能识得尽，多相违戾，是为无天德，今颦眉以思，已失其心也。盖心本至神，如此则已将不神害其至神矣。
能乱吾所守脱文。
有言经义须人人说得别，此不然。天下义理只容有一个是，无两个是。
且滋养其明，明则求经义将自见矣。又不可徒养，有观他前言往行便畜得己德，若要成德，须是速行之。
当自立说以明性，不可以遗言附会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达”及“所性”“四体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义精，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但通贯得大原后，书亦易记。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
学者潜心略有所得，即且志之纸笔，以其易忘，失其良心。若所得是，充大之以养其心，立数千题，旋注释，常改之，改得一字即是进得一字。始作文字，须当多其词以包罗意思。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绊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数次，己亦了此文义，二益也；对之必正衣冠，尊瞻视，三益也；尝以因己而坏人之才为之忧，则不敢惰，四益也。
有急求义理复不得，于闲暇有时得。盖意乐则易见，急而不乐则失之矣。盖所以求义理，莫非天地、礼乐、鬼神至大之事，心不弘则无由得见。
语道不简易，盖心未简易，须实有是德，则言自归约。盖趣向自是居简，久则至于简也。
闻之知之，得之有之。
孔子适周，诚有访乐于苌弘，问礼于老聃。老聃未必是今老子，觐老子薄礼，恐非其人，然不害为两老子，犹左丘明别有作传者也。
家语国语虽于古事有所证明，然皆乱世之事，不可以证先王之法。
观书且勿观史，学理会急处，亦无暇观也。然观史又胜于游，山水林石之趣，始似可爱，终无益，不如游心经籍义理之间。
心解则求义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万物纷错于前，不足为害，若目昏者，虽枯木朽株皆足为梗。
观书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则都不见，须是大体上求之。言则指也，指则所视者远矣。若只泥文而不求大体则失之，是小儿视指之类也。常引小儿以手指物示之，而不能求物以视焉，只视于手，及无物则加怒耳。
博大之心未明，观书见一言大，一言小，不从博大中来，皆未识尽。既闻中道，不易处且休，会归诸经义。己未能尽天下之理，如何尽天下之言！闻一句语则起一重心，所以处得心烦，此是心小则百物皆病也。今既闻师言此理是不易，虽掩卷守吾此心可矣。凡经义不过取证明而已，故虽有不识字者，何害为善！易曰“一致而百虑”，既得一致之理，虽不百虑亦何妨！既得此心，复因狂乱而失之，譬诸亡羊者，挟策读书与饮酒博塞，其亡羊则一也，可不鉴！
人之迷经者，盖己所守未明，故常为语言可以移动。己守既定，虽孔孟之言有纷错，亦须不思而改之，复锄去其繁，使词简而意备。
经籍亦须记得，虽有舜禹之智，金而不言，不如聋盲之指麾。故记得便说得，说得便行得，故始学亦不可无诵记。
某观中庸义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已长得一格。六经循环，年欲一观。观书以静为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人岂能长静，须以制其乱。
发源端本处既不误，则义可以自求。
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诗书无舛杂。礼虽杂出诸儒，亦若无害义处，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礼记则是诸儒杂记，至如礼文不可不信，己之言礼未必胜如诸儒。如有前后所出不同且阙之，记有疑议亦且阙之，就有道而正焉。
尝谓文字若史书历过，见得无可取则可放下，如此则一日之力可以了六七卷书。又学史不为为人，对人耻有所不知，意只在相胜。医书虽圣人存此，亦不须大段学，不会亦不甚害事，会得不过惠及骨肉间，延得顷刻之生，决无长生之理，若穷理尽性则自会得。如文集文选之类，看得数篇无所取，便可放下，如道藏释典，不看亦无害。既如此则无可得看，唯是有义理也。故唯六经则须着循环，能使画夜不息，理会得六七年，则自无可得看。若义理则尽无穷，待自家长得一格则又见得别。
语道断自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虽文字不能传，然义理不灭，则须有此言语，不到得绝。
由学者至颜子一节，由颜子至仲尼一节，是至难进也。二节犹二关，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诗礼不得。孔子谓学诗学礼，以言以立，不止谓学者，圣人既到后，直知须要此不可阙。不学诗直是无可道，除是穿凿任己知。诗、礼、易、春秋、书，六经直是少一不得。
大凡说义理，命字为难，看形器处尚易，至要妙处本自博，以语言复小却义理，差之毫，缪以千里。
从此学者，苟非将大有为，必有所甚不得已也。